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经意将近代史学科带入一个新境界

蒋廷黻眼中的中国近代史

（节选）

文丨马勇

本文摘自

《中国近代史》

从人民本位的立场上提出了截然不同甚至根本相反的看法，建构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解释体系叙事框架。其中最著名的开山者莫过于蒋廷黻。

蒋廷黻生于1895年，那一年为甲午战争后第一年，也是《马关条约》签署的年份。蒋廷黻出生于湖南邵阳一个农民家庭，家境并不太坏，因而小时候有条件接受了几年私塾教育，打下了一些旧学的根底。

10岁的蒋廷黻离开家乡前往长沙接受新式教育，入明德小学。稍后又转入美国基督教长老会在长沙创办的益智学堂，开始接受比较西方化的近代科学教育。

1911年，也就是辛亥革命那一年，蒋廷黻接受美国教会的资助，前往美国留学，先后就读于派克学院、澳柏林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主修历史，也兼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一般课程。

当蒋廷黻在美国留学的时候，正值中国政治急剧变动的年代，对于故国的每一个政治变动，人文科学出身的青年学子蒋廷黻都格外关注，也试图从历史上去说明这些变动背后的深层原因，希望将来有一天学成归国能够有机会从事现实政治，创造历史。

所以他在大量阅读中外历史著作的同时，格外重视德国和意大利的历史，对于这两个国家的杰出政治家俾斯麦、加富尔、马志尼等人的政治经历和政治思想也高度重视，他真诚期待中国能够出现这样的政治家，能够有力地带领中国走出中世纪，建设一个富强、文明、民主的新国家。

在美国读书的十几年，国际形势也在急剧变化着。

蒋廷黻经历了最完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过程。战争爆发后，蒋廷黻坚定地站在协约国方面，相信国际正义一定能够战胜国际邪恶，相信中国如果能够很好把握住这个历史机遇，就一定会改变先前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坦然步入世界民族之林。

十多年的留学生涯仿佛一晃就过。1923年，28岁的蒋廷黻获得了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是《劳工与帝国：关于英国工党特别是工党国会议员对于1880年以后英国帝国主义的反应的研究》。

年轻的蒋博士双喜临门，那一年除了获得博士学位外，还与在美留学的留学生唐玉瑞结了婚。新婚不久，蒋廷黻携新娘漂洋过海返回祖国，迅即出任南开大学历史学教授。

在南开任教之余，蒋廷黻继续他在哥大已经开始的中国近代外交史研究，而且利用便捷的条件，将研究重心放在中国文献的收集鉴别和整理上，以期由此填补外国学者的天生缺陷。这项研究不仅填补了中国史的空白，而且为中国史学进步提供了一些新的方法或范式。

南开六年，蒋廷黻在中国史学界崭露头角。1929年秋季开学，蒋廷黻应罗家伦校长的聘请，出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这是蒋廷黻事业的真正开始，他参照美国的大学制度对历史系进行全面改造，不仅注重课程设置，而且注意人才引进，很快配置了当时国内大学历史系顶级阵容，主讲中国通史和古代史的是雷海宗，主讲隋唐史的是陈寅恪，主讲蒙元史的是姚从吾、邵循正，主讲明史的是吴晗，主讲清史的是萧一山，而蒋廷黻自己则主讲中国近代史和外交史。

主持清华历史系为蒋廷黻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工作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他个人的研究也有很大推进。他继续在南开时已经开始的工作，继续搜集并逐步扩大近代史、近代外交史领域的资料，完成《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两卷，上卷从1822年开始至1861年，中卷自1861年至1895年。两卷共辑录重要外交文献近千篇，是到那时为止最全选材、最精良篇幅，也最大的中国近代外交史料汇编。

蒋廷黻的学术目标当然不是编辑一套外交史料，而是自己的研究，他在搜集这些资料的同时，也相继写作发表了一批有关中国近代史、外交史的论文，特别是有关鸦片战争的研究，那不仅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也是中国真正与外国发生外交关系的开始。

在1931年发表的《琦善与鸦片战争》一文中，蒋廷黻根据大量无可争辩的史料颠覆了林则徐的英雄形象，再现了琦善在鸦片战争中的作为和意义。蒋廷黻指出，琦善受命前往广东后并没有撤防，在军事准备方面无可称赞，好像也应该无可指责。至于在外交方面，琦善的做法不仅毫无过错，而且实在是超越时代超越那时所有人，因为他审时度势看清了中英两国的强与弱，权衡了利害轻重而作出一个高度理性的选择。

但是，蒋廷黻认为，琦善的理性选择使他个人蒙羞，成为国人痛恨的不抵抗范本或卖国贼，然而实在说来，琦善的这个理性举动又使中国错过了至少二十年的进步机会，因为按照林则徐的部署和预案，那么中英之间必大战，战则必败，败则中国必速和，速和不仅可使中国的损失大幅减少，而且可以使中国的维新提前至少二十年。

至于林则徐个人，那么也必然因大战大败而身败名裂，所以蒋廷黻推论，清廷罢免了林则徐，实在是最大限度地成全了林则徐一世英名，是林则徐的终身大幸事，但对于中国的国运来说，林则徐的去职实在是大不幸，人为拖延了中国政治进步，阻碍了中国走上世界的路。

蒋廷黻的观点今天看来并不算什么，历史悖论几乎从来如此，但这篇文章在当年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了知识界对抵抗、妥协究竟孰利孰弊的争论。

随后几年，蒋廷黻被政府征调从政，先后担任行政院政务处长、驻苏联大使等，这个计划就被一拖再拖，甚至有泡汤的危险。1938年春，蒋廷黻结束了驻苏大使两年任期，在那还没有新的任职安排空当中，写作一部《中国近代史》的念头又急剧萌生。

蒋廷黻那时住在汉口，身边并没有多少图书，但是他的写作念头越来越强烈，所以他决定即便没有参考文献，他也要以自己这些年对中国近代史的观感作一个简略的初步报告。这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部《中国近代史》的来历。

经过大约两个月的时间，蒋廷黻的这部《中国近代史》就大致完成了，很快交给陶希圣、吴景超、陈之迈等人主持的艺文研究会，作为《艺文丛书》的一种在同年出版。

在这部篇幅不大的《中国近代史》中，蒋廷黻为我们大致描绘了近代中国的一个基本走向，他认为，近代中国不管面对多少困难与问题，但走向世界，不断拉近中国与世界之间的差距，始终是近代中国的主题。

蒋廷黻指出，中国在过去或许确实有着自己漫长的历史传统，但是到了近代，中国错过了工业革命、错过了启蒙运动，中国不是近代世界规则的制定者，只是世界一体化过程中的迟到者，因而中国在发展过程中不是要挑战世界已有规则，更不能对这些规则采取非理性主义的冲撞或鲁莽颟顸式的摧毁，而是应该引导国民尽快接受、尽快适应这些国际规则，尽快让中国和世界一样，和其他民族国家一起发展、一起进步。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篇幅不大，但由于观点鲜明、立论平实、论证严密、逻辑清晰，因而在1949年前的中国近代史学界受到普遍重视，是那时大学历史系使用最广的教材，即便今天读来，依然觉得有一股清风扑面的感觉，有大梦初醒般的震动。

蒋廷黻和他的《中国近代史》在1949年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不被提及，但在过去三十年，这本书再度成为近代史的一本重要入门书，有数不清的版本，最好找。

沿着近代中国所走过的道路，蒋廷黻在这部《中国近代史》中用四章分别描述了近代中国救亡图强的四个选择，重构了近代中国历史画卷。

任何一本学术著作都不可能尽善尽美，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也同样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不过就总体而言，学术史的研究表明，这部小书依然为中国近代史研究建构了一个分析框架和话语系统，是近代史科学化研究的开山之作，在不经意间将近代史学科带入一个新的境界。

（本文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