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11月28日清晨,北京已是初冬。功德林大门口,董益三提着简单行李,听完特赦令,半天没动,眼眶瞬间湿了。十四年的羁押与改造,像过电影般在脑海里倒带——其中最刺眼的一帧,就是那两记打在黄维脸上的耳光。
他出身黄埔六期,1926年毕业于武汉分校。那年分校由邓演达主持,恽代英、陈毅等人讲授政治课,左翼空气浓得能掰下一块。罗瑞卿、张宗逊都是同窗,董益三也递交了入党申请。1927年“四·一二”后,枪声与白色恐怖扑面而来,他却逆流而上,在大别山打游击,两年里伤疤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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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被捕,1933年取保出狱时,武汉党的系统已被破坏,他失去组织联系,立足无门。偏巧同学余洒度抛来橄榄枝——复兴社报社副经理。此后,董益三彻底北向而行:浙江警官学校教官、杭州军统无线电训练班主任,站到戴笠“电讯王国”的中枢。
抗战胜利前夕,戴笠送他去美国进修电讯管理。两年后归国,戴笠却坠机身亡,毛人凤不肯接收这个“戴系老人”。局势再变,他投靠康泽。襄樊战场,尸横遍野,康泽装死躲在血沟,董益三钻进机枪手的尸体底下,两人还是没逃过解放军搜捕,双双被押往华北。
1949年末,他们被编入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第一批“学员”。杜聿明组织缝纫队,宋希濂写发言稿,廖耀湘背《哥达纲领批判》,各显神通。董益三自知后台最薄,公开宣称:“没有杨振宁,也没有傅作义,我只会写揭发材料。”一句半真半戏的自嘲,却成了他快速“进步”的招牌。
小组成员杂乱:梁培璜出自晋系,林伟俦属“中央军”,陈长捷跟傅作义走得近,最惹眼的是黄维——昔日陈诚系王牌。黄维孤傲寡言,对积极发言嗤之以鼻,批评会常闭目养神;有人话音刚落,他能冷不丁放串闷屁,气得众人跳脚。
1951年春天的一次讨论课,董益三领读《四大家族的金融罪行》。黄维懒洋洋顶一句:“国民党有中央银行就是蒋家银行,那共产党办中国人民银行,是不是毛家银行?”话音落地,场面僵住。董益三火起,当场要求黄维检讨。午饭后,黄维在日记本写下八个字:“龙游浅水遭虾戏”。梁培璜看到质问,黄维冷笑:“谁愿当虾谁当虾。”董益三冲上去,啪!啪!两巴掌扇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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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功德林首次出现肢体冲突。管理所干部赶来,宣布二人都必须作深刻检讨:黄维因傲慢言辞被点名,董益三更因违反政策被严肃批评。那天晚上,黄维脸上擦药,董益三伏案写检查,灯光下两人都沉默。有人悄悄听见董益三自语:“打人是我不对,可要斗错误思想,总要冒点险。”
此后,他不再动手,却写揭发材料愈发勤快。谁在学习笔记里夹了牢骚纸条,第二天就出现在大黑板的“批判专栏”;谁晚点名抽了偷藏的香烟,也会被他捅到干部处。有人私下说他“军统的告密瘾又犯了”,可制度摆在那里,条条框框都认同“帮助同志进步”,董益三正钻在缝里。
一次清早,沈醉在操场做体操,看见董益三弯腰捡烟头,一边塞进信封,一边东张西望。沈醉拎着一条“大前门”好意送烟,董益三只抽出一支,其余推回。汤尧路过,讥笑一句:“学习组长怎么能收那么大人情?”话虽不善,却点破了门道:董益三刻意维持“清廉形象”,以免动机被质疑。
1959年,中央决定启动第二批战犯特赦评估,标准写得明明白白:立场转变、认真劳动、揭发有功。董益三三条全占,档案里揭发材料厚得能垫枕头。审核会开到深夜,干部们翻到他交代的旧同伙与最新态度对照表,不得不承认“转化彻底”。
也正因如此,1960年秋冬交替,他的名字写进特赦令。听完宣读,他鞠了三次躬,泪珠顺着皱纹无声滚落。同一天,黄维还在病房里做永动机实验,得知消息只淡淡一句:“好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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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功德林后,董益三被安置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室。从整理报刊索引到核对回忆录,他一笔一画做卡片,十几年不间断。1983年前的资料目录,多出自他的手。有人夸他细致,他摆摆手:“以前用特务方法对付人,现在用同样的认真对付历史。”
1989年5月,他病逝于北京,享年八十五。自传中只留一句总结:“一念之差,半生飘摇;幸得改造,晚年无憾。”云淡风轻,却把那两记耳光、那一封封揭发信、一滴滴特赦泪,全都压进纸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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