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蜀道唐诗之路是如何形成的||马强

蜀道唐诗之路是如何形成的

马 强

唐代秦蜀之间的蜀道不仅是沟通国都长安至益州府（成都）的主要交通要道，也是著名的唐诗之路。从初唐至晚唐五代，千里蜀道线上达官显贵、文人骚客、商贾贩夫来往络绎不绝。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唐代诗人行旅蜀道者颇众，初唐四杰、王维、张说、苏珽、李白、杜甫、岑参、元稹、白居易、李商隐、温庭筠、韦庄、薛能、孙樵、唐彦谦、王仕裕等著名诗人皆曾入蜀出秦，途经蜀道，留下了数量可观的蜀道诗，据笔者初步统计，有文献记载的入蜀知名诗人有150人左右，非知名者就更不计其数。因之蜀道是名副其实的唐诗之路，甚至说蜀道是规模最大的唐诗之路似也不为过。那么，蜀道在唐代何以成为众多诗人趋之若鹜的诗路呢？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

历史地理学研究表明，中国历史上的文化繁荣与萧条和气候冷暖变迁有重要的对应联系，大凡历史上的文化繁荣时期，相对应的往往是气候温暖湿润期。唐代总体处于温暖期，良好的气候条件是唐诗繁荣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唐代蜀地是生态环境良好、经济富庶繁华之地，吸引无数诗人入蜀游历寻找创作灵感。蜀道唐诗之路的形成是气候与文学互动的典型反映。唐之蜀道穿越于秦岭、巴山之间，沿途植被茂盛，古木参天，森林如绿色海洋，因此蜀道诗多是绿色生态诗。李白赞叹蜀道是“芳树笼秦栈，春流绕蜀城”（《送友人入蜀》）。刘禹锡则以“云树褒中路，风烟汉上城”（《送令狐相公自仆射出镇南梁》）的形象诗句寄予了蜀道美好的想象。张说曾两次入蜀，对蜀道生态环境印象颇深，其《再使蜀道》诗谓金牛道与褒斜道是“眇眇葭萌道，苍苍褒斜谷。烟壑争晦深，云山共重复”。卢照邻笔下也是“落花赴丹谷,奔流下青嶂。葳蕤晓树滋,滉漾春江涨”，呈现一派郁郁葱葱的绿色生态景象。葱郁陆海、生机盎然的蜀道吸引着无数诗人纷至沓来。

二

李唐王朝统一全国，定鼎关中，建立了以国都长安为中心辐射全国的交通网络，水陆驿道，四通八达。“万国之会，四夷之来，天下之道涂，毕出于邦畿之内。”（柳宗元《馆驿使壁记》）唐代驿路交通大多繁忙，从岑参《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诗“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星流。平明发咸阳，暮及陇山头”（《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的描写即可管窥一斑。相比其他朝代，唐朝中央尤其重视对巴蜀地区的经略，这在对山南、剑南三道主政官员皆出将入相的配置与交通网络维护方面有充分的体现。同时，蜀地作为唐王朝最为稳定的大后方，每当关中发生动乱，蜀地总是最佳的避难之地，特殊的历史背景使得唐代巴蜀地区的政治地位得以大幅度提升。唐代中后期，山南、剑南的节度使主政官员多为出将入相的朝廷重臣。因此，尽管蜀道行旅有“难于上青天”之说，却并未曾真正阻挡秦蜀之间频繁的交通往来，大量诗人仕宦游历蜀地，秦蜀之间诸条蜀道如褒斜道、傥骆道、故道，包括子午道、荔枝道、青泥道、文川道皆有诗人通行足迹。唐代蜀道形成了“北四南三”即秦岭故道、褒斜、骆谷、子午四道与巴山金牛、米仓、荔枝三道并用的交通格局，入蜀道路选线更加优化。在北魏改道基础上，唐代褒斜道北线走向已经有所改变，入口由岐、眉间的斜谷变为由凤翔府散关、凤州一线西南行，北段与故道汇合，交通容量扩大。总章二年（669）王勃入蜀有《散关晨度》《晚留凤州》诗，可见所走即为散关、凤州一线。傥骆道是中唐盛极一时的国驿主道，也是当时诗人入蜀还秦的首选路线，岑参入蜀赴嘉州刺史任，元稹奉使东川办案，欧阳詹南归赴闽，武元衡、李德裕、裴度回京述职皆走此线。此外，唐人入蜀也有走陇蜀道，即从秦州南下经礼县、西和至同谷、河池翻越青泥岭自兴州长举县西南经利州入蜀。乾元二年（759）杜甫流寓蜀地，即走秦州、成州、河池、兴州西南上金牛道经利州、剑阁、绵州至成都。晚唐时期关中至汉中间还开辟了褒斜道支线文川道（自郿县临溪驿沿斜峪河蜿蜒而行，至西江口再沿湑水南下至兴元府城固长柳镇）。大中三年（849），兴元节度使郑涯、凤翔节度使李玭奏请新修入蜀文川道不久，诗人孙樵即取道文川道入蜀，并写下《兴元新路记》这篇重要的地理游记。

三

蜀道以险峻难行闻名天下，蜿蜒于秦岭、大巴山高山深峡之间的蜀道许多路段实际上无“路”可行，须凿石架栈于险江峭壁之上，因此在唐人语汇中“栈道”往往就是蜀道的代名词。这种状况一方面说明入蜀道路确实崎岖难行，但同时对诗人而言也是难得的历险探奇的人生体验。唐人蜀道诗中，有许多描写栈道行旅美感的诗句。“山从人面起，云傍马头生”，是李白对栈道上特有景致的惊艳，且富有诗意；“千崖信萦折，一径何盘纡。层冰滑征轮，密竹碍隼旟。深林迷昏旦，栈道凌空虚”，则是岑参在寒冬中行进骆谷冰雪的豪情抒发；“大散岭头春足雨，褒斜谷里夏犹寒”，更是雍陶对秦岭栈道行旅经历的回忆，类似这样描写栈道高险惊心动魄的诗句不胜枚举。面对飞栈连云的栈道，诗人们所感遇的不仅仅是险峻艰难，更有难得一遇的山地生命历险体验。他们并非畏惧不前，而是欣然前往，写下诸多豪情万丈的诗句：“猿啼和峡雨，栈尽到江波。一路白云里，飞泉洒薜萝”（贾岛《送穆少府知眉州》）；“奇峰百仞悬，清眺出岚烟。迥若戈回日，高疑剑倚天”（李德裕《题剑门》）；“扪云袅栈入青冥，鞿马铃骡傍日星。仰踏剑棱梯万仞，下缘冰岫杳千寻”（章孝标《骆谷行》）。这些诗句抒发的不是困顿与恐惧，而是超乎寻常的生命审美感受，履栈历险，也是唐代诗人蜀道之旅一个重要的心理“拉动力”。

四

大量唐代士大夫仕宦入蜀、贬谪入蜀、游历入（出）蜀，是蜀道诗路形成的重要标志。高适入蜀仕宦彭州、蜀州、成都，岑参入蜀赴嘉州刺史任，元稹奉使东川查勘严砺擅赋案，羊士谔赴资州刺史任，武元衡赴益州处理刘辟乱后事宜，李商隐赴东川柳仲郢幕府等都属于仕宦入蜀。贬谪入蜀的诗人则主要分布于荔枝道即今川东巴渝一带，元稹流贬通州（今四川达州），韦处厚贬谪开州（今重庆开州区），白居易、陆贽流贬忠州（今重庆忠县），刘禹锡贬谪夔州（今重庆奉节）等皆是。此外，游历入蜀者也不在少数，唐朝文人流动性较大，人身依附关系相对松弛，空间交往自由，流动频繁，加之蜀地生态环境、社会风情的吸引力，因而仗剑远游，纵情山水，寻仙访道入蜀、出蜀者颇多。诗人中，王勃游历巴蜀，“自长安观景物于蜀”，李白“仗剑去国，辞亲远游”，陈子昂出蜀赴长安科举应试，杜甫自秦州流寓成都，孙樵、胡曾漫游行吟蜀道，皆为诗人自由流动。唐朝多条诗路的出现，与诗人们自由而频繁的空间交往是分不开的。

诗路的形成是诗人、道路、诗歌三位一体的结合。唐代蜀道诗路有入蜀支线众多、入蜀诗人数量可观、蜀道诗歌独具特色、不乏名家巨擘及其诸如李白《蜀道难》诗歌影响深远等特点。在唐代，诗人的入蜀路线大大突破了以往的单一路线。从诗路题材上看，唐代蜀道诗以馆驿诗、咏史诗、栈道诗居多。高山、古迹与栈道是诗人面对最多的自然与人文地理景观。同样是诗路诗，唐代江南诗路诗更多的是明山秀水，而蜀道诗路诗则往往是高山险峡，充满沉郁、悲凉、忧患的格调。同时，蜀道历史文化积淀久远深厚，蜀道上战国秦汉至三国南北朝史迹累累皆是，这一特点决定了蜀道唐诗之路的吟史诗数量可观，超过其他唐诗之路。唐代蜀道诗有不少名篇佳作，在文学史上有一定地位，如沈佺期的《夜宿褒谷口》，李白的《蜀道难》，杜甫的陇蜀道组诗，岑参的梁州组诗，元稹的奉使东川组诗，刘禹锡与令狐楚的蜀道唱和诗，薛能《西县途中二十韵》等都是唐诗中的经典之作，这使得蜀道诗路诗不仅量大，而且富于历史文化内涵。

来源：《光明日报》2025年11月10日第13版作者：马 强（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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