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配得诺贝尔文学奖吗

在我“消失”的文章《 读莫言的 <蛙> ：荒诞时代的宏大叙事与蝼蚁般的个体命运》中，曾聊过我买了一套12本莫言全集，一直放在储藏室里吃灰。

托前段时间被关小黑屋的福，我总算有时间把这套书看完。那么，作为中国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他的名字却至今争议不断：有人说他是文学的奇才，也有人 批评他模仿马尔克斯； 从吃煤炭的孩童，到高密荒滩上的放羊人，再到用小说对抗沉默的作家，他的作品为何既魔幻又真实？他的沉默是软弱、智慧，还是一种文学策略？他为何既不逃离、也未完全臣服？今天咱们来聊聊。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莫言生活过的地方比马尔克斯的哥伦比亚更魔幻。就拿“莫言”这个笔名来说，虽然来源复杂，但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莫言希望自己能少说话。小时候，因为管不住自己的嘴巴，他没少给家里惹事。

有一次，他看到对岸飘过来的传单。村里人都说那的人生活得水深火热，他却来了一句：“但是他们的楼特别好看。”这下闯了大祸，莫言的父亲被大队书记叫去好一顿批评，莫言的母亲恨铁不成钢：“你不说话别人会把你当哑巴吗？你要是再乱说，我就用针线把你的嘴巴缝起来！”

不能乱说话，是很多中国作家的一个共识——王小波也经历过相同的事。他小时候赶上了最穷的时候，有一次家里好不容易吃顿好的，他兴奋地四处宣扬：“我家吃大鱼大肉啦！我家吃大鱼大肉啦！”

王小波的父亲听见了，立刻把他拎回家揍了一顿。“从那之后我就变成了沉默的大多数。”王小波说。实际上，他真正的潜台词是：如果一个地方连表达幸福的自由也失去了，那么这个地方大概不会有人愿意再说话。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天性被压抑，莫言虽然自称“莫言”，但他下笔却总是万语千言。和他在公众面前显得不善言辞的形象正好相反，他在小说里话非常多，非常密。有时候滔滔不绝，有时候阴阳怪气，有时又横生枝节。不能节制说话的欲望，成就了他的风格，也成了他的魔障。

莫言出生在五十年代的山东高密，那里土地贫瘠，生活困苦。

有一次，莫言在做演讲的时候问大家：“你们知道人能饿到什么地步吗？”台下的年青人一脸茫然，他们最多能够想到挖草根、吃树皮。莫言的确也提到了，他说：“我真的忘不了那些被剥了皮的树，光秃秃地站在那里。”但他话锋一转又说：“我吃过煤。”生怕别人没听懂，他又加了一句：“就是烧的那种煤炭。有一回，大家看到一个同学手里捧着一块学校里用来烧饭的煤吃，就问他：‘好吃吗？’那个同学点头：‘好吃。’大家听了都去拿来吃，就连老师也加入了吃煤的队伍。”

后来，莫言把这段经历写进了《蛙》：

“我们班三十五个学生，除了几个女生不在，其余都在。我们每人攥着一块煤，咯咯崩崩地啃，咯咯嚓嚓地嚼。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兴奋的、神秘的表情，仿佛在进行一场即兴表演。有个女孩子被煤块磕破了嘴，满嘴是血。”

“第二天，同学们一边在课堂上吃煤，一边听老师讲课。那天老师讲的是《乌鸦与狐狸》——乌鸦得到一块肉，非常得意，站在树梢上。狐狸在树下，对乌鸦说：‘乌鸦太太，您的歌声太美妙了，您一歌唱，全世界的鸟儿都得闭嘴了。’乌鸦被狐狸的马屁拍昏了头，一张嘴——哇，肉就落在狐狸口中了。老师带着大家朗读课文，同学们满嘴乌黑，也跟着一起朗读。”

莫言给张艺谋讲过这么一个真实的故事：在他们村磨房工作的一个妇女，为了不让自己的孩子和婆婆饿死，想尽办法偷公粮。但无论怎么偷，都会被村干部发现。最终她想出一个“绝妙”的主意——每天晚上下工前，拼命抓起一些玉米粒和豆子，囫囵着塞进嘴里，然后赶紧往家跑。到家后找一个大盆，抠嘴巴把吃下的粮食吐出来，再用水淘洗干净。她就是用这个办法养活了自己的两个孩子和婆婆。

后来，莫言把这段经历写进了《丰乳肥臀》：

“母亲用手捂着嘴巴，跑到杏树下那个盛满清水的大木盆边，扑地跪下，双手扶住盆沿，脖子抻直，嘴巴张开，哇哇地呕吐着。一股很干燥的豌豆，哗啦啦地倾泻到木盆里，砸出了一盆扑扑簌簌的水声。”

“第一次往外吐，要用筷子搅喉咙，那滋味……现在成习惯了，一低头就倒出来了。娘的胃，现在就是个装粮食的口袋。”

当然，张艺谋听到上述故事时告诉莫言，这个场景放在电影里不好表现。

七十年代末，莫言成了一名光荣的人民解放军，他生平第一次终于能吃饱了。刚进部队的时候，他一顿饭能吃八个馒头。不光他，别的新战友也这样。这把指导员吓坏了，生怕他们吃出毛病来。

管食堂的老兵听了后说：“这事好办，我来！”他一连好几天给新兵们炖大肥肉吃，新兵们的饭量从此开始直线下降，从一顿八个馒头减到六个，再减到五个……最终稳定在三个。

饥饿，是几代中国作家的创作主题。萧红这样写：“我拿什么来喂肚子呢？桌子可以吃吗？草褥子可以吃吗？”

古华在《芙蓉镇》里，让人们一边批判旧社会，一边回忆过去那“夹得筷子都要弯下去的四两一块的扣肉”。

余华的描写最有趣。在《许三观卖血记》中，许三观用嘴巴给孩子们炒了好几个硬菜。他说：“好了，我现在给你们做了一道红烧肉，里面有五块肉。”孩子们说：“不行不行，我要六块！”炒完红烧肉，许三观又给老婆做了一道清炖鲫鱼。孩子们也跟着咽吐沫，许三观就假装训斥孩子们：“这是给你们妈做的鱼，你们吞什么口水？”

饥饿不是生活中的唯一障碍，还有精神上的无依无靠。

一个作家写他在文革中的经历时讲了这样一个小故事：他到农村插队时带了一本《变形记》。全大队的人把它看了又看，翻了又翻，最后把这本书看成了一卷海带的样子。

精神上的无依无靠和饥饿一样痛苦。莫言家庭成分不好，小学五年级就辍学了。因为身体瘦弱干不了重活，大队就安排他到荒滩上去放牛放羊。荒滩上整天也见不到一个人，莫言想说话就只能和牛说，和树说。一个人实在呆着没事儿干，他就幻想听过的故事全都成了真——比如田螺姑娘忽地一下飞出来和他一起放羊。

长达十年的时间，他都是一个人在荒滩上度过，这让莫言的感官变得异常发达。他经常能看到或者听到别人感觉不到的东西。他看到小鸟在欢叫，牛羊也跟着叫；他看到成千上万的草叶子碰到一起，就把这想成只在书上见过的大海。

这片荒滩如此封闭，却又广阔得难以想象。生活成了文学，文学也是生活。莫言那时候并不知道，他观察世界的眼光就是一个作家宝贵的天赋。

八十年代初，初出茅庐的文学青年莫言考进了解放军艺术学院。他生平第一次读到了马尔克斯、福克纳、米兰昆德拉、卡夫卡和海明威……他就像是马孔多的人第一次摸到了冰块：“天哪，这东西简直热得烫手！”他向所有人宣告：“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发明！”

西方文学极大开阔了莫言的眼界，也解开了捆在他身上多年的绳索。他终于在文学上开了窍——原来小说可以这样写，原来人可以写任何他想写的东西，写他看过的、想过的、感受过的，可以表达任何想表达的感情——美好的、甜蜜的、偏激的，甚至肮脏的、丑陋的。

很快，莫言就写出了他的成名作《透明的胡萝卜》。书中的主人公是一个皮肤很黑的孩子，从头到尾一句话都没说，但他脑子里有各种各样的奇异想象，好像他的感觉和别人不一样——他的耳朵可以听到水底下的鱼发出的声音，听到声音在空气中传播，听到色彩的变化……

小黑孩就是莫言，莫言就是小黑孩。他在这篇小说中把他观察过的世界，通过小黑孩的眼睛，分毫不漏地写进书里：

“他的眼睛本来是专注地看着石头的，但是他听到河上传来了一种奇异的声音。声音细微，忽远忽近，他用力捕捉着，眼睛与耳朵并用。他看到了河上有发亮的气体起伏上升，声音就藏在气体里。只要他看着那神奇的气体，美妙的声音就逃跑不了。”

1986年，莫言发表《红高粱》，这篇小说不仅获得《人民文学》的中篇小说奖，还因为同名改编电影红遍全世界。

《红高粱家族》写了我爷爷、我奶奶与高粱家乡的往事，带着一种喷薄而出的生命力——阳刚劲道、狂野无忌。这部作品让莫言成为中国最流行的作家，这部作品也经常被人拿来与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进行比较。

什么是魔幻现实主义？它本来是一个绘画概念，画家们用“表现主义”来挑战“自然主义”，专门画一些变形得厉害的事物。“后表现主义”的出现则把二者中和：就是虽然画的是日常事物，但画家是用一种主观的、神奇的眼光去描述。于是有人就把这种新风格叫做“魔幻现实主义”。

莫言的确受到了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喜欢运用象征、变形、夸张、荒诞的技巧。但诺贝尔给他颁奖时的授奖词更加准确：“用幻觉现实主义将民间故事、历史和现代融合一体。”

莫言的作品受马尔克斯、福克纳影响最深，还带着一股萧红式的狠厉，但终究也没有离开中国传统文学和这片大地的滋养。你不能说莫言模仿马尔克斯，因为这片大地本身就比魔幻更荒诞。

《生死疲劳》里的蓝脸就来源于一个真实的人物：五十年代初，一个嘎巴嘎巴的三代老贫农，房无一间，地无一垄。在党的光辉照耀下，终于分到几亩薄田，可没几年土地又要收回去搞合作化。

蓝脸成了十里八乡唯一一个不上交土地的人。无论组织上怎么说，他就是要单干。“想让我入社，除非伟大领袖亲自下令。国家说了，入社自愿、退社自由，他们凭什么强逼我？我就是不服这口气，我就要用我的行动，试验一下你们说话算数不算数。”

书中的老蓝脸坚持单干了几十年，等到了包产到户以后，终于可以正大光明地在太阳底下种地了。可真实生活中的蓝脸呢？想必没有书中那么幸运。

莫言自己说：他和动物在一起的时候最放松、最自在。小说《生死疲劳》因为写动物写得太顺手，四十多天就写完了。有批评家认为这部小说缺乏节制，但一个人写到最让他快乐的东西时，很难做到完全节制。莫言自己说：“我写猪、写牛写得特别好，因为我了解它们。”

莫言实在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作家。他的作品浓墨重彩，神秘瑰奇，丑陋怪诞。他毫不掩饰地展现出“恋亩情结”，然而这又似乎是中国男作家的一种集体心理现象，从张贤亮到贾平凹，无一例外。

这些年，莫言在舆论场上陷入一种两难的境地。有人批评他不批评该批评的，又有人怒斥他是汉奸。一方面，他的作品有对权威的解构；另一方面，他又总是浅尝辄止。

有人问，莫言为什么不离开？脱离这个环境，他不就能好好说话、放心写作了吗？他是不可能离开的——他的一切都属于山东高密。

“我曾经对高密东北乡极端热爱，曾经对高密东北乡极端仇恨。长大后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我终于悟到：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

山东高密是莫言装载灵魂的圣器。离开这里，他就死了。

或许在未来，阅读会成为一种特权。普通人只配沉迷在短视频这样的信息垃圾里，过着无知无觉、醉生梦死的生活。所以，趁着那个未来还没来，大家都读一本小说吧，读一本《红高粱》，看一看莫言的变形记，想一想我们的母亲和脚下的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