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盛夏,北京西郊的一个拍卖会忽然挂出一幅题为“励志”的条幅,署名“华国锋”。底价三万元,主办方宣称是真迹,一度引得场内喧哗。消息很快传到京西那间低矮的小四合院,“这是谁拿去卖钱?”华国锋放下《参考消息》,略带恼意。旁边的韩芝俊赶紧劝道:“别为这事伤神。”这次事件成为华国锋对外“封笔”的导火索,也让许多人第一次意识到,这位几十年前位居党和国家最高领导层的人,已在自家院里过起了与土地为伴的日子。
追溯时间,华国锋在1981年6月举行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提出辞去主要职务时,态度果断。会议记录里只有简短文字,却难以复原会场气氛。当时,有同志低声提醒:“是否再考虑一下?”华国锋摇头:“组织需要,新形势需要,我个人没有什么可放不下的。”一句话,局面定了。会后,他仍被选为中央委员,这意味着身份依旧,但已退居幕后。
辞职第二天,他起得很早。清晨四点多,烈士公园附近的路灯还亮着,他绕着中南海快步走了两圈。这么多年,身边一直有人提醒他注意安全,忽然没有了保卫处排得满满的日程,他反倒觉得轻松。随后,回到宿舍,他翻出笔记本,写下两个词——“学习”“劳动”。多年后,常来探望的专职记者钱嗣杰无意间读到那页纸,感慨这位老领导给自己规划的退休生活,仍是一份带着革命年代印记的“自我改造计划”。
1983年,葡萄成了这份计划中的主角。为种好葡萄,华国锋驱车到昌平的国营葡萄试验场,向老师傅请教剪枝、压蔓、调糖。讲到水肥管理时,他掏出小本一字一句记下。老师傅后来回忆,有些参观者只在镜头前摆造型,可华国锋不一样,真正蹲到地头问土壤含砂量。“他在我跟前,跟普通农技员没两样。”
回到四合院,他亲手搭了两个葡萄架。第一年挂果,尝了几颗,酸得皱眉,却乐在其中。邻居孩子好奇探头,他笑着递过去:“拿去尝,酸别怕。”就这样,早熟巨峰、白罗莎、玫瑰香,一茬一茬往上爬,院子里有了让人羡慕的夏日凉荫。
种葡萄只是开端。小院角落里慢慢挤进了黄瓜、丝瓜和几株紫苏。华国锋负责翻地、修枝;韩芝俊操持灶台、调节饮食。由于糖尿病困扰,白米饭早被换成粗粮定量,“一碗小米粥,加半块玉米饼”成了常态。韩芝俊打趣自己是“老保姆”,华国锋也默认这种分工,“革命伴侣”在退休生活里被重新注解。
外界并没忘记他。隔三岔五,总有人登门。有人想请题字,有人求一颗葡萄苗,有人纯粹怀旧。华国锋大多来者有应,惟独涉及商业用途的字画坚决不写。1990年代初,个别收藏家出高价,他只摆手:“对不起,我的字不标价。”偶尔遇到难推却不违规的情形,他就写一张,盖上私章,然后顺手复制一份存档,像当年批阅文件那般谨慎。
除了关心书画,他仍关注国家大事。每天清晨,邮政投递员把《参考消息》《人民日报》《经济日报》一并塞进门缝,他泡好一杯淡茶,逐页研读。遇到新政策,他常用红笔在空白处写下“好”“要跟进”字样。有人来探访,聊到这些时,他会抬头一句:“改革开放搞活了市场,老百姓能吃饱穿暖,这是最大的成绩。”
过去的同事、战友、山西老乡是屋里最常见的客人。每当看到家乡人拎来一袋小米,他眼里分明有亮光,“这是交城谷,香。”东西照收,可礼却必须轻。老乡走时,他常塞回一串葡萄:“自家种的,尝鲜别客气。”这种朴素往来延续多年,像一条细细的红线,连接着他与1949年离开后的故土。
有意思的是,华国锋对故乡的思念和谨慎并存。1970年代执政期间,他不曾以私人名义回到交城;卸任后,直到身体每况愈下,才向组织递交探亲申请。算上青年时代出发南下前的告别,他这一辈子,只在家乡落脚三次。乡亲们想把老祠堂翻修成展馆,被他婉拒:“别浪费钱,日子要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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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那场拍卖风波后,华国锋几乎彻底谢绝求字。他在院里贴出小条:非亲非故,请莫索墨宝。访客数量骤减,生活愈发清净。黄昏时分,他会拿小椅坐到葡萄架下,捧一本《史记》或《近代史资料》合订本,偶尔低声读段文字。韩芝俊见他心情好,悄悄放下血糖仪,给他添点瓜果。
2006年,身体出现新的警讯。医生建议减少户外劳动,葡萄架免不了杂草丛生。他不甘放手,仍坚持例行修剪。邻居提醒:“让年轻人帮吧。”他摆手:“人闲心就散。”可终究敌不过病痛。2008年8月20日清晨,医院监护仪上的曲线缓缓归零。陪护的韩芝俊俯身问:“有什么要交代的?”他嘴唇微动,只留下断续三字,“回、交、城”。
丧事从简,是他早留的嘱咐。告别式举行得低调,仅通知相关老同志和亲属。不设花圈,不收挽联,一如他晚年行事的原则。“领袖”或“伟人”字样全部省去,只写“华国锋同志”。随后骨灰安放在八宝山,等合适时机再归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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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4月,一辆深灰色商务车驶进山西交城北关村。车中安置的骨灰盒,上刻“原名苏铸”。村口土路尚未硬化,同行人员怕扬尘,把车停在半坡,徒步护送至安葬处。墓址背靠幽静柏林,正面是他熟悉的太行山脉。仪式简短,几个山西老乡轻声念道:“大哥,回来了。”风过林梢,唯闻蝉鸣。
人们关心他如何评价改革开放,其实答案一贯清晰。早在1984年国内经济体制改革刚起步,他就向探访者坦言:“路子对头,关键是要稳。”1992年南方谈话后,他又补一句:“方向更明确了,别停。”这一态度未曾改变。外界有人好奇他为何淡出,在他看来,历史潮流已自成高山海流,个人位置并不重要。
他种下的葡萄依旧年年发芽,据说如今架子已换新,但两根老藤还在。邻居偶尔会摘几串,酸甜尚在,与当年一样。种植、学习、观察社会,华国锋以这样的姿态为自己的后半生画了句号,也为旁观者留下另一种理解政治人物的维度:退休不代表抽离,低调不等于逃避。当国家在巨变中前进,他愿把目光从宏大叙事转向一株葡萄、一份报纸、一句肯定——“人民得到实惠,这就足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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