2015 年 7 月,年轻女性爱丽丝・菲格雷多在伦敦东北伦敦精神健康信托基金(NELFT)运营的古德梅斯医院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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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此前 18 次试图用塑料或垃圾袋自残,多数袋子取自同一公共卫生间,第 19 次尝试时结束生命。
仅四个月后的 2015 年 11 月,该院赫普沃斯病房另一名年轻女性,以惊人相似的方式用垃圾袋试图自残,虽幸存却暴露机构未吸取教训的严重问题,后续调查更揭露出管理、记录等多重漏洞。
相似悲剧重演
爱丽丝离世后,其母亲简・菲格雷多曾指出 “垃圾袋本应被移除却未被处理”,可 2015 年 11 月的事件证明,这一隐患仍未消除。
据提交至内部调查组的邮件显示,这名幸存患者与爱丽丝 “在症状表现、年龄区间和背景方面的相似度令人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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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常识来看,精神健康机构本应在发生严重事故后,第一时间排查并清除同类风险物品。
垃圾袋作为爱丽丝自残的关键工具,却在四个月里仍能被其他患者获取,这并非简单的疏忽,而是对患者安全的漠视。
这种 “出事不整改” 的态度,让本应是 “安全港湾” 的医院,变成了持续制造风险的场所,后续患者的自残,本质上是机构失职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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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讽刺的是,NELFT 在事后声明 “已移除所有垃圾袋”,可这种 “亡羊补牢” 来得太晚,且未能解释为何在爱丽丝死后四个月才采取行动。
对患者而言,安全保障需要的是 “防患于未然”,而非悲剧重演后的被动补救。
记录漏洞
古德梅斯医院使用英国国民保健服务体系的 Datix 风险管理系统,目的是记录事件以识别风险和行为模式,但实际执行却形同虚设。
调查显示,爱丽丝住院期间,共有 81 起符合 Datix 上报标准的事件或未遂事件,系统中仅记录 14 起,占比仅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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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11 月幸存患者涉及的 45 起自残事件中,27 起未被记录,包括用垃圾袋自残的行为。
这些漏报并非偶然,而是病房普遍存在记录缺失的缩影。
对精神健康机构来说,准确记录患者的异常行为和风险事件,是评估患者状况、调整护理方案的基础。
81 起事件只记 14 起,意味着大部分风险被 “隐藏”,医护人员无法掌握患者真实情况,自然无法制定有效的安全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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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爱丽丝多次自残的记录不全,可能导致医护人员对其风险等级判断不足,未能及时加强监护。
这种 “记录缩水” 背后,或许是人员短缺导致的敷衍,也可能是为了掩盖管理问题,但最终代价都由患者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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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风险管理系统失去作用,患者的安全就失去了重要屏障,类似自残的事件反复发生,也就不足为奇。
人员困境
除了管理和记录问题,人员配置的缺陷也加剧了患者的安全风险。
调查指出,古德梅斯医院收治的多是病情危重患者,却长期面临人员短缺,尤其是护士岗位缺口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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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严重的是,指派给爱丽丝一对一看护的辅助人员,100% 为临时员工,同时,病房经理与精神科顾问医生关系紧张,进一步影响护理效率。
临时员工虽能填补人员缺口,却缺乏对患者病情的深入了解和长期负责的意识。
一对一看护本是为了密切关注高风险患者,可临时人员可能不熟悉爱丽丝的自残习惯、情绪触发点,难以在关键时刻及时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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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医护之间的关系紧张,会导致信息沟通不畅,比如医生制定的监护方案,可能因与病房经理不合而无法有效执行,形成 “各管一摊” 的混乱局面。
前员工马克・纽的经历也印证了人员问题的长期性。
他在 NELFT 任职 15 年,后期因情况恶化辞职,提到 “强制性的医疗和护理管理评估未能持续执行”,部分患者 “在危机中苦苦挣扎数周甚至数月”,反馈问题也未获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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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长期的人员困境,让护理质量不断下滑,患者的安全保障自然无从谈起。
十年顽疾
爱丽丝的悲剧并非孤立事件,而是 NELFT 十年间诸多问题的一个缩影。
英国媒体采访发现,自 2015 年爱丽丝去世后,十年来前患者、家属及前员工持续反映该机构存在管理不善、记录保存差、风险评估不到位、人员短缺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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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尸官也多次提出批评,最近一次是 2025 年 5 月,因一名 37 岁男性在 NELFT 社区团队照护期间死亡,再次指向记录、风险评估等老问题。
更令人失望的是,NELFT 的整改承诺多停留在口头。
比如爱丽丝死后承诺 “从每起事件中吸取教训”,却在四个月后再现相似自残,面对人员短缺问题,虽表示 “在招聘和留任方面投入大量资源”,但前员工和患者仍能感受到服务质量的下滑。
这种 “承诺多、行动少” 的态度,让公众对机构的信任逐渐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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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健康慈善机构的布莱恩・道说得透彻:“本应吸取教训,不应期待在短短数周后看到相同风险和危险重演。”
十年间问题反复出现,说明机构缺乏彻底改革的决心,更没有建立起 “从错误中学习” 的透明文化,当整改变成 “走过场”,类似爱丽丝的悲剧就可能不断循环。
结语
2015 年爱丽丝・菲格雷多在古德梅斯医院的离世,以及后续相似自残事件的发生,揭开了伦敦精神健康机构管理的疮疤。
从未被移除的垃圾袋、形同虚设的记录系统,到人员短缺、医护矛盾,每一个问题都指向机构对患者安全的漠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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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间批评不断,整改承诺却难见实效,让精神健康服务本应有的 “安全感” 荡然无存。
对 NELFT 而言,当前的判决和调查不应只是终点,而应是彻底改革的起点,不仅要移除风险物品、完善记录,更要解决人员短缺的根本问题,建立透明的问责机制。
对整个英国精神健康领域来说,爱丽丝的悲剧也是一个警示:唯有将患者安全放在首位,正视并解决长期存在的顽疾,才能避免更多悲剧重演。
简・菲格雷多的诉求 “为社会中最脆弱群体提供安全、富有同情心且审慎的护理”,理应成为所有精神健康机构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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