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25日清晨,珠江口的雾气尚未散尽,汕头港外锚地已排满运输船。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的参谋赶着清点码头仓储,司令员陈赓却一反常态,没有立刻过问战备,而是叫来警卫,“去博爱医院旧址,帮我找一个叫李的女护士。”一句话,让身边年轻军官听得满头雾水。许多人不知道,在陈赓心里,汕头除了战略价值,还有一段无法割舍的私人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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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拨回1927年8月24日,会昌城外。那天清晨,陈赓率一营突击,会心岭三座山头接连被攻下。午前,敌军四个团包围,援兵失约,弹药耗尽。下午一点,一串子弹撕开他的左腿,骨碎、血涌,他滚入草沟装死才逃过清缴。傍晚,叶挺反击成功,担架把他抬下山时,伤口已经发黑。一营官兵都以为营长这条腿保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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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汀福音医院收治了三百多名伤员,院里药品奇缺,麻醉剂几乎见底。傅连璋院长察看陈赓伤情后皱着眉,“烂肉必须剜净,不然败血症撑不过三天。”陈赓只回一句:“腿要保。”他咬着毛巾,硬生生挨过数次清创,刀剜人肉的声响刺耳,走廊尽头的学徒都被震得面色苍白。傅连璋感慨:“这小伙子命真硬。”可即便如此,南昌起义大军南撤的脚步没有为任何人停歇。陈赓船行贡水,身下木板被机枪打出窟窿,还是靠周士第反冲才得以脱险。
九月的潮州、汕头,气候闷热。博爱医院内,日本院长对起义军伤兵百般刁难,唯有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客家姑娘李护士,天天换药送粥。她见陈赓发着高烧,硬是从家里拿来草药敷腿。30日夜,起义军主力被迫撤出汕头,国民党部队进城搜捕。博爱医院先是收到密报,后院日籍院长便转身将伤兵名单交给敌军。危急关头,李护士把陈赓和副官卢冬生搬进杂物间,随后又藏进女厕。第二天,她托人借来小船,骗说“病危转院”,把陈赓送上往香港的客轮。甲板上,国民党宪兵盘问,“腿上枪伤怎么来的?”李护士抢答:“爆炸碎片。”简单一句,将追兵瞒过。船汽笛拉响,她才匆匆下舷梯,转身时只来得及点头示意。那抹白色护士服在晨雾里一晃,便再也没出现。
抵港之后,英国巡捕又起戒心。陈赓临机编出“潮州电报局职员跳楼摔伤”的故事,并准确说出电报局位置,才骗过盘查。可香港各医院畏惧政治风波不敢收治,连夜颠簸,他被抬进公共厕所歇脚,疼得额头冒汗,却还打趣想吃牛排。卢冬生东奔西跑,最终在一位工人帮助下购得前往上海的货舱票。几经辗转,陈赓才算躲过追捕,等到冬天,腿伤痊愈,他又拄拐回到队伍里。
往后二十二年风雨,陈赓的军职不断变化,战场也从湘赣到淮海,再到大西南。可每逢讨论养伤旧事,他总要提一句:“若不是汕头那个小李,我哪能再领兵?”傅连璋的恩情,他逢中秋必致信;李护士的名字,却像被潮汕海风卷走,无处可寻。1931年红军长征前夕,他派人打听过一次;抗战爆发时,又托广东地下党留意;直至1945年抗战胜利,依旧杳无音讯。
汕头解放那天,他终于有了机会亲自寻找。情报处跑遍老城区,翻看医院档案,得到的却是“1930年日院长离华,院方改名汕头仁济医院;护理原籍大多散落民间,人员登记早已遗失”。有人推测李姓姑娘或随难民南下东南亚,也有人说她在“清共”行动里被捕。陈赓听完沉默良久,挥手示意再查。一周过去,仍无结果,他叹口气,没有责备任何人,只低声道:“她救过我命,能活,就要谢谢;若牺牲,也得知道她姓甚名谁,埋在哪里。”
重庆军调处时期的老友刘亚楼获悉此事,半开玩笑地劝:“老陈,你若当年把她带上山,说不定早成妇女部长。”陈赓苦笑,“我那时自身难保,怎敢拖累她?”一句话,道尽革命岁月的艰险与无奈。1949年底,第四兵团改编入军委培训部准备进西南,陈赓把“继续寻找李护士”写进工作备忘。此后数年,他在西南军区主持院校建设,每逢部队来函提到广东,总要加一句:“顺带查查汕头李姑娘的下落。”
1961年3月,病榻上的陈赓已是大将军衔,他握着夫人手仍旧嘱托,“中秋向傅连璋问安,也别忘了李护士。”话音不重,却放在家人心里格外沉。遗憾的是,直到他离世,这份牵挂仍无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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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赓始终认为,军人荣誉不只靠战功堆砌,还包含对普通人的感激。22年前,一个年轻护士冒险护送,换来的是他此后整个军事生涯。寻找李护士,既是感谢,也是告慰。档案里可能查不到她的名字,但在救护室里留下的剪影、在潮汕口音的短促关切里,那一刻闪现的人性光亮,已经足够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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