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年，我花光积蓄买下几箱茅台，全村笑我傻，30年后他们都哭了

一九八五年，春天，风里还带着点儿凉气，但土里那股子腥甜的翻涌劲儿，已经憋不住了。

我们村，叫陈家洼，黄土坡上的一个疙瘩，一眼能望到头。

我叫陈金河，那年二十八，在县运输公司给领导开车。

开的不是什么好车，一辆半旧的伏尔加，但坐车的人，是厂长。

所以，我见了许多人，听了许多话。

那些话，像风一样，有的吹过去就散了，有的，却钻进了我骨头缝里。

那天，我揣着家里所有的积蓄，一共五千三百二十七块八毛，坐上了去省城的头班车。

这笔钱，是我和我媳妇秀兰，一分一毛，从牙缝里抠出来的。

是准备开春翻新房子的。

是准备给儿子狗子将来娶媳妇的。

是我爹娘摔断腿的保命钱。

可现在，它在我怀里，烫得像一块炭。

车子颠簸一下，我的心就跟着咯噔一下。

我脑子里，全是前几天在“红旗饭店”包厢门口听到的那几句话。

那天，我们李厂长请省里来的大人物吃饭。

我守在门外，门没关严，留了条缝。

酒过三巡，一个大舌头的声音嚷嚷：“这酒好！这茅台，现在是稀罕货，将来，那得是金疙瘩！比黄金还金贵！”

另一个清醒点的声音笑他：“喝多了吧你，一瓶酒，还能比黄金贵？”

“你不懂！”大舌头很急，“这不是酒，这是啥？这是面子！是人情！是敲门砖！你存黄金，能存出个未来，你存这玩意儿，没准儿能存出个通天路！”

后面说了什么，我没听清。

但“金疙瘩”三个字，像三根烧红的钢针，扎进了我心里。

我不是想走什么通天路。

我一个司机，能有什么通天路？

我就是觉得，我这辈子，窝在陈家洼，一眼望到头了。

可我儿子狗子不能。

我想给他一个不一样的未来。

一个不是一眼就能望到头的未来。

省城供销社的经理姓王，是个胖子，看见我拿出来的那一沓子毛票、一块、两块、最大面额十块的钱时，眼睛都直了。

“同志，你这是……？”

“我买茅台。”我手心全是汗，声音有点发抖。

“买一瓶？”他笑呵呵地问，带着点城里人看乡下人的优越感。

“不是，”我深吸一口气，“你们这儿有多少，我要多少。”

王经理脸上的笑容凝固了。

他上上下下打量我，那眼神，像在看一个疯子。

“同志，你晓得这酒多贵不？八块一瓶！”

“我晓得。”

“我们这儿还有六箱，一箱二十四瓶，你……”他大概是想说“你买得起吗”，但又把话咽了回去。

我没说话，只是把怀里那个布包打开，把那一沓子皱巴巴的钱，全堆在了柜台上。

“你数数。”

整个供销社，霎时间，静得能听见灰尘掉下来的声音。

所有人都看着我，看着那堆钱。

王经理数钱的手都在抖。

一个小时后，我雇了一辆板车，拉着那六个沉甸甸的木箱子，回了长途汽车站。

坐在回县城的车上，我的心，一半是火焰，一半是冰水。

火焰在说：金河，你干了件大事！你给你儿子挣了个金山！

冰水在说：陈金河，你疯了！你把全家的命根子都换成了这几箱水！你要是赌错了，你怎么跟秀兰交代？你怎么面对狗子？

我一路都在哆嗦。

回到村口，天已经擦黑了。

村里人看见我拉着六个大箱子回来，都围了上来。

“金河，发财了？这是从省城买了啥好东西？”

“电视机？还是洗衣机？”

我嘴唇发干，不知道怎么回答。

二叔陈满仓，我爹的堂弟，村里最有“见识”的人，背着手走过来，用脚踢了踢箱子。

“弄这么严实，啥宝贝啊？”

我撬开一个箱子角，里面露出了酱色瓶子和红飘带。

空气，又一次安静了。

二叔凑上去闻了闻，一脸的不可思议。

“茅台？”

“金河，你买这么多酒干啥？给厂长送礼？”

我摇了摇头，嗓子眼儿里挤出两个字：“存着。”

“存着？”二叔的声音一下子拔高了八度，像被人踩了尾巴的鸡。

“你花多少钱买的？”

“……五千。”我没敢说实话，抹了个零头。

“五——千——？！”

二ar叔的眼珠子快要瞪出来了。

整个村口，像炸了锅。

“五千块钱买酒？金河是不是疯了？”

“那得是多大个砖瓦房啊！”

“他家的狗子，将来娶媳d妇的钱吧？”

“秀兰知道了不得跟他拼命！”

我听着那些议论，脑袋“嗡”的一声，一片空白。

我像个傻子一样，在全村人看傻子的目光里，把那六箱酒，一箱一箱，搬回了家。

我最怕的一幕，还是来了。

秀兰正在院子里给狗子喂饭。

狗子那年五岁，看见我回来，高兴地喊：“爹！”

秀兰看见我身后的箱子，愣了一下，随即脸上露出喜色：“当家的，你把盖房的砖拉回来了？”

我的心，像被针狠狠扎了一下。

“不是……”

“那是啥？”

我没敢说话。

二叔的大嗓门在院子外面响了起来：“秀兰啊！你快看看你家金河干的好事！五千块钱，全换成酒了！你们家以后就喝西北风吧！”

秀兰手里的碗，“哐当”一声掉在地上，摔得粉碎。

狗子吓得“哇”一声哭了出来。

秀ü兰没管儿子，她死死地盯着我，眼睛里最后一点光，一点点熄灭了。

她一步一步走到我面前，声音抖得不成样子。

“陈满仓说的，是不是真的？”

我点了点头。

“啪！”

一个清脆响亮的耳光，扇在我脸上。

火辣辣的疼。

我没躲。

“陈金河！”秀兰的声音，不是喊，是撕心裂肺地吼，“你这个败家子！你把我们娘俩的命给卖了啊！”

她疯了一样扑上来，对着我捶打，又抓又挠。

“那是要盖房子的钱！狗子要上学！爹娘要看病！你怎么敢！你怎么敢啊！”

我任由她打着，一动不动。

我知道，我说什么都没用。

我说我听了省城大人物的话？谁信？

我说这酒将来是金疙瘩？谁信？

在他们眼里，我就是个彻头彻尾的疯子，一个把全家推进火坑的赌徒。

那天晚上，秀兰跟我分了房。

她带着狗子睡东屋，我一个人抱着被子，睡在西边的杂物间。

那六箱茅台，就堆在我脚边。

黑暗里，我能闻到从箱子缝里飘出来的一丝若有若无的酱香。

我睁着眼睛，一夜没睡。

我一遍遍地问自己：陈金河，你到底是对是错？

第二天，我花光积蓄买酒的事，就像长了翅膀，飞遍了陈家洼的每一个角落。

我成了全村最大的笑话。

大家见了面，不再喊我“金河”，而是用一种戏谑的眼神看着我，然后阴阳怪气地来一句：“哟，陈大老板，今儿个喝了没？”

“金河，你那酒啥时候开一瓶给大伙儿尝尝？也让咱这辈子见识见识金疙瘩是啥味儿。”

连小孩子都在唱：“陈金河，大傻瓜，五千块，买酒喝，老婆孩子没地儿搁！”

每次听到这些，我的脸就像被人用砂纸来回地搓。

最让我难受的，是二叔。

他隔三差五就背着手来我家门口溜达一圈，对着院子里的人大声说：“有些人啊，就是拎不清自己几斤几两。听风就是雨，以为自己是能抓着耗子的猫，结果呢？成了个掉进米缸里的老鼠，撑死自己，饿死全家！”

秀兰在屋里听着，就默默地掉眼泪。

我冲出去想跟他理论，秀兰一把拉住我。

“你还嫌不够丢人吗？”她红着眼眶说，“你要是还有点良心，就去把那些酒退了！哪怕亏一点，也比砸在手里强！”

“退不了。”我说的是实话。

王经理卖给我的时候就说了，钱货两清，概不退换。

“你就是不想退！”秀兰绝望地看着我，“陈金河，你就守着你那些酒过去吧！”

从那天起，我们家的日子，像是蒙上了一层灰。

秀兰不再跟我说话。

她一天到晚，不是下地干活，就是在家做针线活拿到镇上去卖。

她像一头不知道疲倦的骡子，想用自己的力气，把我捅出来的那个大窟窿补上。

她的手，很快就磨出了厚厚的茧子，裂开了一道道口子。

晚上，我偷偷给她抹药，她就把手抽回去。

我知道，她心里的口子，比手上的还深。

狗子也变了。

他不敢跟村里的孩子玩了，因为他们会嘲笑他。

他总是安安静静地待在家里，用一种我看不懂的眼神看着我。

有一天，他小声问我：“爹，他们为什么都说你傻？”

我摸着他的头，心如刀绞。

我能怎么说？

我只能告诉他：“狗子，爹不傻。爹在给你存一个大大的惊喜。”

狗子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但我知道，他不懂。

连我自己，都开始怀疑了。

时间一天天过去，那六箱酒，就像六口棺材，沉甸甸地压在我的杂物间，也压在我的心上。

有好几次，夜深人静的时候，我都会偷偷打开手电筒，照着那些木箱子。

我一遍遍地抚摸着箱子上的纹路，告诉自己：要挺住，要相信自己。

李厂长的话，不会错的。

可现实，一次又一次地给我耳光。

八六年夏天，村西头的陈老三家，盖起了全村第一栋二层小楼。

上梁那天，鞭炮齐鸣，全村人都去看热闹。

二叔站在人群里，声音不大不小，刚好能传到我家院子里。

“看见没？人家这叫会过日子！钱要花在刀刃上！不像有些人，把钱变成水，听个响都听不见！”

秀兰在厨房里剁菜，那砧板，被她剁得“砰砰”作响，像是在发泄着什么。

我的心，沉到了谷底。

八八年，狗子上小学了。

学费、书本费，像一座座小山。

秀兰一个人扛着。

有一天，她实在撑不住了，半夜发起高烧。

我背着她去镇上的卫生院，医生说要住院，押金就要五十块。

我翻遍了所有的口袋，只有十几块钱。

我求医生，医生摇摇头，说这是规矩。

那一刻，我真想给自己两巴掌。

我跑回家，在那个杂物间里，站了很久很久。

我看着那六箱酒，眼睛都红了。

我撬开了一箱，拿出一瓶。

我想，就卖一瓶。

一瓶就够了。

我拿着酒，跑遍了县城所有的烟酒商店。

可他们给的价钱，让我心凉。

“十二块。”

“最多十五，不能再多了。”

八块钱买的，存了三年，才涨了这么几块钱？

我的金疙瘩呢？我的通天路呢？

我像个泄了气的皮球，抱着那瓶酒，蹲在县城的街头，想哭都哭不出来。

最后，我没卖。

我也不知道是哪儿来的倔劲儿。

我咬着牙，把那瓶酒又塞回了箱子里。

我跑去找我以前运输公司的同事，挨个借钱。

脸皮，尊严，在那一刻，一文不值。

我借了六十块钱，交了住院费。

秀兰醒来后，知道了这件事。

她看着我，什么都没说，只是眼泪不停地往下流。

从那以后，她对我，似乎没有那么冷了。

但我们之间，依然隔着那六箱酒。

那是一道看不见的墙。

九十年代来了。

改革的春风，吹得越来越猛。

村里的人，开始出去打工。

有人去了广东的电子厂，有人去了温州的鞋厂。

他们过年回来，穿着喇叭裤，拎着录音机，嘴里说着我们听不懂的“鸟语”。

他们带回来的，是花花绿綠的票子。

村里的砖瓦房，像雨后的春笋一样，一栋栋冒了出来。

我家，还是那三间摇摇欲坠的土坯房。

我成了村里“不思进取”的典型。

二叔的儿子，在深圳挣了大钱，给他爹买了一台二十一寸的大彩电。

每天晚上，二叔家院子里都挤满了人。

二叔就坐在彩电前，嗑着瓜子，喝着小酒，指点江山。

他最爱说的，还是我的故事。

“想当年啊，有些人，手里攥着一把好牌，硬是打得稀烂。五千块啊！那时候的五千块！要是拿去深圳买块地，现在就是千万富翁了！结果呢？买了六箱酒！哈哈哈哈，守着那酒，能下崽儿啊？”

人群里发出一阵哄笑。

狗子，不，他现在叫陈东了。

他长大了，上了初中，他懂事了。

他每次从二叔家门口过，都把头埋得低低的，走得飞快。

我知道，那些笑声，像刀子一样，割在他的心上。

有一天晚上，他回到家，眼睛红红的。

“爸，”他闷声说，“我们把那酒卖了吧。”

我愣住了。

“卖了，咱家也盖新房子。我不想再被人笑了。”

我看着儿子憋屈的脸，心疼得厉害。

这十年来，我到底在坚持什么？

我让我的妻子，我的儿子，跟着我一起，成了全村的笑柄。

我到底图什么？

我一夜没睡。

第二天，我破天荒地，拿出了家里唯一一个暖水瓶，泡了一壶茶，去了二叔家。

二叔正躺在院子里的藤椅上，听着收音机里的评书。

看见我来，他有些意外。

“哟，稀客啊。”

我把茶给他倒上，搓着手，半天才开口。

“二叔，我想问问，我那几箱酒，现在……能值多少钱？”

二叔放下茶杯，乐了。

“怎么？守不住了？想通了？”

他伸出三根手指头。

“三十？”我心里一喜。

“想什么美事呢！三百！”二叔撇了撇嘴，“现在这酒，好卖了点，一瓶大概能卖到三百块。你那一共一百四十四瓶，算下来，四万多块钱。”

四万多。

我心里盘算着。

盖一栋好点的砖瓦房，差不多够了。

还能剩下一点，给陈东当学费。

十年的煎熬，换四万块钱。

值吗？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我不想再让秀兰和陈东跟着我受委屈了。

“二叔，您见识广，路子多，您能帮我问问买家吗？”我 почти哀求地说。

“行啊。”二叔一口答应下来，“不过，这事儿得收点辛苦费。你知道的，现在办事，都讲究这个。”

“应该的，应该的。”我连连点头。

二叔很得意，他觉得，我终于向他低头了。

他终于彻底地，把我这个当年的“疯子”，踩在了脚下。

消息很快就传出去了。

陈金河要卖酒了！

村里人奔走相告。

他们的眼神里，不再是单纯的嘲笑，而多了一丝“看吧，我早就知道会这样”的了然。

秀兰知道了，没说什么。

只是那天晚上，她给我下了一碗鸡蛋面。

那是十年来，她第一次主动给我做饭。

我吃着面，眼泪差点掉进碗里。

买家是二叔找来的，县城里一个开大饭店的老板，姓刘。

刘老板开着一辆桑塔纳来的，在村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他看了我的酒，验了货，很满意。

“陈大哥，你这酒，保存得真好。”刘老板说，“品相一流。”

“那……价钱？”我紧张地问。

“一口价，四万五。”刘老板说，“你看行不行？”

四万五。

比二叔说的还多了五千。

我激动得手都在抖。

“行！行！”

我仿佛已经看到，我们家的新房子拔地而起，看到陈东在学校里挺直了腰板。

刘老板准备付钱的时候，二叔把他拉到了一边，嘀嘀咕咕说了些什么。

我看见刘老板的脸色变了变。

他走回来，对我笑了笑，那笑容有点不自然。

“陈大哥，不好意思，我刚才想了想，这酒虽然好，但毕竟年份在这儿，我压在手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卖出去。资金压力有点大。”

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

“那……刘老板您的意思是？”

“这样吧，”刘老板沉吟了一下，“三万。你要是同意，我现在就给你点钱。”

从四万五，直接砍到三万。

我的血，一下子冲到了头顶。

我看向二叔，他正别过脸去，假装看天上的云。

我瞬间明白了。

是他在背后搞鬼！

他不想让我卖出高价！

他就是要看我穷困潦倒，就是要让我永远也翻不了身！

“不卖了！”我也不知道哪儿来的火气，冲着刘老板吼了一声。

刘老板愣住了。

二叔也愣住了。

“金河，你疯了？三万块钱还嫌少？”二叔叫道，“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

“不卖了！”我重复了一遍，声音更大了，“多少钱都不卖了！”

我把刘老板推出了院子。

“金河！你会后悔的！”二t叔指着我的鼻子骂。

我“砰”的一声，关上了大门。

我背靠着门板，像虚脱了一样，慢慢滑坐在地上。

秀兰和陈东从屋里跑出来。

“当家的，怎么了？”

“爸，你怎么不卖了？”

我看着他们，想笑，却比哭还难看。

“我……我不想卖了。”

“为什么啊！”陈东急了，“三万块钱，我们能盖新房子了！”

“陈金河！”秀兰的声音也带上了哭腔，“你到底要犟到什么时候！你是不是非要把我们一家子都逼死才甘心！”

我看着他们，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怎么解释？

说二叔在背后使坏？

他们会信吗？

在他们眼里，我只是一个又犯了疯病的固执狂。

那天之后，我们家，又回到了冰点。

秀兰彻底对我死了心。

她收拾了几件衣服，带着陈东，回了娘家。

她说：“陈金河，等你什么时候把那些酒当柴火烧了，我什么时候再回来。”

空荡荡的家里，只剩下我，和那六箱酒。

我把自己关在杂物间里，三天三夜。

我没吃饭，没喝水。

我看着那些酒瓶子，它们像一个个狰狞的鬼脸，在嘲笑我。

我真的错了。

我错得离谱。

我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念头，毁了我的家，伤透了我最亲的人的心。

我拿起一把斧子。

我想，烧了它们。

就像秀兰说的那样，烧了它们，也许一切都能重新开始。

我举起斧子，对准了其中一个木箱。

就在斧子要落下去的那一刻，我看见箱子缝里，夹着一张纸条。

是我儿子陈东的作业本上撕下来的。

上面用铅笔，歪歪扭扭地写着一行字：

“我相信爸爸。”

我的手，僵在了半空中。

眼泪，“唰”的一下就下来了。

这十年来，所有的委屈，所有的嘲笑，所有的不理解，在这一刻，全都化成了决堤的洪水。

我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抱着那个木箱，哭得像个孩子。

我相信爸爸。

就为了这五个字，我也不能放弃。

我把斧子扔了。

我去找秀兰，去找陈东。

我跪在岳父岳母面前，磕了三个响头。

“爹，娘，我对不起秀兰，对不起孩子。但是，请你们再相信我一次。给我十年，不，五年！五年之后，如果我还不能让她们娘俩过上好日子，我陈金河，天打雷劈！”

秀兰哭了。

岳父叹了口气，说：“金河，你起来吧。秀兰跟你回去。日子，是你们两个人的，好好过。”

日子，又回到了从前。

只是，村里人看我的眼神，更加像看一个无可救药的怪物了。

我也懒得理他们了。

我找回了运输公司以前的老关系，开始跟着跑长途。

从南到北，从东到西。

那几年，我吃过的苦，受过的累，没法说。

冬天在服务区，车坏了，我一个人趴在冰冷的车底下修车，手冻得跟胡萝卜一样。

夏天在南方，驾驶室里像个蒸笼，我几天几夜不敢合眼。

我拼了命地挣钱。

因为我知道，我不能再让秀ü兰和陈东跟着我受穷了。

也因为，我心里还憋着那口气。

那口气，就是我杂物间里的那六箱酒。

它们是我最后的底牌。

时间，就这么一年一年地过去。

一晃，就到了2015年。

三十年。

弹指一挥间。

我五十多岁了，头发白了一半。

秀兰也老了，眼角的皱纹，像刀刻的一样。

我们家，还是那三间土坯房，只是翻修了几次，不至于漏雨了。

村里，早就变了样。

家家户户都是二层、三层的小洋楼。

小汽车，也不再是稀罕物。

我们家，成了陈家洼最扎眼的一块“补丁”。

二叔，已经是个七十多岁的老头了。

他每天还是喜欢搬个板凳坐家门口，跟人聊天。

聊天的内容，还是离不开我。

“看见没，那就是陈金河。当年要是听我的，把那酒卖了，现在日子能这么苦？人啊，就怕一根筋。犟，是犟不过命的！”

我听见了，只是笑笑。

三十年了，我已经习惯了。

我的儿子陈东，长大了。

他很争气，考上了省城的大学，毕业后留在了那里工作。

他谈了个女朋友，是城里姑娘。

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女方家里提出一个要求：必须在省城有套房子。

哪怕是首付，也行。

2015年的省城，房价已经是个天文数字了。

首付，最少也要五十万。

五十万。

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

陈东给我打电话，声音很沮丧。

“爸，要不算了吧。我们家的情况，我也知道……”

“别说算了！”我打断他，“你别管，钱的事，爸给你想办法。”

挂了电话，我看着秀兰。

她也看着我。

我们俩谁都没说话，但都明白对方心里的想法。

是时候了。

我走进那个锁了三十年的杂物间。

一股陈旧的木头和灰尘的味道。

那六个木箱，静静地堆在角落里，上面落了厚厚的一层灰。

我用袖子，一点一点，把灰尘擦干净。

我的手，在抖。

比三十年前去买酒的时候，抖得还厉害。

我不知道，这三十年的等待，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是惊喜？

还是又一个天大的笑话？

我没有声张。

我偷偷联系了省城一家最大的拍卖行。

我拍了照片发过去。

对方很快就回了电话，声音非常激动，也非常谨慎。

“先生，您这酒，方便我们派专家上门鉴定一下吗？”

我说：“方便。”

三天后，一辆黑色的奥迪A6，开进了我们陈家洼。

这比当年的桑塔纳，气派多了。

村里人都伸长了脖子看。

车上下来两个穿西装的人，一个中年人，一个年轻人，戴着白手套，提着专业的箱子。

他们直接找到了我家。

二叔就跟在后面，一脸的好奇和不屑。

“金河，这又是唱的哪一出啊？找人来估价？我告诉你，顶天了，一瓶一千块！别被人骗了！”

我没理他。

我把那两位专家请进了杂物间。

门一关，隔绝了外面所有的声音。

专家打开箱子，拿出放大镜、强光手电筒，一样样工具。

他们小心翼翼地撬开一个木箱。

当那一瓶瓶保存完好的、贴着“地方国营茅台酒厂”标签的酱色瓶子出现在眼前时，那个老专家，倒吸了一口凉气。

“我的天……”

他拿起一瓶，对着光，仔细地看酒线，看瓶口的红色封膜，看背标上的日期。

“一九八五年……棉纸……飘带……克重……完美！简直完美！”

他的声音都在颤抖。

“老师，怎么样？”年轻的专家问。

老专家放下酒瓶，摘下眼镜，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敬畏。

“大哥，您……您是怎么想到，在那个年代，存下这么多，而且保存得这么好的？”

我笑了笑，满是苦涩：“一言难尽。”

“大哥，您这批酒，不是普通的酒了。”老专家非常严肃地说，“它们是文物，是液体黄金！”

“那……它们大概值多少钱？”我舔了舔干裂的嘴唇，问出了那个我问了自己三十年的问题。

老专家没有直接回答。

他拿起计算器，按了半天。

然后，他把计算器递给我。

我看着上面那一长串的“0”，数了好几遍。

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

我数不清了。

我的眼睛花了。

“大哥，”老专家说，“根据目前的市场行情，您这一瓶八五年的地方国营茅台，单瓶的拍卖价，保守估计，在三万五到四万之间。”

“一……一瓶？”我的声音像不是自己的一样。

“是的，一瓶。”

“那我这一共……一百四十四瓶……”

“所以，您这批酒的总估价，”老专家顿了顿，一字一句地说，“在五百万以上。如果运作得好，甚至可能更高。”

五百万。

五……百……万……

我感觉我的脑袋“嗡”的一声，像被一个重锤狠狠砸中。

整个世界，都在旋转。

三十年前，五千块。

三十年后，五百万。

一千倍。

我扶着墙，才没有倒下去。

我哭了。

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不是激动，不是高兴。

是委屈。

是这三十年来，所有的嘲笑，所有的白眼，所有的孤独和坚持，在这一刻，找到了出口。

我的金疙瘩，没有骗我。

我没有疯。

我赌对了。

专家走了。

二叔凑了上来，一脸的迫不及t待。

“怎么样？金河，我说得没错吧？是不是顶天一千一瓶？加起来也就十几万，还不够在城里买个厕所的！哈哈！”

我看着他，没有说话。

秀兰从屋里走出来，她刚才在门口，全听见了。

她走到我身边，握住我的手。

她的手，也在抖。

她看着二叔，一字一句地说：“二叔，金河的酒，估价，五百万。”

二叔的笑声，戛然而止。

他脸上的表情，像是瞬间被冰冻住了。

“多……多少？”他以为自己听错了。

“五百万。”秀兰重复了一遍，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像一颗钉子。

二叔的嘴巴，张得能塞下一个鸡蛋。

他的脸色，从不屑，到震惊，到难以置信，最后，变成了一片死灰。

“不……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他喃喃自语，像是傻了一样。

村里围观的人，也都听见了。

整个院子，死一般的寂静。

所有人都用一种看外星人的眼神看着我，看着我们家这三间破土坯房。

“五百万？”

“开玩笑的吧？”

“一堆酒，值五百万？”

突然，人群里有人拿出手机，开始上网查。

“天哪！是真的！八五年的茅台，网上拍卖价，一瓶就好几万！”

“我靠！陈金河发了！”

“五百万啊！我的娘啊！”

整个陈家洼，彻底炸了。

二叔，还愣在原地。

他看着我，嘴唇哆嗦着，想说什么，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他的眼神里，有嫉妒，有悔恨，但更多的是一种信念崩塌后的茫然。

他嘲笑了我三十年。

他把我当成反面教材，教育了村里两代人。

结果，他才是那个最大的笑话。

我看着他，忽然觉得，一点报复的快感都没有。

只觉得有些可悲。

我没再理他，拉着秀兰，回了屋。

关上门，秀兰再也忍不住了，抱着我，放声大哭。

她捶打着我的后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你这个死人！你为什么不早说！你知不知道这些年我是怎么过来的！我恨死你了！”

我知道，她不是恨。

她是在心疼。

心疼我，也心疼她自己。

我抱着她，任由她的眼泪浸湿我的肩膀。

“对不起……”我只能说这三个字，“对不起，让你跟着我受了这么多年的苦。”

“苦……是苦……”她抬起头，满脸泪水，却笑了，“但是，现在不苦了。”

那天晚上，我给陈东打了电话。

“儿子，房子的首付，够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

然后，我听到了儿子压抑着的哭声。

“爸……谢谢你。”

“傻孩子，跟爸客气什么。”

“爸，你不是傻子，你是我心里最牛的英雄。”

挂了电话，我一个人，又走进了那个杂物间。

我打开了一瓶酒。

三十年了，我第一次打开它。

我没有用杯子，就这么对着瓶口，喝了一小口。

一股辛辣、醇厚的液体，瞬间从我的喉咙，烧到了我的胃里。

那味道，很复杂。

有等待的苦涩。

有坚持的辛辣。

有误解的酸楚。

但最后，回味过来的，是一股无法言喻的甘甜。

那是时间的味道。

也是命运的味道。

后来，我卖掉了大部分酒。

我在省城给儿子全款买了房，办了风风光光的婚礼。

我在村里，推倒了老房子，盖了一栋谁家也比不上的大别墅。

我们家门口，车水马龙。

以前那些嘲笑我的人，现在都提着礼物，上门来，想跟我攀关系，想让我指点他们“发财之道”。

我只是笑笑，说我就是一个运气好的傻子。

二叔，病倒了。

听说，自从知道我的酒值五百多万后，他就一口气没上来，中风了。

躺在床上，话也说不清楚，整天就是流眼泪。

村里人说，他是后悔的。

后悔当年为什么没有跟我一样，也去买几箱酒。

后悔当年为什么要把刘老板介绍给我，又在背后使坏。如果他不使坏，也许我早就把酒卖了，也就没有后面的五百万了。

他哭的，是他错过的命运。

我去看过他一次。

他躺在床上，看见我，浑浊的眼睛里，流出了两行泪。

他挣扎着，想说什么。

我拍了拍他的手，说：“二叔，都过去了。”

是啊，都过去了。

三十年的恩怨，三十年的嘲笑，三十年的坚持。

就像我喝下去的那口酒，最终，都化作了一声叹息。

我给自己留了一箱茅台。

我不卖，也不喝。

我就把它放在我新家里最显眼的酒柜上。

有时候，我会一个人，坐在酒柜前，看着那些瓶子，一看就是一下午。

秀兰会问我：“又看你那些宝贝疙瘩呢？”

我笑着说：“是啊，我在看我这辈子呢。”

是啊。

那不是酒。

那是我陈金河，不认命的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