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代王爷载沣为什么在新中国成立后把王府换成九十万斤小米？

1950年初春的一个傍晚，北平城里吹着冷风，护国寺街口却堵了车。几辆卡车一字排开，车厢里是满满当当的黄米，一包一包码得整整齐齐。一位花白胡子的老人站在车边，看着卸货的工人，轻声说了句：“辛苦。”那人正是醇亲王载沣——清朝最后一任摄政王、宣统皇帝溥仪的生父。人们疑惑：昔日身居豪华王府的亲王，为何甘愿用整座府邸去换九十万斤小米？

要弄清这个节点，得先倒回到三年以前。1947年，国统区物价飞涨，黑市横行，载沣的醇亲王府时常被地痞盯上。王府占地三十余亩，楼台亭阁寸土寸金，让人眼馋。为了稳住宅院，他临时把府邸改办成“正志学校”，自己当名义校董，把挂在库房里的古画、瓷器拿出来做自然、书画两门课程的“活教材”。全府上下，原先的亲王爷变成了满院孩子口中的“载先生”，光是这称呼，就足够新奇。

北平和平解放后，局势骤然转弯。新政府接管城市，在住房与教育资源严重不足的状况下，频频征调闲置大宅用作公用。对载沣而言，王府一旦彻底收归国有，自己或许连说“不”的资格都没有。提前主动出让，既能为城市办学帮把手，也能多少换点口粮安顿族中老少，两全之策便在此刻孕生。

外人常说载沣性格保守，其实并不尽然。1905年，他远赴德意志弥补庚子赔款的外交裂痕，德皇威廉二世要求按满清朝贡仪礼下跪，他回一句：“鞠躬已是极礼，再跪臣侍而非邦交。”此举震住在场各国使节。一个能在柏林拒跪的亲王，在北平舍宅又算什么大事？然而，对他个人而言，这一决定却标志着皇族身份的最后褪色。

再往前追，1908年光绪、慈禧相继去世，三岁的溥仪被扶上龙椅，载沣成了摄政王。三年间，他纠葛于立宪呼声与顽固守旧之间，既想改革，又惧群臣掣肘。武昌起义一声枪响，他顿悟——枪可以推倒法统，御批再多也救不了帝国。从主动辞去摄政，到1917年张勋复辟时的袖手旁观，再到拒随溥仪赴东北依附日伪，载沣放下的不是权位，而是对“皇室复兴”最后的执念。

抗战结束后，溥仪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羁押。失去经济来源，载沣一家日子并不好过。王府虽大，却像无底洞，屋瓦、立柱处处要修。修一次，得卖一件古董。到1949年，能动的值钱器物所剩无几。考虑到新政权推行公私合营、优待原贵族政策，他给北京市文教局递了口信：“愿捐府第用于办学，但请政府折价，以粮票发给家中老幼，总算不拖国家后腿。”这封信不卑不亢，连用三个“请”字，既表态，更留体面。

小米为什么足足九十万斤？按当时北平米价，每斤小米折合人民币约两千元旧币；全府评估价折合一百八十亿元。按统一折算，九十万斤小米可供五口之家吃上四十年，虽谈不上富足，却足以让全族老幼不至于断炊。新政府一锤定音，公私两讫。工人挑灯入夜清点院落，载沣亲自陪同验交。他让孩子们搬走祖先灵位、族谱，其余桌椅器皿一律留作学校公物。一名测绘员忍不住感叹：“爷儿，这院子真大。”老人回应：“从今以后，大院姓人民。”

交换完成那天夜里，王府灯火冷清。载沣搬到后海边一处不足百平的小四合院。墙上只挂三张照片：奕譞、光绪、溥仪。有人问他：“后悔吗？”他淡淡回答：“不后悔，换个活法。”短短五个字，既不像昔日贵胄的矜持，也无愤懑，只剩被时代锤炼后的平常心。

外界流传“亲王府换粗粮”的故事时，少不了调侃。其实，九十万斤小米背后是老贵族对新政权的观望与试探，也是新政权对旧阶层的包容与引导。不用流血、不打白条，一场资产划拨就此落槌，彼此都留住了面子。值得一提的是，醇亲王府随后改名为北京市第一女子中学。课间铃声响起，昔日宫灯照壁前，成排桌椅替代花池月台。女学生背着书包匆匆而过，谁也不会想到这里曾上演过最后的皇家烟火。

1957年，溥仪特赦返京后与父亲相见。院里月光很亮，溥仪有些迟疑地喊了声：“爸爸。”载沣扶着拐杖，轻轻点头，没有多话。历史已走到新章节，他不想再讲旧事。父子并肩坐在廊下，沉默良久，溥仪忽然自嘲：“当年要是早点放下多好。”载沣摆手：“晚放下也不迟。”寥寥数语，道尽两代末王的无奈与释然。

醇亲王载沣的一生跨越了王朝、共和国、人民共和国。选择用王府换小米，看似自降身价，实则正面回应了全新的社会规则——土地、房产不再是家族世袭的象征，而是国家与人民需要的公共资源。对于一个年逾古稀的末代王爷来说，这是务实之举，也是顺势之道，更是对过去彻底告别的一场庄重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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