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冀中军区初期7个支队：3个司令员叛变，其余4人结局如何

1938年冀中军区组建时，7个独立支队的司令员手握兵权，却在短短几年间走出天差地别的路——3人叛变投敌，1人反复横跳，2人倒在抗日战场，最终仅1人熬到革命胜利。

第二支队司令员柴恩波，早年服役于北洋军，后返乡任保安队副总队长。抗战爆发后，伪县长夺权，他愤而抓获伪县长与日本顾问，投效吕正操，部队迅速扩至4000人。可他将队伍视作私产，排斥八路军政工干部，1939年被中统特务与国民党将领鹿钟麟引诱叛变，还杀害多名政工干部。此后他历任日伪治安队队长、国民党保安大队大队长，新中国成立后化名躲在山海关，1953年被认出，押回原籍枪决。

第三支队司令员赵玉昆，早年为匪，抗战时拉起队伍自封“华北抗日第七路军司令”，收编后不耐八路军严明纪律。1940年日军“扫荡”，他斗志尽失，率部投敌。为获信任，他泄露根据地机密，亲自带路“清剿”，直接导致《狼牙山五壮士》陷入绝境。日本投降后他投靠国民党，建国后烫脸改名躲在北京，却被铁路局工作的表叔认出，1950年被枪决。

第六支队司令员江东升，原是东北军53军排长，九一八后在河北组建北沙口36村保卫团。抗战全面爆发后，队伍被收编为河北游击军第13路军，1938年改编为冀中军区独立第六支队，麾下8000余人（多为地方武装，成分复杂）。听说组织要派政委，他不愿受约束，企图带部脱离，1939年被第三支队副司令员常德善追上逮捕，当场枪毙。

第一支队司令员朱占奎，早年任永清县保卫团团长、安次抗日游击队长，主动投效吕正操，历任军分区司令。1941年他被日军俘虏，1942年逃回，声称跳火车逃脱并反抗日寇，聂荣臻元帅在回忆录中表示“很怀疑，后来证明他的话不实”。组织将他带在身边观察，1943年随往延安调查无果。1945年他重回前线，1946年却被特务拉拢，任国民党十一战区少将视察专员——他出身地方武装，未经历长征锤炼，革命意志薄弱，又因审查苦闷，被封官许愿诱惑走错路。天津战役时，他再率部投回解放军，1951年被判无期徒刑，1975年特赦，后被平反为投诚人员，任河南省政协委员，晚年著文反思。

第五支队司令员魏大光，全面抗战前就参与爱国运动，因组织进步活动被捕，出狱后回河北霸县拉起抗日队伍。1938年任支队司令员，参与贺龙指挥的齐会战斗。1939年8月，他乘船赴会途中遇日军汽船，激战中牺牲，年仅28岁。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撰文哀悼，称他“为国家尽了大忠，为民族尽了大孝”。

第七支队（回民支队）司令员马本斋，早年就读东北军讲武堂，跟随张宗昌、刘珍年。1931年，因不满刘珍年奉命进攻苏区、放弃抗日，他脱离军队回乡。抗战爆发后，他在河北献县组建回民抗日义勇队，1938年编入冀中军区。他率队在冀中作战数百次，歼敌数千人，获毛主席“百战百胜的回民支队”赞誉。1944年1月，他奉命赴延安学习，动身前突发急性肺炎，2月在山东莘县病逝，未能见证胜利。

第四支队司令员高士一，是河北任丘大户子弟，排行老四，人称“高四爷”，不纨绔且人脉广，曾获荐任国民党河北省河务委员。抗战爆发后，他联合共产党员组建“人民自卫军第五路军”，不顾三哥扣押党员的反对，带部跟随八路军，历任120师独1旅旅长。解放战争时他负责后勤，任晋绥军区后勤部副部长，建国后任陕西省交通厅厅长、国务院参事，成为7人中唯一见证胜利的人。

7位司令员的结局，是革命年代“信仰选择”的缩影：坚守初心者，或成抗日英雄，或见胜利曙光；背叛信仰者，终将被历史唾弃、受法律严惩。这提醒我们，对信仰的忠诚永不过时，革命胜利正是无数坚守者用鲜血与初心换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