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
公元805年左右，王叔文朋党案爆发。
朝堂上的大洗牌，其实并不少见。但是，在这群所谓的朋党之中，有两位著名的文学家、诗人——柳宗元、刘禹锡。从而，让一次普通的政治博弈，夹杂了几分文学上独有的浪漫主义色彩。
那位“诗豪”刘禹锡，也正是在这被贬的二十多年间，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诗句。一方面抒发自己的情感，更重要的是升华了唐代诗词的格局和境界，为中国文学留下了不少佳句。
另一位文学家柳宗元，那可更不了的了，倡导了文学史上有名的古文运动，将两晋南北朝以来那种华丽的外衣硬生生剥下，强调文章的内核和含义。在以诗歌为重的唐代，柳宗元将文章提高了一个新的高度。其在被贬期间的《永州八记》，更是游记类的代表。
无独有偶，公元1057年的那届科举考试的学子名单，让我们记住他的主考官是欧阳修，记住了状元章衡，更是记住了之后一连串影响中国文学史的名字：苏轼、苏辙、曾巩、张载、程颢……
当然，这并非是状元章衡的功劳，也不是名将王韶的功绩，而是这其中鼎鼎大名的文学家们，用一篇篇名垂千古的绝世文章，点亮着1057年的科举明灯。
如苏轼，既有“大江东去浪淘尽”、“老夫聊发少年狂”的豪迈，又有着“十年生死两茫茫”、“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的细腻。
如苏辙，对政治的见解，亦有着《六国论》式的思考。
如张载，也是喊出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横渠四句。
封建朝堂上的政治，是残酷的，是冷漠的，但人性，说到底还是有情感的。
历史，若是仅有前者，那必不能引起情感上的共鸣，恰恰是掺进了人类的悲欢离合，犹如一具赤裸的骨架，敷上了各式的皮囊，注入了充满活力的血肉，才会让人如此的动容，如此的欢喜。
是柳宗元、刘禹锡、苏轼们，让我们感到了生命的坎坷和不平，又是他们，让我们知道原来，在起起落落的生命里，也可以用豁达、积极的心态来看待命运，也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展现自己的不平凡。
与柳宗元、刘禹锡、苏轼们相比，曾经的领导王叔文、曾经的状元章衡，在经过岁月的冲洗后，变得黯然失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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