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手记｜通过严复“群学”探寻现代中国社会学的诞生之路

陈云龙

通过严复“群学”探寻现代中国社会学的诞生之路

作者 |陈云龙

作者单位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原文 |

我曾在2023年的一篇作者手记中指出：“一篇论文如果只呈现最终结果而不交代成文过程恐怕是有缺憾的”。某种意义上，呈现生产过程比最终结果更为重要，因为它既体现一篇论文的完善过程，也包含作者思考的成熟过程，既有助于展现作者曲折的心路和理路，也有助于读者理解文章的主题和观点。在此，特别感谢《社会学研究》编辑部提供这个交流平台与分享机会，允许我们在《民群、民德与礼治：严复“群学”的社会学内涵及其展开》一文刊发之余再说一些“题外话”。

一、独自求索的漫漫长路

为什么我们会啃严复的“群学”思想这块硬骨头？此事说来话长，还得从头说起。话分两边，先说第一作者杨玲老师的情况。她从硕士开始就对民国社会学兴趣浓厚，希望通过挖掘和梳理中国社会学的早期流派与学术传统（尤其是社区学派）来探寻现代中国社会学的早期脉络。期间培养的本土化的学术意识与研究立场，不断激发她向中国社会学的历史与理论的更深处摸索。于是，她在博士阶段将目光伸向现代中国社会学的孕育阶段——清末民初，并在认真对比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人的“群学/社会学”思想之后毅然将严复作为主攻方向。她痛下苦功，通过对大量的一手文本和研究成果的阅读和思考，在三年内顺利完成博士论文《“合群弘道”：严复社会思想研究》。毕业以后，她不满足于博士阶段的研究水平，在博士后阶段以及出站后进入西南政法大学工作期间继续深耕严复的“群学”思想，迄今已坚持了十余年。

再说说我自己。我在大学时代从现代西方社会学入门，在硕士阶段开始反思西方理论对中国社会的解释局限，转而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心理）学的本土化/中国化”产生浓厚兴趣，之后将这种阅读和思考延伸到民国时期，希望从知识社会学角度认识中西社会学发展脉络与各自的思想文化传统之间的关联。进入博士阶段以后，我尤其希望深挖现代中国社会学与以“儒家”为核心的中国古典思想传统的关系。当我的思考从先秦原儒经由两汉经学、宋明理学和清代实学延伸到清末民初的儒家思想与现代中国社会学的关系时，我同样将关注点落在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章太炎、刘师培等人的“群学/社会学”之上。并且，在面对当时中国的思想与社会境况时，我遭遇了理解现代中国社会学发端的双重线索：一是古今关系；二是中西关系。两条线索汇流一处，使这个问题变得异常复杂，而“群学/社会学”思潮正处于这种中西古今的学术争论的中心地带。

二、步步深入的交流合作

一开始，严复只是我涉猎的众多晚清民国思想家中的一位，甚至因其著述较少、译著众多而没有成为我阅读和思考的重点。直到与当时还在展开博士后研究的杨玲老师进行几次深入交流之后，我才对严复在现代中国社会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和意义进行了重新审视。我们商讨后认为，相比同时代其他中国思想家倡导的“群学强国”或“群学救国”主张，严复的“群学”思想虽然散布于各类著译文本之中，但是最具中西古今的互释性和交融性，也最具现代社会学的学理性和自觉性。他一方面通过现代西学特别是社会学反观传统中国的“群”观，另一方面通过以儒家为核心的传统中学译释现代西方社会学。这种学术努力既成为现代中国“群学/社会学”诞生的重要标志，也成为严复回应当时中国内忧外患的现实危机的理论来源。至此，我们将严复视为现代中国社会学诞生过程中的一位核心思想家，并希望从社会学角度深入探索他那包罗万象的“群学”思想世界，并尝试完成进一步的理论化工作。

这样，我们虽然打开了一扇沟通传统中国的“群”观与现代西方社会学的学术大门，但是在一手材料、既有研究和学科归属三个方面也面临前所未有的学术挑战。

在一手材料方面，面对严复的译著、序跋、按语、政论、时评、书信、讲义和书评等，我们既要克服中西方的语言、社会、历史、文化和思想差异造成的阅读障碍，也要排除严复独特的语言与翻译风格以及庞杂的知识背景带来的理解困难（他一直在古今、中西、文白、著译的交错之间建构自己的“群学”思想）。这方面杨玲老师已有不少积累，也为我系统了解严复的著译和生平提供了不少帮助，而我更多是凭个人兴趣阅读，要补的课较多，好在之前对中西方思想史都有所了解，阅读起来不算太难。即便如此，我们的进展依然十分缓慢，经常相互抱怨严复的东西“不是人读的”“看得都想吐”，甚至有时连睡觉都梦到严复。这样的苦读和思考一直持续至今。并且，我们将田野调查的理念与方法注入这个阅读过程，因为对一手资料的理解深度决定了后续的理论思考高度。

在既有研究方面，杨玲老师此前做过大量的文献梳理工作，我起初认为这块把握起来应该相对容易，只需要查漏补缺即可。但是，随着我们对严复“群学/社会学”的相关研究的搜罗和理解日渐增多之后发现，哲学、伦理学、思想史/历史学，甚至政治学、经济学、翻译学、法学、教育学等学科在这个议题上的讨论颇为繁荣且接连不断，而社会学的研究却要单薄很多。并且，相比改革开放前期的老一辈学者的著述，“80后”“90后”的年轻学者的成果更是寥寥无几。为了在茫茫的文献之海中聚焦自身的研究方向，特别是坚持从社会学角度明确有关严复“群学”的问题意识、研究内容与思路框架，我们对社会学和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不断进行梳理分类与归纳总结，希望从中找出更多学科之间的研究共识。

在学科归属方面，既有的文献工作让我们体味到每个学科眼中的严复“群学”思想图像都不太一样，而我们最希望明确社会学家眼中的严复“群学”的内涵脉络，及其与中学传统尤其是儒家“群”观、西学传统尤其是斯宾塞“社会学”以及民国时期逐步学科化和专门化之后的现代中国社会学的关系。我们认为，严复的“群学”既是汇通中西之学促成现代中国社会学诞生的一个思想高地，也是促使古典“群学”或古典“群”观迈向现代“群学”或现代社会学的一个重要标志。因此，我们在众多的一手资料和既有研究基础上不断对严复“群学”中包含的多重思想线索进行整理和辨析，重点挖掘并提炼出其中的现代社会学内涵，以此对接民国以后的中国社会学早期发展史。

在长期深入的交流合作中，我们不断克服上述三方面的学术困难，逐渐形成自己的学科立场、问题意识、研究内容和思路框架。因为当时我忙于博士论文的撰写、修改和答辩，本文的最早雏形《新民德与旧礼俗：严复“群学”的思想内涵及其嬗变》由杨玲老师于2021年初撰写完成。同年3月我完成答辩后迅速加入研究工作，仔细阅读后这个初稿后认为其中的思想史味道较为浓厚而社会学立场不够突出。几经商讨之后，我进行了一次大规模改写，在文献回顾中保留思想史的梳理的同时加入更多社会学的述评，并引入“个人与社会及其互动关系”的研究立场对严复“群学”的社会学内涵展开更多讨论，并在结尾处进行一些理论化的总结提升，同时从社会学角度回应思想史中的相关争论，使论文的思想史色彩相对弱化、社会学味道有所提升。随后，我们对文字细节和格式规范进行简单修改之后，在6月初投给中国社会学2021年学术年会的社会思想史论坛。在此次论坛上，我们既收获了很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也意外获得了年会优秀论文“一等奖”。这既增加了我们的学术信心，也提高了我们的修改要求。之后的两年多时间里，我们既发挥各自所长，一轮一轮推进相关文献资料的搜索阅读以及框架内容的修改工作，也不断求教其他学识渊博的师友，从他们那里吸收更多的建议和看法，尽可能理清严复“群学”思想中蕴含的社会学内涵脉络。

三、破茧成蝶的修改之路

在修改过程中，我们记不清又讨论和打磨了多少遍，才有勇气在2023年底将30000多字的论文投给《社会学研究》杂志，希望能够争取到一次宝贵的审稿机会。投稿一个多月之后我们就收到编辑部的第一次审稿意见，要求按照几个大方向进行修改，以增强社会学的学科意识并聚焦研究问题和论证内容，然后压缩篇幅、提交再审。每条意见都很关键，涉及整个论文的问题、思路和框架的调整。于是，我们又花了三个月认真地阅读、思考和修改，在增强社会学分析的同时依然保留了思想史的讨论，并将全文精简到27000字左右。当然，论文在思想史和社会学分析之间的双重定位也招致后来一位评审专家的学术挑战。

我们在修改完毕提交二审之后经历了漫长的等待，直到约半年后收到两份专业且厚重的评审意见。当时我们“百感交集”，既感受到审稿人的深厚学术功底和对本文的透彻把握，也意识到他们的评审不易，为本文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既感受到巨大的修改压力，也燃起了一丝小小的兴奋，因为这些意见让本文有了更多的思考和提升空间。之后，我们没有仓促修改，而是认真商量并拟定了一个修改计划，然后用五个多月的时间完成从文献拓展、原文阅读到思考讨论、落实修改再到校对文字、撰写回应的所有步骤。这也是我们对编辑部和审稿人的一种朴素致敬。

根据其中一位审稿人的意见，我们在掌握大量中文文献基础上继续搜罗和补充英文、日文等外文文献，进一步澄清严复“群学”中涉及的“民”“群”等核心概念，同时强化讨论其中的道德社会学内涵，还深入分析严复晚期阶段着重关注的传统伦理与礼俗及其与中西之学的关系。这些方面都是原文的薄弱之处。相比之下，另一位评审人的意见更为棘手，尤其击中本文的几大痛点。首先，他认为严复的“群学”含义宽泛，更应该在思想史而非社会学领域展开讨论，而我们希望将思想史领域对“群学”的宽泛讨论聚焦到社会学领域进行专门思考，因此又花大力气一步步剥离并澄清严复“群学”思想中的社会学内涵脉络，并强调这对于理解现代中国社会学诞生和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重要意义，以此进一步弱化本文的思想史色彩、凸显其社会学定位。其次，他认为我们从“个人与社会及其互动关系”角度展开对严复“群学”的社会学内涵分析，并没有超越其他学科尤其是思想史领域从“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层面展开的考量。这促使我们从更深的学理角度去澄清本文的问题意识和研究内容，即强调此文表面在于探讨“国家”“社会”与“个人”的关系，而根本在于讨论“礼法”“礼俗”与“民德”的关系，由此凸显严复“群学”的“道德社会学”内核。再次，他认为本文对严复“群学”的社会学内涵在其人生的前期和后期的具体展开及其涉及的前后转变问题的讨论也没有超越思想史领域的既有研究。为此，我们又从社会学角度对其中包含的“变”与“不变”的两条线索进行更深入的辨析，进一步呈现其中问题的复杂性。此外，他也提请我们对“中西互鉴”“礼俗”等关键概念进行必要说明，并且加强严复的原文和我们的论析之间的协调性，同时指出文章的语言表达和行文逻辑上存在的一些具体问题。我们对这些看似细小却十分关键的问题也做了认真修改。

经过此轮大改，我们完成一种从思想史到社会学分析的彻底转型，真正将严复“群学”的社会学内涵脉络从思想史的既有讨论中凸显出来，并且将论文题目调整为《新民德与旧礼俗：严复“群学”的社会学内涵及其嬗变》。不过，大幅增加的修订内容也让文章回到投稿时30000多字的体量，显得颇为臃肿。我们将此次修改稿传回编辑部，一个月左右又迎来新一轮的修改意见。此次意见是编辑部结合外审专家意见之后集体讨论的结果。责任编辑何钧力老师晚间来电逐一解释每条修改意见并遵循我的看法，最后针对此文提出一个社会学的专业“瘦身”计划。在有限时间内，我和杨玲老师在综合考虑各方面的意见基础上，尽力对论文进行全方位、精细化的修订和删改，既调整了全文的大小标题和文字表述，又将字数压缩到24000字左右，尤其是将思想史领域有关严复在早期和晚期之间的思想转变的既有争论转换为对贯穿严复终生的两条具体“群学”思想线索的深度社会学分析，使得全文的问题更加清晰、论证更加有力、内容更加轻盈、结论更加精炼，最终以《民群、民德与礼治：严复“群学”的社会学内涵及其展开》为题再度提交编辑部。

大约一段时间之后，何老师再次来电，介绍了编辑部对此文修改情况的意见，进一步提出几点有待完善之处。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进一步明确散布全文的社会学方法论立场，并将其置于文中的恰当位置。为此，对“民群互构”“以译代著”“会通中西”三者结合的社会学方法论立场的概括说明也成为本文后期修改中的画龙点睛之笔。另一个重要问题是我们在文末将严复的“群学”与同时代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的道德社会学进行简要比较，以此深化对严复“群学”的道德社会学内涵的理论解释，同时指明严复的学术贡献与社会关怀。至此本文也完成一个“破茧成蝶”的升华过程。此时是2025年7月下旬，距离当初投稿已经过去19个月。

四、面向未来的学术展望

在随即而来的8月酷暑中，论文进入紧张的校稿阶段。在数轮校对过程中，编辑部特别是何老师付出了巨大心血，对本文的字句、格式和规范提出很多精细的修订意见，对文中一些表述也是几度斟酌，只为让文意更精准贴切。我们在全力配合的同时强烈感受到编辑部对论文精益求精的学术追求。因此，与其说此文是杨玲老师与我通力合作的产物，不如说是我们与编辑部（也包括外审专家和诸位师友）共同努力的结果。在此，忠心感谢编辑部对我们漫长的修改过程的理解和宽容，也感谢编辑部对寂寂无名的年轻作者的支持和鼓励，能够让我们将这篇文章慢慢修改成熟，最终有机会和大家正式见面。

在这个量化考核漫天飞舞的时代，年轻学者大都在为自己的短期KPI奔忙，希望通过把握前沿议题产出更多学术成果，尽快在竞争激烈的学术界站稳脚跟。相比之下，我们选择这样一条既艰辛又低产的基础研究道路显得“很不明智”，甚至有些“格格不入”。但是，当大家都在前沿研究的道路上“快跑”时，我们也应该深思在基础研究的道路上“慢走”的意义。本文对严复“群学”的社会学探索便属于这样一种“另类”尝试。在微观层面，我们深知学术（人生）之路漫漫，唯有筑牢根基才能思考深远，因此希望通过持续思索现代中国社会学的历史、理论与方法的基本问题，为更好地研究中国数智化转型时代的一些前沿问题提供更多学术积淀和方向指引。毕竟对社会学研究者来说，对过去的思考一直都不是自足的，而是基于当下且面向未来的。在宏观层面，这既关涉长久以来“社会学本土化/中国化”的学术争论，也触及近年来国家倡导的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核心问题，因此更需要被慎重对待。当然，本文究竟价值几何、问题几何，还需在未来岁月中接受八方读者的批评指正。

最后，我们希望这篇纲要性论文的正式发表并非一个研究终点，而是在新的时代背景和学术话语下接续前辈社会学家的严复研究的一个新开始。步履虽艰，心志愈坚。未来，我们还将在此一方向上展开更多具体探索。另外，我们希望通过此文呼唤更多社会学领域的学者方家参与深思这个经典议题，也希望此文对思想史等其他学科领域的严复研究在视角、理论与方法等方面有所提示，更希望不同学科能在此类学术议题上各展所长的同时取人之长、补己之短，真正实现跨学科的平等交流与合作互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