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再见爱人5》前嘉宾路某行贿引发的法律思考

行贿受贿“一起查”是否等于“一并罚”？——由《再见爱人5》前嘉宾路某行贿引发的法律思考

本文作者：安鸿鹏

近日，《再见爱人5》嘉宾路某因牵涉行贿案件宣布退出节目，引发舆论广泛关注。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的《史某燕受贿一审刑事判决书》显示，路某曾向退休干部史某燕赠送价值812.44万元的股票、160万元现金及47万元福卡，而史某燕最终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令网友们疑惑的是，涉案金额近千万元的行贿者路某并未受到刑事处罚。这一现象背后，折射出我国反腐败司法实践中行贿受贿“一起查”与“一并罚”的深层逻辑差异。

案情简介

本案核心关联人物为行贿方路某与受贿方史某燕。史某燕案发前系某部委直属培训中心退休干部，曾长期担任该中心远程培训处副处长、处长及下属中人某华公司高管，手握企业合作、项目审批等关键职权。路行则是多家教育科技企业的实际控制人，持有北京创联教育投资有限公司22%股份，曾担任中人某华公司经理、董事长。

案件源于2009年的股权收购事宜。彼时中人某华公司（运营“某培网”）另一股东计划退股，路行欲通过其控制的企业收购该股权并增资至持股51%以实现控股。为促成交易、获取后续经营关照，路行承诺待旗下企业借壳上市后，向史某燕等公职人员赠送干股。

2014年路某完成香港某联控股公司借壳上市后，兑现前期承诺，向史某燕赠送3141万股干股（价值812.44万元），登记于史某燕代持人名下由其实际控制。此外，2019年至2023年间，路行以感谢关照、维系关系为由，分多次向史某燕输送现金160万元及价值47万元的福卡，部分现金由史某燕分配给相关工作人员后自留66万元。

2024年12月，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人民法院审理认定，史某燕利用职务便利收受路行财物合计1019.44万元，以受贿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罚金100万元，违法所得已追缴。

延伸思考：

行贿受贿“一起查”是否等于“一并罚”？

一、行贿受贿并不“一并罚”的原因

根据我国《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行贿行为构成犯罪需同时满足“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和“数额较大”等要件，而即使构成犯罪，也存在法定从宽甚至免罚情形。结合该案细节与法律规定，并不“一并罚”可能源于以下法律路径：

（一）可能缺失核心要件：非“为谋取不正当利益”

《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条明确规定，行贿罪的成立以“为谋取不正当利益”为核心要件。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行贿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进一步明确，不正当利益包括“谋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或者政策规定的利益”以及“要求国家工作人员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政策、行业规范的规定，为自己提供帮助或者方便条件”。

若案件能举证其给予财物系基于正常人情往来，或未通过受贿人的职务行为获取违法利益，则因缺少犯罪构成核心要件，不构成行贿罪。实践中，部分涉财物往来行为因缺乏“利益勾兑”的直接证据，难以认定为行贿犯罪。

（二）可能属于被动行贿：被索贿且未获不正当利益

《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三款特别规定：“因被勒索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没有获得不正当利益的，不是行贿。”这一规定为被动行贿者提供了出罪路径。

这一规定包含两个关键要件：存在“被勒索”的客观事实：需有证据证明财物交付系因对方主动索要、胁迫，而非行贿人主动谋划。实践中，上级对下级、监管者对被监管者的胁迫索取均属此类。未获取“不正当利益”：若仅是为维持正常工作关系、避免刁难而被动给付，且未获得超越合法权限的利益，则不满足行贿罪构成要件。

（三）可能存在法定从宽情节：被追诉前主动交代

《两高关于办理行贿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明确“被追诉前”指行贿行为刑事立案前。在此阶段主动交代的，可适用《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二款的从宽规定：一般情况下可从轻或减轻处罚；若犯罪较轻、对侦破重大案件起关键作用，或有重大立功表现，可减轻或免除处罚。

尤其当行贿人主动供述破获相关受贿案件时，即便不认定为立功，仍可依据司法解释优先适用免除处罚条款。

这种从宽处理并非司法纵容，而是基于突破案件、打击更严重腐败行为的政策考量。。

二、政策与司法的辩证：“一起查”为何不等于“一并罚”

路某案并非个例，在我国反腐败实践中，“查而不罚”的行贿者并不少见。这并非对行贿行为的纵容，而是“受贿行贿一起查”政策在司法适用中的精准体现——“一起查”强调的是查处范围的全面性，“一起罚”则需遵循罪刑法定与宽严相济原则。

（一）“一起查”：斩断利益链的反腐策略

“受贿行贿一起查”是党中央确立的反腐败重要原则，其核心要义在于打破“重受贿、轻行贿”的传统办案模式，从源头上遏制腐败。受贿与行贿是典型的对合犯，相互依存、互为因果，仅查受贿难以斩断利益输送链条。

实践中，“一起查”体现为监察、司法机关对行贿行为与受贿行为同步受理、同步调查，通过全面收集物证、书证、证人证言等证据，形成完整证据链。路行的行贿行为被载入史某燕受贿案判决书，正是“一起查”的直接体现——即使未被追究刑责，其行贿事实已被依法认定并记录在案，这本身就是查处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区别罚”：罪刑法定与宽严相济的司法底线

“一起查”并不意味着“同等罚”，司法机关对行贿行为的处理需严格遵循刑法基本原则：

1.罪刑法定优先：刑事处罚必须以构成犯罪为前提。若行贿行为缺乏“谋取不正当利益”等核心要件，或属于“被索贿且未获利益”的情形，根据“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原则，不得追究刑事责任。路行案若存在上述情形，未受刑事处罚恰恰是司法依法办案的体现。

2.宽严相济考量：我国刑法对行贿罪设置了多重从宽情节，包括主动交代、如实供述等。这些规定旨在分化瓦解腐败利益共同体，提高腐败案件查办效率。同时，司法解释明确了“一般不适用缓刑和免予刑事处罚”的五种情形，确保从宽处理不被滥用。这种差异化处理既体现了对严重行贿行为的严惩，也为有悔改表现的行贿者提供了出路。

3.多元追责补充：未受刑事处罚不等于没有责任。路行可能面临党纪处分、行政处罚、信用惩戒等非刑事追责。实践中，对不构成犯罪的行贿人，监察机关可依法给予政务处分，市场监管部门可将其列入失信名单，形成“刑事+非刑事”的全方位追责体系。

（三）两者统一于反腐败综合治理目标

“一起查”与“区别罚”看似存在差异，实则统一于“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反腐败目标。“一起查”通过扩大查处范围，消除行贿者的侥幸心理，实现“不敢腐”的震慑；“区别罚”则通过精准适用法律，既严惩主观恶性大的行贿者，又引导行贿人主动配合，同时避免打击面过宽，实现“不能腐、不想腐”的预防效果。正如刑法学家所强调的，对犯罪最强有力的约束力量不是刑罚的严酷性，而是刑罚的必定性。“一起查”保障了惩处的必定性，“区别罚”则保障了惩处的公正性，两者结合才能实现反腐败效果的最大化。

三、结语：

反腐败既要“全面查”更要“精准罚”

路某未受刑事处罚的个案，为公众理解我国反腐败司法实践提供了重要窗口。它清晰地表明：“受贿行贿一起查”是坚定不移的反腐政策，任何行贿行为都将被纳入查处视野，不存在“法外之地”；而“是否处罚”“如何处罚”则必须交由司法机关根据案件事实和法律规定作出判断，不存在“法外开恩”。

反腐败斗争需要雷霆手段，更需要精准施策。“一起查”确保了反腐败的广度，“区别罚”确保了反腐败的精度。只有将两者有机结合，才能在打击腐败的同时，维护法律的尊严与公正，实现政治效果、纪法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这既是路行案留给我们的法治启示，也是我国反腐败斗争向纵深推进的必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