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孤独”的大使，唯一的伙伴是条狗，挖野菜吃是改善生活

1990年的某个午后，一名中国大使站在南太平洋的烈日下，抬头看着一面刚刚升起的五星红旗，那是他亲手砌起的旗台、亲手挂起的国旗。

在这座偏远小国，三年间他孤身一人撑起了中国外交的门面。

他不是被困荒岛的鲁滨逊，却过着更加隐忍和坚韧的生活。

他是吴钟华，中国驻基里巴斯的首任大使，这段宛如“外交界野人”般的岁月，在很多人眼里是极限挑战，但在他心中，却是对祖国无声的告白。

没有聚光灯，没有鲜花掌声，有的只是一条狗、一口雨水和一片贫瘠的土地……

可就是在这片土地上，他撑起了一面国旗，立下了一段传奇。

外交梦

1939年，冀中平原的风吹进了吴家那间简陋却温暖的土房。

一个婴儿呱呱坠地，他的父母给他取名“钟华”，钟情中华，寄望他日后能为国效力，为家争光。

在那个饱受战乱与贫穷摧残的年代，孩子的出生成了家族里难得的喜讯。

吴钟华的童年，没有太多玩耍的时光。

他在村口的小学教室里，跟着老师念“忠诚、担当、为国为民”的字句，那些早早印在课本上的理念，在他年幼的心中落下了根。

有一年冬天，学校发了一篇讲解周恩来总理外事工作的文章，讲到周总理如何在日内瓦会议上据理力争、维护国家尊严，吴钟华听得目不转睛。

“外交官”三个字，在他心里生了根。

中学时期的吴钟华，已经是班里公认的“那个最能吃苦的人”。

别的孩子下课后去打球、逗闹，他却拎着一本厚厚的《世界通史》，坐在操场的边缘自习。

或者在图书角默默抄写英文单词和国际政治理论。

老师曾经问过他：“你每天这么拼，是想考哪所大学？”

他没有迟疑，“南开”又顿了顿，补上一句，“我要当外交官。”

终于，凭借着优异的成绩与不屈的毅力，吴钟华顺利考入了南开大学国际外文系。

南开校园里的梧桐树见证了他青涩又倔强的身影。

他不是最聪明的学生，却一定是最刻苦的那个。

他总是坐在图书馆角落，用破旧的录音机听着BBC电台，一句一句地练习口语，偶尔因为发音不准而急得重听数十遍。

大学毕业后，他如愿进入外交部，从一名基层事务助理做起。

别人可能会因为工作琐碎而抱怨，他却甘之如饴。

当时的外交环境远不像今天这般坦途，中国在国际上的处境仍然困难重重。

很多时候，吴钟华要面对的，是不被尊重的眼神、不公平的协商条件，甚至还有外方代表刻意刁难。

但吴钟华没有动怒，也没有回避，而是用一口流利、沉稳的英语，逐条驳斥对方观点，不卑不亢、字字有理。

事后，这名外方代表竟主动递上名片，称“非常敬佩你的立场与风度”。

正是这样日复一日的积累，才让他从一个普通助理，成长为外交部资深官员，成为可以独当一面的人才。

多年后，当他被国家派往基里巴斯，执行最艰难的建馆任务时，没人觉得意外。

如果有谁能在那样的环境下不辱使命，吴钟华，一定是其中之一。

孤岛挑重任

1989年，南太平洋的一处偏远岛屿上，阳光炽热，海风猎猎，正是这个被世人遗忘的小国——基里巴斯，迎来了它历史上第一位中国驻地大使。

而这位大使，便是吴钟华。

这一次的任务，却并非在灯光璀璨的会场，也不是在热闹非凡的首都，而是在一个几乎“没有外交环境”的地方，白手起家，筹建一座属于中国的大使馆。

没有团队、没有预算、没有完善的支持系统，只有一个人。

那一年，基里巴斯刚摆脱殖民历史不久，仍是一个处处透着落后的国家。

首都塔拉瓦只有零星几栋平房，基础设施简陋，通讯几乎靠写信传递。

当地的经济主要靠捕鱼维持，物资紧缺，连蔬菜都是稀罕品，雨水则是饮用水的主要来源。

基里巴斯的国际地位更谈不上分量，而台湾方面正打着“金元外交”的算盘，意图通过金钱拉拢这个贫困岛国建立外交关系。

外交之争悄然拉开帷幕。

为了守住国家尊严和一中原则，中国决定正式设馆，以实际行动抗衡渗透。

在诸多候选人中，吴钟华被选中出使，这是一次不容失败的任务，这不是出差，这是一场战斗。

战斗的第一步，就是选址。

基里巴斯没有所谓的“使馆区”，只有零散的民房与政府办公地。

他每天奔走于当地政府机构之间，穿着西装却站在泥地里与官员交流。

他用尽浑身解数，终于在塔拉瓦的中心区域租下了几间年久失修的平房。

吴钟华没请装修工，自己动手打扫、刷墙、修补。

他将从国内带来的日历、毛主席像、国旗、小摆件一一布置，让这间“茅屋”有了一点中国的影子。

随后，便是布置工作环境——他亲自测量院落，设计围栏和大门，用木棍搭框，用绳索标记。

他还得采购办公家具、通讯设备、保险箱、厨房用具，甚至包括购买车辆运输物资。

开馆仪式的时间越来越近，吴钟华却始终分身乏术，他用最快的速度完成布置，还亲手写下请柬，逐一送至各级官员与总统夫妇手中。

终于，仪式那天阳光明媚，官员们纷纷前来，面带好奇地走进这座由“中国人独自一人建成的大使馆”。

吴钟华穿戴整齐，迎接每一位来宾。

他用一口清晰的英语介绍布置、讲解馆务、表达友好。

在随后的宴席上，他拿出从国内带来的罐头与白酒招待宾客。

这些普通的物资在当地却成了稀世珍馐，甚至总统夫妇临走前还特地带走几瓶。

可命运并没有因为他一人的努力而格外怜惜他。

就在大使馆刚刚运转的几天后，一则突发警报打破了初始的平静，基里巴斯方面发现，大使馆所建之地，地下埋藏有一枚尚未引爆的二战遗留炸弹！

据说，那是美日争夺此岛期间投下的炸弹，数十年被泥沙掩盖，偶然被施工人员发现。

消息传来，当地警方第一时间封锁现场，紧急撤离。

吴钟华当时正在办公室处理文书，那一刻，他不是担忧自己的安危，而是回头一遍遍确认文件、设备、保险箱是否安然无恙。

他无奈收拾好物品，带着几名愿意协助的百姓，一起转移到新的地址。

他重新清理、布置、搭建，甚至将之前布好的所有陈设逐一复原。

当地人见他如此辛苦，许多人主动前来帮忙，有人送来木板，有人借来铁锤，有人甚至说：“这是我们也该帮的事。”

这一次的重建没有盛大的仪式，也没有来宾的掌声，却比第一次更加坚固和温暖。

野菜雨水和狗

基里巴斯在外人眼里是海天一色的度假胜地，可在吴钟华眼里，这里更像是与世界隔绝的边陲孤岛。

这里没有淡水资源可言。

当地人依赖雨水维生，每户人家都在屋顶装了简易的接水器具，雨下得急时赶紧收集，存放进水缸，再用粗布过滤几遍，就成了平日里的生活用水。

吴钟华也仿照这种方式，将一块帆布架在屋顶，接住每一次雨水。

他用一个铁皮桶接水，再用洗干净的旧衣服充当滤布，每次滤完还要静置数日，等待泥沙沉淀，再小心翼翼地舀出清水。

再说吃饭，这个在他当外交官之前再普通不过的日常，也在基里巴斯变得艰难重重。

基里巴斯人以捕鱼为生，餐桌上常年只有海鲜。

吴钟华是北方人，胃口对鱼虾素来无甚好感。

刚开始几天，他硬着头皮吞咽那腥味扑鼻的食物，胃里翻腾不止，最后一次性呕吐干净，他才意识到，“必须另寻出路”。

岛上无农田，无蔬菜供应，每两个月才有一艘从澳大利亚来的补给船，但物资奇缺，船一靠岸便被抢购一空。

于是，他开始四处寻找野菜。

一开始，他并不认识岛上的野生植物，常常是蹲在地上研究良久，再问当地人这草是否能吃。

有种草长在海边，叶片厚实，咬在嘴里竟有些清甜，他便格外珍惜这种“海边小菜”。

更苦的日子，是连这些也没得吃的时候。

他把原本只用来招待宾客的罐头翻出来，一点点分配，一天吃半罐，用稀饭兑开。

至于精神上的孤独，更是一种漫长的消磨。

大使馆里只有他一个人，整栋房子静得能听到蚂蚁爬动的声音。

白天还能靠工作排遣，夜晚尤其难熬。

岛上没有电视、没有网络，甚至连广播信号都微弱，唯一的娱乐是他从国内带来的几本旧书和几盘录音带。

也正是在这样的孤独中，他收养了一条流浪狗。

从此，大使馆不再完全寂寞。

每天早晨，吴钟华醒来第一件事就是给阿黄喂水，傍晚散步时也带着它。

夜里他伏案写材料时，阿黄就卧在他脚边打盹。

他有时也和它说话，虽然对方听不懂，但“有人回应”的感觉，已经足够。

漫长的三年，他靠着雨水、野菜和一条狗坚持了下来。

而心中更坚定的方向，是国家。

其实在这里，他还有一些必须要做的坚持。

那是大使馆迁址重建完成后的一个清晨，吴钟华独自一人站在院子中央，那是一块他亲手清理出来的空地。

三个月来，他几乎每天下午都在这里拌水泥、砌台阶、打地基。

没有施工队，没有工人，只有他和一副手套，以及来自祖国的一个信念，“哪怕是荒岛，也要升起国旗。”

那一天，他穿上那套早已洗得发白的西装，胸口别着国徽，站得笔直。

没有音乐，没有军礼，没有仪仗队，只有他一人站在台下，挺胸抬头。

他自己唱起了国歌，他高唱着“前进！前进！前进进！”

红旗在海风中缓缓升起，泪水悄然滑落，不带声响，却重如千钧。

他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叫“外交不是光鲜的舞台，而是一场场孤军奋战的坚持”。

在那个遥远的岛国，他早就成了那一面旗帜下最动人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