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气候目标缩水传递消极信号

李昕蕾 莫春慧
欧盟在11月5日就修改《欧洲气候法》达成一致并形成立场文件，呈现出“名义雄心、实质妥协”的特征。立场文件虽维持减排90%的目标名义，但通过允许成员国使用5%（原方案中仅允许3%）的国际碳信用额度，并在未来可能再放宽约5%，使欧盟实际减排目标降至85%乃至80%。对于2035年国家自主贡献（NDC）目标，欧盟采纳了66.25%-72.5%的宽幅范围。这一“缩水版”目标不仅体现欧盟内部利益的深刻分化，更反映其在全球气候治理中面临的深层困境。曾经标榜为“气候领导者”的欧盟，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战略压力，成为全球气候治理站在“十字路口”的最直观体现。

欧盟气候雄心的退潮，首先折射出其内部难以弥合的利益裂痕。欧盟内部27个成员国经济发展阶段不均，部分中东欧国家，对煤炭依赖程度高，高耗能产业就业规模大，在绿色转型过程中面临较大压力。这些国家既要应对气候目标带来的转型压力，又要维持国内工业竞争力。在此次关于减排目标的谈判中，中东欧国家明确反对原提议的90%减排目标，保加利亚和比利时则选择弃权。面对内部的对立局面，欧盟不得不向这些成员国的利益作出妥协。

与此同时，能源危机与经济竞争力压力也构成重要挑战。当前欧盟面临着绿色转型成本陡升与国际竞争加剧的矛盾：既需要投入巨额资金推动绿色能源转型，又承受着能源成本上升及工业竞争力在全球范围内相对下滑的压力。同时，国防开支的增加与气候投资预算之间形成竞争，迫使欧盟在财政与政治优先级上做出深刻调整。加之能源危机与经济衰退的双重冲击，越来越多的成员国对激进的气候目标产生现实性质疑。

更深层的动因源于跨大西洋关系的失衡对欧盟能源自主的制约。特朗普第二任期再度退出《巴黎协定》并正式退出“公正能源转型伙伴关系”（JETP），瓦解了多边气候治理框架，动摇了欧盟气候雄心。在“北溪-2”天然气管道被毁和俄罗斯能源供应中断后，欧盟陷入对美国化石能源的结构性依赖，绿色转型进程受阻，相关产业创新亦遭削弱。在此失衡格局下，欧盟制定独立气候政策的空间日益萎缩，能源自主性面临严峻挑战。

欧盟气候目标倒退将向国际社会传递消极信号，不仅削弱各国对《巴黎协定》的执行信心，也使其在COP30等国际谈判中难以推动其他国家提高减排目标，并削弱其在气候资金与技术转让议题上的议价能力。欧盟的让步进一步为其他国家降低NDC目标提供借口，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雄心差距”正在扩大。

美欧的气候政策转变已直接改变气候治理的地缘政治环境，美国政府明确拒绝参加COP30，并通过贸易手段对其他国家的气候政策施压，这种“域外施压”破坏了多边合作基础。在NDC提交中，目前仅有60多个缔约方按时提交了新一轮NDC报告，而缔约方总数达178个。这表明各国对国际气候体系普遍持不确定预期，以《巴黎协定》为核心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正面临碎片化风险，进一步削弱各国共同应对气候挑战的协作基础。

更严峻的是，全球范围内南北分化的加剧与气候不公正问题将持续深化。欧盟扩大国际碳信用使用比例的做法向发展中国家传递了危险信号：发达国家在气候承诺中的可信度在下降。在当前美国退出、欧盟影响力式微的全球气候治理格局中，中国在绿色能源投资、新能源技术发展等领域走在世界前列。借助COP30等国际平台，中国积极推动全球南北气候公正等议题，持续受到全球南方国家的认可和欢迎。

‍由欧美主导的传统全球气候治理体系正逐渐松动，在能源转型与地缘冲突交织的背景下，全球气候治理未来走向取决于几个关键变量：美国政策的延续性、欧盟能否重获战略自主、发展中国家的集体行动力以及新兴大国的角色选择。全球气候治理已站在十字路口，一旦大国竞争压倒气候合作，人类面临的生态风险将难以估量。因此，各方需在共同使命中寻找平衡、拓展互补协同的合作空间。（作者分别是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