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10月的一个深夜,香港中环毕打街的写字楼里还亮着灯。电话那头,时任海军副司令的贺鹏飞简短一句:“乌克兰要甩卖半成品航母,你能不能试一试?”房间里只听到徐增平“好”的回应,再无多余寒暄。
从军十年、经商十四年的经历,让徐增平对风险并不陌生,可把一艘航母揽进私人名下,这事太过罕见。乌克兰方面开出的底价两千万美元,看似不高,附带条件却辣味十足:买家必须为企业或个人,航母只能写明娱乐用途,而且一次付清。简而言之,想玩就得“独角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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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增平的公司资产虽在十亿港元上下,可要马上拿出一亿美元现金,仍得拼光流动资金。朋友劝他缓一缓,他只说一句话:“这事错过就没了,亏了公司也得上。”说归说,真要操作却万分艰难。美国早已放风,只要航母落到中国官方手里,就启动制裁。于是徐增平把家底抵押给银行,将航母购买方案包装成“海上娱乐城项目”,连广告文案都写好了。
谈判并不顺滑。乌克兰造船厂工人八个月没发工资,急着见钱;基辅政府却担心买家只是炒作。徐增平索性带着两名香港律师、三名俄语翻译,飞到尼古拉耶夫船坞。那是1998年1月,黑海岸边积雪半米高,他在甲板上站了三小时,拍了上百张照片,随口一句:“咱们要的是舰,不是废铁。”工人们一下子信了——这买家真想把船开走。
值得一提的是,他还要到了图纸。乌克兰高层原先死活不肯松口,徐增平提出多付200万美元,用于“工人安置”。这招软硬兼施,美国那边不好说什么,图纸便随船一起装箱。事成后,有西方媒体嘲讽他为“疯狂的中国商人”,徐增平听完只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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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到位后,航母改名“瓦良格”号,在黑海港口挂上了徐增平公司旗。下一步是拖船绕行地中海、经马六甲、过南海——全程一万四千多海里,一个螺栓都不能掉。但土耳其意外卡脖子:博斯普鲁斯海峡宽度有限,瓦良格吨位太大,海峡管理局以“影响大桥安全”为由拒绝放行。
僵局持续了九个月。拖船租金、船员工资、保险费每天都是天文数字,公司现金流像被抽干。徐增平天天守在香港办公室,电话里一句接一句“请再宽限两天”。他甚至向几家银行靠个人信用融出最后三百万美元,只为维持航程。2001年11月,土耳其终于松口,条件是遇到大风必须抛锚。拖船船长后来回忆:“整个海峡最窄处不到七百米,两旁都是礁石,稍有偏差就完。”
2002年3月,瓦良格灰头土脸地抵达大连港。长途跋涉把外壳漆面剥得斑驳,可甲板仍坚挺。那天码头人山人海,军方代表、造船工人、还有当地老百姓都在。徐增平递上移交文件,语气平静:“船,人,图纸,一块儿交给国家。”自此,他的企业账面已是赤字,公司正式进入破产清算。
那么国家如何回应?首先,没有现金奖励,也没有高调授勋。相关部门为他开启了简化破产程序,免除滞纳税金;银监会组织三家银行重组了他的信用评级,允许重新融资;地方政府还批准他在珠三角投资一家电子元件厂,厂房土地价几乎贴近成本。帮助有,却不张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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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后,瓦良格成为“辽宁舰”,2012年正式交付海军。这条新闻在全国刷屏时,徐增平很少出现在镜头前。有人问他后悔吗?他反问:“要是再来一次,还用问?”语气里没有豪言,却透出倔强。
不得不说,这桩买卖对徐增平个人是险招。航母到港后,他花了三年才把债权人安抚好;电子厂投产又赶上金融危机,直到2010年才扭亏。当初跟他一起抵押房产的两位伙伴,后来都退出了股东名单。换句话说,被浪打湿的不只他一个。
试想一下,如果当年没人愿意以个人身份顶住压力,辽宁舰的建造节奏或许会慢上多年。历史不会写假设,但细节值得咂摸。徐增平的举动既不是孤胆英雄,也不是政治豪赌,更像退伍军人对制服的一份执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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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他年逾七旬,实业仍在做,低调而稳。捐资助学、资助退役军人培训,份额不算小,却从不搞剪彩仪式。有人形容他“赚一分花两分”,也有人说他被时代“捧了一把”。说法各异,事实却摆在那里:一亿美元买船送国,家业赔进去,国家帮他度过难关,剩下的路还是得自己走。
航母驶向深蓝,商人继续在市场打拼,这段跨世纪波折证明了一件事:国家战略与个人命运并非单行线,偶尔它们会在关键处重叠,擦出耀眼火花。至于评价,留给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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