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年，张学良转移到重庆歌乐山，毛人凤来探望，一口一个“副座”

1946年10月17日清晨，贵州桐梓县山雾尚浓，张学良坐在窗前背诵英文诗句。这是他被软禁的第3573天，节律像钟摆——读书、练字、遛猫，很少波澜。可这天，刘乙光推门而入，神情罕见地兴奋：“汉卿兄，去重庆的电报到了。”短短一句，把屋里空气都搅动起来。

消息并不突然。一个月前，南京国府里关于“如何安置张学良”已经议论多次。蒋介石忧虑北方战局，担心“少帅”落入共产党之手；郑介民捧着地图进进出出，最终锁定了重庆。既远离前线，又方便保密局掌控，这样的折中方案听上去滴水不漏。

张学良却满怀期待，他以为自己即将重返南京，甚至可能恢复自由。赵一荻轻声提醒他“先别高兴太早”，这句话后来被证明很有分量。可当时的张学良，还是让侍从把那两只黑猫装进竹笼，准备与他同行。

从桐梓到重庆不足七百里，军用卡车昼行夜宿。路上景色迅速更迭，张学良不时掀帘张望，又不时俯身在笔记本上写写划划。刘乙光察觉到他的好奇，故作轻松地解释：“委员长想见你，当然要先把行程安排妥当。”实则保密局早已获得蒋介石口头指示：这一程只是中转。

歌乐山的行宫原本属于戴笠。戴笠坠机后，空荡的豪宅更显突兀：欧式柱廊、大理石壁炉、巨幅油画，静得能听见松针坠地。张学良踏入客厅，一下就愣了。十年南国草屋，突然换成绸缎和水晶，他反而觉得别扭，转身对赵一荻轻声道：“这一切未免太奢了。”

第二天上午，当上任不过半月的毛人凤与沈醉结伴出现时，局面微妙起来。毛人凤先快步上前，立正敬礼：“副座辛苦！”沈醉也跟着喊“副座”。称呼沿用的是1930年代军令部系统的旧制，很懂心理。张学良笑了笑，没有拆穿，随口寒暄：“重庆秋天凉，兄弟们也多保重。”

午餐摆了满桌东北菜——锅包肉、溜肉段、酸菜白肉。菜香勾起张学良酒兴，他自顾自连喝三杯高粱，谈起在锦州、营口练兵的往事，毛人凤只点头附和。气氛看似和乐，其实暗流翻涌：军统要摸清张的情绪，张学良则试探对方底牌。

值得一提的是，毛人凤并未直接说明后续安排，只是含糊表示“飞南京的飞机正协调”，却把具体日期一拖再拖。几天过去，张学良察觉不对，向刘乙光发问：“到底什么时候起飞？”刘乙光躲闪地笑：“您先安心歇歇，空军那边排队。”

10月下旬，保密局内部电报来回传递。蒋介石对台湾防务十分在意，担心大陆随时变天，决定把“少帅”一起转去台北。道理很简单：只要张学良在手，东北旧系和美国舆论都能被牵制。于是航线从南京改为台北，却没人提前告知主角。

29日夜，歌乐山灯火明灭。张学良刚刚与沈醉碰杯，毛人凤忽然接到电话，返身走到客厅中央，压低嗓门说：“委员长命令，明天直飞台湾。”话音落地，瓷杯碎裂声跟着响起。张学良脸色铁青，盯着几人：“原来如此，我又被耍了。”赵一荻递上湿毛巾，他摆手拒绝，缓缓起身，自嘲道：“副座不副座，都一样。”

次日清晨，白市驿机场薄雾未散。C-47运输机的螺旋桨轰鸣声里，张学良几乎没有回头。他穿一件灰呢大衣，帽檐压得很低。赵一荻提着手提箱跟在身后，刘乙光、沈醉远远陪同。登机前，毛人凤再次敬礼：“副座保重。”张学良站在舷梯上，短短一句回敬：“那就保重吧。”随后转身进入机舱，舱门合拢，尘埃落定。

飞机划破云层，目的地——台北松山机场。机翼下的云海翻腾，谁也说不清下一站囚居会持续多久。毛人凤在跑道尽头目送机身消失，他需要向南京汇报“圆满完成任务”，而张学良要面对的是又一段无解的岁月。运筹帷幄者与被操控者，各自沉默，历史并未立刻给出评判，却在暗处加速书写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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