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0月初,太行山深处的平山县里庄村被秋风染得金黄。院子中央,一位头发花白却精神矍铄的老人端坐条凳,周围站着几十名解放区干部和乡亲。忽然,毛主席走进院门,先是俯身整了整衣襟,然后向老人深深鞠了一躬。人群屏住呼吸,随后爆发出掌声。老人叫黄友梅,人称夏娘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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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躬不仅是对一位耄耋者的祝福,更是一份迟来的褒奖。夏娘娘八十寿辰的聚会很短,但这短短半小时背后是三十年隐蔽战线的岁月。毛主席握着她的手说:“娘娘,高寿之喜,更难得的是坚守。”一句话把众人的记忆瞬间拉回危险丛生的20年代。
故事要从1910年代说起。夏娘娘出生在常州落魄士绅家庭,幼时识字,成年后随夫赴汉口。丈夫早逝,婆家嫌她无子,把她与女儿夏之栩逐出家门。穷困、流离、冷眼,她都尝过。为了供女儿上学,她在汉口做洗衣和缝补,攒下第一笔学费时仅够半期,但她仍让孩子报名湖北省立女子师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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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前后,新思潮涌动。师范校内的刘子通、陈潭秋常用“课后谈”方式传播革命理念,夏之栩成为最早的听众之一。女儿的变化夏娘娘看在眼里——天黑得再厉害,总得有人举灯。于是,她默认自家小屋成了秘密联络点。桌子上摊开的并非账本,而是传单和联络图。
1923年春夜,陈潭秋向组织建议:将交通线转入“夏家”。那晚,夏娘娘第一次参与送信。她披着旧棉袄,提着菜篮,穿过巡夜的宪兵岗哨,把写着暗号的纸条夹在咸菜叶里交给接头人。回来时凌晨已过,她却只是轻轻喃喃:“总得有人做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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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四一二”后,上海陷入白色恐怖。赵世炎接任江苏省委书记,常住“夏家”。同年6月的一场暴雨,赵世炎打着伞刚要进门,二楼花盆突然落地,他本能抬头,看到窗边的夏娘娘用力摆手。可惜还是晚了一步,赵世炎被捕并于半月后牺牲。
失去女婿,女儿又被逮捕,夏娘娘没有退场。1928至1929年,她两度入狱。面对刑讯,她反复一句:“老身不过炊米缝衣,哪里懂什么党务?”敌人无从下口,只能放人。她出狱后回到周恩来秘密住所,与邓颖超之母共同守门,外号“铁门双母”。
1931年6月,向忠发叛变。敌特直扑周公馆,屋里只剩两位老妇。搜查间隙,夏娘娘装作耳背答非所问,拖住敌人,为文件销毁争得宝贵十分钟。此后她被转移至杭州,接着又回到上海,坚持到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才被营救出狱。那年,她已六十九岁,胃上留下吞纸留下的暗伤。
抗战胜利后,中央将她接到延安疗养。有人劝她退休,她摇摇头:“刀磨钝了还能再磨,心没钝。”1947年解放战争最吃紧时,她主动要求随机关南迁河北平山。炊事、缝补、望风,这些重复了几十年的活计,她依旧做得精细。
寿辰那天,院子里挂着毛主席墨写的“祝娘娘高寿八十”。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先后到场。周恩来回忆旧事,声音一度哽咽:“当年机关小得连换衣间都没有,是娘娘把唯一的灶间腾给我们。”会后,三人联名写下“党的光荣”四字,递到夏娘娘手里。她抚摸纸面,良久无语。
新中国成立后,夏娘娘随机关进京,住进沙滩后街一座四合院。外宾参观时,总理常指着她说:“这位老人,对党有大恩。”1954年春,她病重入院。即便戴着放大镜,她仍坚持看报。护士劝她休息,她轻声回应:“只看标题,不费力。”听闻周总理率团赴日内瓦,她露出孩童般的笑:“有他在,合我心意。”
同年5月12日凌晨,夏娘娘醒来,对女儿和外孙低声交代:“我把命交给了共产主义,这就够了。你们要紧记,别熬夜。”话音落下,她安静闭目。噩耗传到中南海,毛主席批示:追认夏娘娘为中共正式党员,骨灰安放八宝山革命公墓。
办理后事时,工作人员在她常读的线装书里发现那张“党的光荣”题词,折痕磨得发亮,却干净平整。外孙拿着字条,半晌说不出话。院子外,初夏的北京阳光刺目,仿佛在提醒后辈:有人以一生的微光,点亮过最黑暗的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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