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8日,伊朗宪法监护委员会正式批准货币改革法案,宣布将删除里亚尔面值末尾的四个零,即1新土曼(Toman,改革后新货币单位)等值于10,000旧里亚尔,分两个阶段实施,第一阶段用时2年,进行系统与实物准备;第二阶段以3年作为过渡期,新旧货币并行流通。
伊朗央行官员表示,这只是结构性与象征性改革,并不会改变货币的实际价值,也不会直接降低通货膨胀,它可以被理解为一种“面子工程”。因为严重的通货膨胀,里亚尔的面值变得非常小,日常购物常常需要动用数百万甚至上亿里亚尔,这不仅给现金携带和算账带来极大不便,也容易在电子支付中因输错零的个数而引发错误。货币“抹零”最直接的目的就是解决这个实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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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说法,确实是非常“面子”,只有鬼才相信。
实际上,伊朗计划采取的手法是一个非常极端的经济学情景。将10000元直接“贬值”成1元,意味着该货币发生了彻底的、灾难性的崩溃,其购买力下降了99.99%。这通常被称为 “恶性通货膨胀” 的终极形态。
简单来说,这意味着:
货币价值归零:你手里的10000元,其购买力变得和1元钱一样,你毕生的储蓄、现金资产,在瞬间几乎化为乌有。
物价飞涨万倍:以前卖1元的包子,现在要卖10000元;以前卖100万元的房子,现在理论上要标价1000亿元。
这绝不是简单的“钱不值钱”,而是整个经济和社会体系的崩溃。以下是会导致的一系列灾难性后果:
一、微观层面是对个人和家庭的直接冲击。最直接的受害者是所有持有该货币储蓄的人,普通民众一生的财富瞬间被清零,中产阶级被消灭,退休金、养老金体系崩溃。工资上涨速度远远跟不上物价飞涨速度,人们拿着一天的工资可能连一个面包都买不起,基本生活物资如食物、药品的获取成为生存挑战,社会将退回到以物易物的原始状态。没有人会再愿意借出钱,因为收回来的钱已经毫无价值。债务人的债务名义上虽然还在,但用几乎无价值的货币可以轻易还清,这又会摧毁整个金融系统。最终,饥饿、绝望和愤怒会引发大规模骚乱、抢劫和社会暴力,社会秩序荡然无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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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宏观层面则是整个经济和国家的系统性崩溃。银行挤兑必然发生,因为所有人都想取出存款换成实物,但银行没有那么多实物资产,会迅速破产,股市、债市等金融市场关闭,金融系统彻底崩溃。货币失去计价和交换功能,经济活动会退回到以物易物,或者采用稳定的外国货币如美元、欧元甚至黄金进行交易,国家经济主权名存。
企业无法为原材料定价,无法计算成本,无法进行正常的投资和生产。工厂倒闭,大规模失业爆发,经济全面瘫痪。政府征税变得毫无意义,因为收上来的钱是废纸。政府失去支付公务员、军队工资和维持基本公共服务的能力,导致国家机器停转。该国在国际上会失去所有信用,无法进行国际贸易和借贷,成为“失败国家”。如此灾难性的局面必然导致民众对政府的极度不信任,引发革命或军事政变,现有政权极有可能被推翻。
历史上,多个国家在经历恶性通货膨胀时,都曾采取过类似的“货币抹零”措施。1920年代的德国,马克变得一文不值,人们需要用推车装着钱去买面包。2000年代的津巴布韦,发行了100万亿面额的钞票,货币体系最终崩溃,被迫放弃本国货币,使用外币。1940年代的中国,国民党统治下的法币和金圆券崩溃,一麻袋钱买不到一袋米。
所以说,将10000元贬值成1元,不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一场全面的社会浩劫。在现代社会,任何有理智的政府都会不惜一切代价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但伊朗打算这样做。
为什么伊朗经济会滑落到这种状态?
这需要从霍梅尼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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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梅尼可以说是列宁般的人物,政治上自不必说,神学上是公认的高水平,当时稳坐什叶派top3。而且他还是个法学家,外形更是仙风道骨,在巴黎和西方学者记者左翼女青年啥的侃侃而谈,大家都很佩服。卡特觉得霍梅尼是个大善人,和他自己一样。
霍梅尼真的是一个有理想的人,只不过,理想比较可怕罢了。
霍梅尼精研柏拉图哲学和政治哲学,他的政治学继承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马基雅维利的传统。连他自己,也是流氓手段,圣人心肠。只不过,正如世界上所有的理想国一样,他的大阿亚图主义失败了。
所有的神棍都一个德行,给你编织一个天堂的梦,然后告诉你想要到达天堂必须先下地狱。
从那时起,伊朗走上了对内政教合一封闭专制,对外输出伊斯兰革命、对美以强硬的路线,也因此埋下了今日的祸根。
从霍梅尼和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历史,可以看出这个民族高度的复杂性。
平心而论,巴列维王朝虽然存在许多被人诟病的问题,但无论眼界、胸怀和仁慈等方面,都堪称波斯民族的巅峰。但这个巅峰的高度,可能太高了,于是就与民族的主体大众之间,形成了无法弥合的巨大撕裂。换句话说,波斯民族,不配拥有这种等级的统治者。他们需要的,本就是霍梅尼那样的暴君和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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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民族享受什么等级的秩序和生活,归根结底,是由这个民族的平均德性和智力决定的。伊朗人选择了伊斯兰革命,就要接受长期的惨状,就要接受天下的嘲讽。
伊朗现阶段困境在于既想破坏现存秩序,又想塑造新秩序,对外输出伊斯兰革命,身为什叶派与逊尼派伊斯兰国家争夺影响力,始终是引发地区冲突的核心。伊朗有着一颗不安分的心,然地缘政治和国力又不允许,又无恒心发展国力,只顾贫穷而自大地活着,贫穷却发展核武器,国力弱小却要对外输出革命,以发达的美国和以色列为敌,完全是蚍蜉撼大树。是谓弱小又自大、强硬,悲惨自然而来。
伊朗独特的政治格局由教士集团、革命卫队和文官政府三大力量构成。教士集团具有宗教权威,主导意识形态,极力维护神权体制绝对权威,保持社会高压与对外封闭。革命卫队是枪杆子加钱袋子的军事、经济复合体,既是武装力量,又是庞大实体经济,极力维护既得经济利益,坚持对西方强硬路线,寻求更大政治话语权。文官政府在夹缝中寻求有限的施政空间,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愿意有限度开放,与西方缓和关系。它们之间的博弈深刻影响着国家的走向。年迈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之后由谁接班,是当前博弈的焦点。教士集团希望维系宗教领袖的最高权威;而实力日益壮大的革命卫队则不甘于只扮演“保镖”角色,渴望在权力核心中获得更大主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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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这三股力量形成了一种脆弱的平衡。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凭借个人权威在其中扮演关键的“仲裁者”角色,维持着表面的团结。
一旦哈梅内伊这个“压舱石”消失,现有的平衡可能被打破,三方博弈将进入更不确定的阶段,甚至可能引发伊朗政治结构的深刻调整。可以预料,伊朗基本不可能一步过渡到某种理想体制,更大的可能,是接续巴列维倒台之后的那种混乱,博弈期需要多久、博弈出一个什么结果,都很难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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