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马需要什么样的办公室？

效率

文 | 杰瑞米·迈尔森

来源 | 《颠覆：现代办公室的变革》

如果说1920年代早期的市中心办公大楼里盯着钟点等下班的日常，与如今工作场所中有瑜伽课、果汁吧的生活存在天壤之别，那么同样，前者也与短短几十年前的19世纪职员古朴优雅的职场生活有着天壤之别。新时代的技术成就决定性地打破了已持续上千年的人类工作模式，即独自一人或与几位同事在便于商议的狭小空间内工作。如果19世纪中期端坐在卷盖式办公桌前埋头于账簿的狄更斯时代职员，突然被传送到1920年现代办公室的巨型机器中，看到眼前的一切会是什么感觉？

作家兼社会学家尼基尔·萨瓦尔在其著作《隔间：办公室进化史》中就尝试了这样的思想实验，他写道：

他可能会讶异于自己熟悉的小环境已完全消融，变成了高耸的天花板与圆柱构成的空间，看上去与钟乳石洞穴差不多。唯一与他并肩作战的同事也不见了，几十张陌生的面孔取而代之，在他周围整齐地坐在密密排列的办公桌前。叼着雪茄坐在附近的合伙人同样无影无踪，升级成一帮在顶层豪华行政套房里闭门不出的大老板。

萨瓦尔继续描述1920年新兴事物的冲击：

如今他的工作是繁忙的、迫切的、停不下来的。永别了，账房里那安静悠闲的日子，接下来只能面对办公室工厂般的劳动强度……手持秒表的人员记录着他动笔的速度、归档的习惯，他什么时候去洗手间，在饮水机旁逗留了多久，浪费了多少分钟。

这样的新型办公室有其独特的声效与仪式感：

打字机、计算器、文件柜门滑动和关闭时发出的丁零当啷的金属撞击声。每日上下班打卡，尖锐的铃声在工作日响起，将他推入傍晚的夜色中，与成千上万穿着黑色外套的人推推搡搡地离开办公室，没入无尽的黑暗人流。

20世纪20年代出现的集中办公室

设计史学家阿德里安·福蒂用不那么诗意的语言描绘了19世纪晚期办公室职员的迷惘。在他的著作《欲望客体》中，福蒂解释了员工的舒适状态是如何先被劳动分工，继而又被科学管理的兴起侵蚀的。家具设计在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标准的19世纪办公桌是装饰性的，被用来存放纸张，是所有者掌管其领域的象征，后来逐渐被现代化的设计取代，只为了尽快转移文件。椅子也改变了，福蒂写道：

新的设计体现了办公室工作性质的变化。取消高靠背意味着员工不再拥有私人空间——主管可以随时查看他或她是否正以最高效率工作。

追求效率是现代办公室设计决策的核心，经理们剥夺了个人的自主权，控制着工作流程的方方面面。“不可回避的现实是，效率是办公室的最终目的。”福蒂如此评论道。这也在工作场所的发展中得到了充分展现。按照《开放计划：美国办公室设计史》作者珍妮弗·考夫曼比勒的说法，开放计划在“计划”方面提供了“一个井然有序的控制系统，具有规范空间、组织、工人的功能”。1920年代的效率之于办公室，就像是刻进石头的字母。从家具、门面到地板布局，效率是所有设计细节背后的主要考量因素，反映了现代办公场所作为工厂行政附属物的本质，令人不禁梦回工业革命的开端。

效率如此迅速地成为现代办公室的驱动力，并在接下来的100年里持续把握其命脉——这种哲学究竟从何而来？现代办公室的出现的确与福特主义的生产线创新不谋而合，但大多数专家指向的不是亨利·福特，而是另一位标志性人物——美国工程师弗雷德里克·泰勒，时动研究领域早期工作流程实验的先驱，将讲求绝对效率的工厂原则贯彻至白领工作场所。

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1856-1915年）

弗雷德里克·泰勒痴迷于各种人类行为表现的量化。尼基尔·萨瓦尔评价公允：

不留情面的人可能会叫他疯子。

泰勒最主要的观点是：没有一个工人“会不花大量时间研究他如何能在低效工作的同时仍让雇主认为他进度正常”。他指出，“过去，人是第一位的。未来，系统才是第一位”。泰勒反对当时涌现于新兴造纸厂的工会组织，其有关科学管理的思想被诸如哈佛、沃顿等美国商学院奉为粉碎工会工团主义、与大英帝国在更平等的条件下竞争的手段。

泰勒的理念在1911年——“效率之年”——左右达到巅峰。《纽约论坛报》上的一篇简介以这样的题目介绍他：《清除商业中的浪费是此人的乐趣所在》。泰勒写道，对任何工作元素的分析“总是揭示了这一事实，即与工作相伴随的许多条件都是有缺陷的。这样的认知常常催生出高层次的建设性工作，如工具与环境的标准化，以及优越方案与机器的更新”。1911年，亦即泰勒死于肺炎的四年前，他将这一系列想法提炼在著作《科学管理原则》中，主张管理需要“强制”采用新的方式、条件、标准。

到了1920年代，泰勒主义——以其清教徒式的创始人命名——不仅发展成熟，且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持续发挥影响。科学管理原则将工作场所视为理性的生产系统，采用适合主导经济模式的设计特点，影响了日本帝国、纳粹德国与迅速工业化的苏联。列宁对泰勒主义的评判很有启发性：

泰勒的体系……正如所有资本主义进程一样，是资产阶级制度经过美化后的残暴，与对工作中机械运动的研究所得出的一系列伟大科学成就的结合。

泰勒主义赋予了现代办公室最重要的管理隐喻：工作场所是一台机器，由许多移动中的工业部件组成，人为因素要么不被信任，要么被完全忽视。泰勒主义的成果还包括组织结构图——将公司按层级汇报的关系呈现为布线复杂的电路图。作为弗雷德里克·泰勒留下的遗产，20世纪大多数组织工作的挑战都与解决工程难题有关。而正如管理效率理论主张不断加强对办公室员工（本质上是机器的齿轮）的管控，现代主义机械时代的设计也以强硬的、直线的形式反映了这一逻辑。

现代设计的诞生，早于泰勒主义的国际影响。弗兰克·劳埃德·赖特设计于1904年的纽约州布法罗市的拉金大厦被公认为现代办公室的首个标志性项目：巨大的中庭空间象征着组织机构的统一与企业主的权力，墙面以公司口号“智能、热情、控制”装饰。在这些文字之下，邮购公司的雇员在严密的监督下，在密集排列的座位上一言不发地工作着（交谈是被禁止的）。拉金大厦甚至位于火车站旁边，以便提高员工的通勤效率。不过，更有意义的案例或许是同为弗兰克·劳埃德·赖特设计的威斯康星州拉辛市的约翰逊·韦克斯大楼，建于1936年至1939年，在“效率热”盛行25年后完工。这座大楼展现了对科学管理更精细的理解，在传承泰勒的思想方面甚至更为刻板。

拉金大厦

1940年代，作家汤姆·沃尔夫所说的现代建筑伟大的包豪斯“白色之神”纷纷离开欧洲，跨越大西洋，在美国的设计学校和公司中彰显出存在感。如瓦尔特·格罗皮乌斯、密斯·凡德罗这样的现代主义先驱在1920年代德国魏玛激进的政治氛围和工人住房中磨炼出全新的国际风格，后来却讽刺地在为美国企业服务的设计领域占据了权威地位。勒·柯布西耶没有忽略现代办公室对于推动现代主义运动的象征价值，他在《迈向新建筑》中写道：

我们的现代生活……已经创造了自己的实体——自己的服装、自来水笔、自动铅笔、打字机、电话，各种令人称羡的办公用品。

约翰逊·韦克斯大楼内部，由弗兰克·劳埃德·赖特设计，1939年竣工。它是科学管理在设计领域的高度体现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筑中的钢架结构等技术的发展让办公大楼得以建造在昂贵的市中心，它们有着宽敞、干净、可租用的室内面积，不受支柱阻碍。在大楼内，泰勒主义继续发挥主导作用。办公室内部就像是由零部件模式化组装而成的机器，桌子被精心地按照线性排列。普通职员在大通间的深处辛勤工作，而更高级的管理者则随着在管控层级中晋升，逐步获得了窗户、独立办公室、大号书桌、家用家具（通常为木制）、艺术品、私人餐厅等待遇。正如珍妮弗·考夫曼比勒所言：

20世纪中叶以新定义下的空间标准设计公司大楼的过程，重新阐释了合理化、标准化的组织层级。

在这个同床异梦的新世界里，现代设计与管理效率这两个理念开始紧密相连。早在1919年，密斯·凡德罗就设想过在三角形的场地上建造一座高耸的玻璃办公大楼。待技术成熟后，他在1958年的纽约用西格拉姆大厦实现了这一目标。这座大厦与旁边派克大街上的联合碳化物大厦——一年后由SOM建筑设计事务所设计——都有着宏大的建筑网格在类似机器的内部提供照明、空调并进行隔断，为未来几十年的办公室设计树立了模板。

1958年，纽约西格拉姆大厦。最初是一家加拿大酿酒厂的总部，但更广为人知的属性是现代主义运动中密斯·凡德罗与菲利普·约翰逊设计的工作场所图腾

当时的流行文化正在吸收现代办公室带来的深刻现实冲击，强烈的反弹姗姗来迟。比利·怀尔德1960年的经典电影《桃色公寓》就讲述了一个初级文员的故事，主人公由杰克·莱蒙饰演，他巴结高级经理，以期逃离工厂般的办公室楼层，得到私人盥洗室的钥匙。其中科学化管理的办公室场景以夸张的手法呈现——但也相当贴近现实。事实上，整部电影，包括其漫长的开场镜头——办公室职员组成的无尽人流，都是对金·维多1928年的电影《群众》的精彩致敬，后者本身便鲜明批判了1920年代严格管制下的办公室生活非人性化的一面。雅克·塔蒂1967年的法国黑色幽默电影《玩乐时间》则更进一步，将泰勒主义式办公室描绘为卡夫卡风格的官僚主义梦魇。

比利·怀尔德1960年执导的《桃色公寓》讲述了一个在等级森严的工作场所中发生的绝望又黑暗的故事

雅克·塔蒂的银幕杰作《玩乐时间》将现代办公室的畸形与陈腐提升至流行文化的核心地位

即便像罗伯特·普罗普斯特这样超前的行业专家——在1964年为赫曼·米勒设计了屏风工作站——也不得不被如此强大的模式挫败。屏风工作站是一套为了未来的知识工作时代设计、便于移动与分享的办公体系，不再将员工固定在座位上。然而，这套体系中并不显眼的工业组件遭到了误读与误用，继而产生的非人性化影响也受到了批判。尽管出发点是好的，屏风工作站最终却导致了令人反感的办公室隔间的兴起，这也是疯狂追求效率的显著标志之一。

问题在于，让经理们全权控制办公室环境，组织与个人需求之前的平衡会逐渐被扭曲、打破。在号称“企业效率十年”的1980年代，大量新型技术进一步拧紧了螺丝。工作场所被无情地精简，以达成商业目标。在迈向所谓的智能大楼的过程中，高速电梯以及电脑操作的照明系统、中央空调系统，构成了监控之下的环境，剥夺了个人的控制权。文字处理机让位于联网的个人电脑，将每个人绑定在桌子前，数英里的结构化布线穿过家具和高架地板，在大楼里到处蜿蜒。清晰、无遮挡的视野加强了监管的力度。坐在市中心街区深处的人们再也分不清白天黑夜，也无法感知外界的温度。这是70年前弗雷德里克·泰勒也不曾剥夺过的东西。

罗伯特·普罗普斯特1964年为赫曼·米勒设计的屏风工作站办公系统。一个初衷崇高的项目最后演变成模块化的办公室隔间

这种效率优先原则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人类的福祉。环境研究人员开始关注一种被称为“病态建筑综合征”的现象——由压迫性环境导致的嗜睡、鼻塞、头疼等流感式症状。缺乏个体自主控制被认为是主要病因之一。经理与设计师转而着手解决如何松开螺母的工程难题，探索提升办公环境自由度，使之更加人性化的新方式，试图从超高效建筑切换为灵活的室内环境。英国的工作场所设计先驱弗兰克·达菲称之为“将解决问题的角度大规模地从建筑领域迁移至办公室装潢”。投资可重新配置的自主元素，的确比投资不可变更的固定建筑外壳更具经济意义。

在追求生产力的过程中，公司不仅开始留意可重新配置的办公室内部，也在关注其他方式，以向员工提供更轻松、舒适、灵活的办公条件，从而减轻效率理论的消极影响。在新千年到来之际，达菲的建筑规划师团队DEGW提出应当将办公室设计从效率延续至效果与表达上。其中强调了社区的概念，亦即我们下一章的内容。而对于现代办公室的发展历程而言，效率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即便到今天，效率也依旧如乌云般笼罩在我们这个世界的上空，无论新型管理模式如何试图放松它的铁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