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国锋主动请辞，过上种瓜种菜的退休生活，他如何评价改革开放？

2002年盛夏，北京西郊的一个拍卖会忽然挂出一幅题为“励志”的条幅，署名“华国锋”。底价三万元，主办方宣称是真迹，一度引得场内喧哗。消息很快传到京西那间低矮的小四合院，“这是谁拿去卖钱？”华国锋放下《参考消息》，略带恼意。旁边的韩芝俊赶紧劝道：“别为这事伤神。”这次事件成为华国锋对外“封笔”的导火索，也让许多人第一次意识到，这位几十年前位居党和国家最高领导层的人，已在自家院里过起了与土地为伴的日子。

追溯时间，华国锋在1981年6月举行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提出辞去主要职务时，态度果断。会议记录里只有简短文字，却难以复原会场气氛。当时，有同志低声提醒：“是否再考虑一下？”华国锋摇头：“组织需要，新形势需要，我个人没有什么可放不下的。”一句话，局面定了。会后，他仍被选为中央委员，这意味着身份依旧，但已退居幕后。

辞职第二天，他起得很早。清晨四点多，烈士公园附近的路灯还亮着，他绕着中南海快步走了两圈。这么多年，身边一直有人提醒他注意安全，忽然没有了保卫处排得满满的日程，他反倒觉得轻松。随后，回到宿舍，他翻出笔记本，写下两个词——“学习”“劳动”。多年后，常来探望的专职记者钱嗣杰无意间读到那页纸，感慨这位老领导给自己规划的退休生活，仍是一份带着革命年代印记的“自我改造计划”。

1983年，葡萄成了这份计划中的主角。为种好葡萄，华国锋驱车到昌平的国营葡萄试验场，向老师傅请教剪枝、压蔓、调糖。讲到水肥管理时，他掏出小本一字一句记下。老师傅后来回忆，有些参观者只在镜头前摆造型，可华国锋不一样，真正蹲到地头问土壤含砂量。“他在我跟前，跟普通农技员没两样。”

回到四合院，他亲手搭了两个葡萄架。第一年挂果，尝了几颗，酸得皱眉，却乐在其中。邻居孩子好奇探头，他笑着递过去：“拿去尝，酸别怕。”就这样，早熟巨峰、白罗莎、玫瑰香，一茬一茬往上爬，院子里有了让人羡慕的夏日凉荫。

种葡萄只是开端。小院角落里慢慢挤进了黄瓜、丝瓜和几株紫苏。华国锋负责翻地、修枝；韩芝俊操持灶台、调节饮食。由于糖尿病困扰，白米饭早被换成粗粮定量，“一碗小米粥，加半块玉米饼”成了常态。韩芝俊打趣自己是“老保姆”，华国锋也默认这种分工，“革命伴侣”在退休生活里被重新注解。

外界并没忘记他。隔三岔五，总有人登门。有人想请题字，有人求一颗葡萄苗，有人纯粹怀旧。华国锋大多来者有应，惟独涉及商业用途的字画坚决不写。1990年代初，个别收藏家出高价，他只摆手：“对不起，我的字不标价。”偶尔遇到难推却不违规的情形，他就写一张，盖上私章，然后顺手复制一份存档，像当年批阅文件那般谨慎。

除了关心书画，他仍关注国家大事。每天清晨，邮政投递员把《参考消息》《人民日报》《经济日报》一并塞进门缝，他泡好一杯淡茶，逐页研读。遇到新政策，他常用红笔在空白处写下“好”“要跟进”字样。有人来探访，聊到这些时，他会抬头一句：“改革开放搞活了市场，老百姓能吃饱穿暖，这是最大的成绩。”

过去的同事、战友、山西老乡是屋里最常见的客人。每当看到家乡人拎来一袋小米，他眼里分明有亮光，“这是交城谷，香。”东西照收，可礼却必须轻。老乡走时，他常塞回一串葡萄：“自家种的，尝鲜别客气。”这种朴素往来延续多年，像一条细细的红线，连接着他与1949年离开后的故土。

有意思的是，华国锋对故乡的思念和谨慎并存。1970年代执政期间，他不曾以私人名义回到交城；卸任后，直到身体每况愈下，才向组织递交探亲申请。算上青年时代出发南下前的告别，他这一辈子，只在家乡落脚三次。乡亲们想把老祠堂翻修成展馆，被他婉拒：“别浪费钱，日子要紧。”

2002年那场拍卖风波后，华国锋几乎彻底谢绝求字。他在院里贴出小条：非亲非故，请莫索墨宝。访客数量骤减，生活愈发清净。黄昏时分，他会拿小椅坐到葡萄架下，捧一本《史记》或《近代史资料》合订本，偶尔低声读段文字。韩芝俊见他心情好，悄悄放下血糖仪，给他添点瓜果。

2006年，身体出现新的警讯。医生建议减少户外劳动，葡萄架免不了杂草丛生。他不甘放手，仍坚持例行修剪。邻居提醒：“让年轻人帮吧。”他摆手：“人闲心就散。”可终究敌不过病痛。2008年8月20日清晨，医院监护仪上的曲线缓缓归零。陪护的韩芝俊俯身问：“有什么要交代的？”他嘴唇微动，只留下断续三字，“回、交、城”。

丧事从简，是他早留的嘱咐。告别式举行得低调，仅通知相关老同志和亲属。不设花圈，不收挽联，一如他晚年行事的原则。“领袖”或“伟人”字样全部省去，只写“华国锋同志”。随后骨灰安放在八宝山，等合适时机再归乡。

2011年4月，一辆深灰色商务车驶进山西交城北关村。车中安置的骨灰盒，上刻“原名苏铸”。村口土路尚未硬化，同行人员怕扬尘，把车停在半坡，徒步护送至安葬处。墓址背靠幽静柏林，正面是他熟悉的太行山脉。仪式简短，几个山西老乡轻声念道：“大哥，回来了。”风过林梢，唯闻蝉鸣。

人们关心他如何评价改革开放，其实答案一贯清晰。早在1984年国内经济体制改革刚起步，他就向探访者坦言：“路子对头，关键是要稳。”1992年南方谈话后，他又补一句：“方向更明确了，别停。”这一态度未曾改变。外界有人好奇他为何淡出，在他看来，历史潮流已自成高山海流，个人位置并不重要。

他种下的葡萄依旧年年发芽，据说如今架子已换新，但两根老藤还在。邻居偶尔会摘几串，酸甜尚在，与当年一样。种植、学习、观察社会，华国锋以这样的姿态为自己的后半生画了句号，也为旁观者留下另一种理解政治人物的维度：退休不代表抽离，低调不等于逃避。当国家在巨变中前进，他愿把目光从宏大叙事转向一株葡萄、一份报纸、一句肯定——“人民得到实惠，这就足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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