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年我下乡，借宿大队长家，半夜他闺女摸进我被窝：我身上冷

那年我十九岁，高中毕业，揣着一纸通知，坐了两天一夜的绿皮火车，又换了两趟长途汽车，最后搭上一辆拖拉机，才算到了我要插队的地方——黄土坡大队。

拖拉机突突地冒着黑烟，像一头喘着粗气的老牛，把我颠得七荤八素。

黄土高原的风，硬邦邦的，刮在脸上像刀子。放眼望去，全是光秃秃的土塬和纵横交错的沟壑，间或有几棵老榆树，歪歪扭扭地伸着枝丫，像在对这片贫瘠的土地做着最后的挣扎。

这就是我未来要扎根的地方。

心里说不出的滋味，像吞了一把没炒熟的黄豆，又干又涩，堵在嗓子眼。

接待我的是大队长，叫李满囤。一个五十出头的男人，黑，瘦，脸上刻满了沟壑，比他脚下的黄土地还要深刻。他那双眼睛，像是嵌在干裂土地里的两颗黑豆，精光四射。

他接过我的行李，一个破旧的帆布包，掂了掂，咧开嘴笑了，露出一口被旱烟熏得焦黄的牙。

“城里娃，看着就文气。”

他的声音和他的人一样，干巴巴的，却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力道。

知青点还在拾掇，暂时住不下人。李满囤吧嗒了两口烟，烟锅头在鞋底上磕了磕，对我说：“先住我家吧，家里空着一间西厢房。”

我还能说什么，只能点头，一个劲儿地说：“谢谢大队长，给您添麻烦了。”

他摆摆手，领着我往他家走。

李满囤的家在村子最里头，三间土坯房，一个用黄土夯起来的院墙。院里一棵老槐树，枝繁叶茂，给这片黄土增添了唯一的绿意。

一个中年妇女从屋里迎出来，是队长的婆姨，叫张兰。她身上系着一条洗得发白的围裙，手上还沾着面粉，看到我，有些拘谨地笑了笑，在围裙上使劲擦了擦手。

“这就是新来的知青吧？快进屋，快进屋。”

屋里光线很暗，一股子土腥味混杂着烟火气。正对门是一铺大炕，炕上铺着一张看不出原来颜色的芦苇席。墙上贴着一张毛主席的画像，画像两边是“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的标语。

这就是我的新家，临时的。

晚饭是玉米面糊糊，一碟黑乎乎的咸菜，还有几个黑面馍馍。

李满囤端起碗，呼噜呼噜喝得山响。我学着他的样子，也喝了一口，那糊糊剌嗓子，跟吞砂纸似的。

“吃不惯吧？”张兰婶子小心翼翼地问，眼神里带着一丝歉意。

我赶紧摇头，把嘴里的糊糊咽下去，说：“好吃，好吃，就是有点烫。”

李满囤抬眼皮看了我一下，没说话，又埋头喝他的糊糊。

饭桌上，我还见到了他的闺女，李春燕。

她大概十七八岁的样子，穿着一件灰布褂子，梳着两条油光锃亮的大辫子，垂在胸前。她一直低着头，扒拉着碗里的饭，偶尔抬起头看我一眼，那眼神像受惊的小鹿，一触碰到我的目光，就立刻躲开。

她的脸颊因为常年风吹日晒，透着一种健康的红，但眉眼间却有一种与这片土地不相称的清秀。

一顿饭，在沉默和呼噜声中结束了。

张兰婶子给我收拾出了西厢房。一张土炕，一盏昏黄的煤油灯。被褥是新弹的棉花，散发着太阳的味道，这让我心里感到了一丝暖意。

躺在硬邦邦的炕上，听着窗外呼啸的风声，还有院子里那条老黄狗偶尔的几声吠叫，我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

城市的灯火，父母的叮咛，同学的笑脸，像放电影一样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又一遍。

不知过了多久，迷迷糊糊中，我感觉房门被轻轻推开了。

一个黑影蹑手蹑脚地走了进来。

我心里一紧，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这荒山野岭的，难道是进了贼？

我屏住呼吸，一动也不敢动。

那个黑影径直朝我的炕边走来，然后，我感觉被子的一角被掀开了，一个冰凉的身子钻了进来。

我吓得差点叫出声来。

借着从窗户纸透进来的微弱月光，我看到了一张熟悉的脸，是李春燕。

她紧紧挨着我，身子还在微微发抖。

我脑子“嗡”的一声，一片空白。这是什么情况？难道是……

我不敢想下去，心跳得像擂鼓。

就在我不知所措的时候，一个细若蚊蝇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带着哭腔。

“我身上冷……”

第一章 冰凉的身子和滚烫的心

“我身上冷……”

这三个字像三根冰针，瞬间刺穿了我脑子里所有乱七八糟的念头，只剩下纯粹的惊愕。

我僵在原地，能清晰地感觉到她身体的颤抖，那不是因为害怕，而是一种无法控制的、从骨头缝里透出来的寒冷。

她的呼吸急促而滚烫，喷在我的脖子上，与她冰凉的身体形成了剧烈的反差。

“春燕？”我试探着叫了一声，声音干涩得像是被砂纸磨过。

她没有回答，只是把身子又往我这边缩了缩，牙齿在轻轻地打颤。

我伸出手，本能地想推开她，但指尖一触碰到她的额头，就像摸到了一块烧红的烙铁。

“你发烧了！”我脱口而出。

这下我全明白了。什么男女大防，什么瓜田李下，在一个高烧得快要说胡话的病人面前，都显得那么微不足道。

我的慌乱立刻被一种焦急所取代。

在城里，发烧了就去医院，打针吃药。可在这儿，在这半夜三更的黄土坡上，我能做什么？

“你等着，我去找你爹娘！”我压低声音，急切地说道。

我挣扎着想坐起来，她却死死地抓住了我的胳膊，力气出奇的大。

“别……别去……”她的声音含混不清，“我爹会骂我的……白天淋了雨……不敢说……”

我愣住了。

原来是这样。白天她在地里干活，碰上了一阵急雨，舍不得歇，就硬扛着，结果晚上就烧起来了。

这片土地上的人，似乎都有一种近乎执拗的坚韧，把自己的身体当成使不坏的牲口。

可现在不是感慨的时候。

我摸了摸她的额头，又摸了摸自己的，两者的温差大得吓人。再这么烧下去，非出大事不可。

“不行，必须得叫人！”我的语气不容置疑。

我轻轻掰开她的手，翻身下炕，胡乱地把裤子套上。屋子里黑漆漆的，我摸索着找到门，拉开门栓冲了出去。

院子里的月光清冷如水，把我的影子拉得老长。

我跑到正房门口，也顾不上礼貌了，抬手就“砰砰砰”地砸门。

“大队长！张兰婶子！快开门！出事了！”

屋里很快亮起了灯光，是煤油灯昏黄的光晕。接着，传来李满囤含混的骂声和张兰婶子惊慌的询问。

“谁啊？大半夜的，嚷嚷啥？”

“出啥事了？”

门“吱呀”一声开了，李满囤披着一件褂子，手里端着煤油灯，皱着眉头看着我。张兰婶子跟在他身后，一脸紧张。

“大队长，春燕……春燕她发高烧了，烧得厉害！”我指着西厢房，气喘吁吁地说。

李满囤的脸色“唰”地一下就变了。他二话不说，提着灯就往西厢房冲。张兰婶子也赶紧跟了过去。

我跟在他们身后，心里七上八下的，既担心春燕的病，也担心他们会误会。

进了屋，煤油灯的光照亮了炕上的一切。

春燕蜷缩在我的被窝里，脸烧得通红，嘴唇干裂，还在不停地哆嗦。

李满囤把灯凑近了，伸手一摸女儿的额头，那张饱经风霜的脸瞬间就拧成了一个疙瘩。

“这个憨女子！”他低声骂了一句，声音里却满是心疼和焦急。

张兰婶子已经扑到炕边，眼泪都快下来了。她一边用手抚摸着女儿滚烫的脸，一边迭声喊着：“春燕，春燕，你咋样了？”

春燕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看到爹娘，像是找到了依靠，嘴一瘪，眼泪就流了下来。

“娘……我冷……”

这一刻，屋子里的气氛紧张到了极点。

李满囤回头看了我一眼，那眼神复杂极了。有惊疑，有审视，但更多的是一个父亲对女儿病情的担忧。

我站在门口，手脚都不知道该往哪儿放，感觉自己像个外人，一个闯入者。

“陈瑾，”李满囤突然开口，声音嘶哑，“你过来。”

我心里咯噔一下，走了过去。

他指着炕上的春燕，又指了指我，然后问张兰：“他说的，是真的？”

张兰婶子一边给春燕擦眼泪，一边急急点头：“是真的，娃烧得跟火炭一样！刚进屋我就摸了，这孩子，白天淋了雨也不说，硬撑着！”

听到这话，李满囤脸上的最后一丝怀疑也消失了。

他那双锐利的眼睛看着我，眼神缓和了下来，甚至带上了一丝感激。

“好娃子，多亏你了。要不是你，我们俩睡得死，还不知道这憨女子要烧成啥样。”

我心里那块悬着的石头，总算是落了地。

“大队长，现在咋办？得赶紧想办法降温啊！”我急切地说。

李满囤在屋里转了两圈，一拳砸在土墙上，闷闷地说：“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卫生所在十里地外的公社，黑灯瞎火的咋去？”

张兰婶子已经哭了出来：“这可咋办啊，我的儿啊……”

看着他们六神无主的样子，我反而冷静了下来。

“婶子，你别急。咱们先用物理降温。”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沉稳可靠。

“啥叫……物理降温？”李满囤和张兰婶子异口同声地问。

“就是用凉的东西给她把身上的热气带走。”我解释道，“婶子，你赶紧打一盆凉水，再拿块干净的布巾。大队长，家里有白酒吗？高度数的。”

他们虽然听得半懂不懂，但看我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立刻分头行动。

很快，凉水和一瓶劣质的高度白酒拿来了。

我让张兰婶子用凉水浸湿布巾，敷在春燕的额头上，又让她解开春燕的领口。

然后，我把白酒倒在自己手心，搓热了，对张兰婶子说：“婶子，用这个擦她的手心、脚心、腋下还有后背，能散热。”

张兰婶子有些犹豫地看着我。

我明白她的顾虑，赶紧说：“我在城里的时候，我妈就是这么给我退烧的，管用。”

听我这么说，她才不再迟疑，按照我说的做了起来。

李满囤蹲在一旁，默默地抽着旱烟，烟雾缭绕中，看不清他的表情。

整个屋子，只剩下布巾沾水的声音，和春燕因为酒精刺激而发出的轻微呻吟。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像沙漏里的沙，缓慢而沉重。

我不敢离开，就守在炕边，不时地伸手探一下春燕的体温。

不知道过了多久，天边开始泛起鱼肚白。

我再摸春燕的额头时，惊喜地发现，那股灼人的热度，终于退去了一些。

她也不再哆嗦了，呼吸平稳了许多。

“退了，退了点！”我激动地对张监婶子说。

张兰婶子喜极而泣，趴在炕边，握着女儿的手，嘴里不停地念叨着：“老天爷保佑，老天爷保佑……”

李满囤把烟锅在鞋底上使劲磕了磕，站起身，走到我面前。

他那双深邃的眼睛，在晨光中定定地看着我，看了很久。

然后，他伸出那只像老树皮一样粗糙的大手，重重地拍了拍我的肩膀。

“陈瑾，今天这事，叔记下了。”

他的声音不大，却像一块石头，重重地砸进了我的心里。

我知道，从这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开始，我在这片黄土地上，不再是一个纯粹的外来者了。

第二章 一碗姜糖水的情分

天亮了，鸡叫了三遍。

春燕的烧虽然退了些，但人还是昏昏沉沉的。

李满囤一大早就去了公社卫生所，临走前，他把家里仅有的几个鸡蛋拿了出来，让张兰婶子煮了给我吃。

“给陈瑾补补，他熬了一宿。”

我推辞不过，只能收下。

张兰婶子把两个滚烫的鸡蛋塞到我手里，眼圈还是红的。

“好娃子，婶子都不知道该说啥好了。要不是你，春燕她……”

“婶子，你别这么说，换了谁都会这么做的。”我捧着热乎乎的鸡蛋，心里也暖烘烘的。

这一夜的折腾，非但没有让我和这个家产生隔阂，反而像一块烧红的铁，在我们之间烙下了一个滚烫的印记。

吃过早饭，我没去上工。李满囤临走时特意交代了，让我今天歇着。

我睡不着，就坐在院子的老槐树下，看着张兰婶子在屋里屋外地忙活。

她先是去灶房，切了几片老姜，又从一个锁着的柜子里，小心翼翼地舀出一小勺红糖，熬了一碗浓浓的姜糖水，一口一口地喂给春燕喝。

那红糖，在这个年代的农村，是顶金贵的东西，估计是留着逢年过节或者招待贵客才舍得用的。

喂完了糖水，她又端出一盆热水，拧了热毛巾，细细地给春燕擦脸、擦手。那动作，轻柔得像是怕碰碎一件稀世珍宝。

我看着看着，心里忽然有些发酸。

我想起了我妈。我小时候也爱生病，每次发烧，我妈也是这样守着我，不眠不休。

原来，天底下的母爱，都是一个模样。不分城市和乡村，不分贫穷和富贵，都是这样朴实，这样深沉。

临近中午，李满囤回来了。

他不仅请来了卫生所的赤脚医生，还带回来一小包西药，用黄纸包着。

赤脚医生是个干瘦的老头，背着一个褪了色的医药箱。他给春燕量了体温，听了听心肺，然后说是风寒引起的高烧，问题不大。

他开了药，又嘱咐了几句，李满囤把他送出了门。

回来后，李满囤把那包药递给张兰，沉声说：“按时给娃喂了。”

然后，他走到我跟前，从兜里掏出一个小布包，递给我。

“这是啥？”我愣住了。

“医生说你熬夜伤了神，给你也开了点药，去火的。”

我打开一看，是几包板蓝根冲剂。

我的心猛地一热，一股暖流从胸口涌遍全身。

这个不苟言笑的男人，这个把心思都藏在心底的庄稼汉，他的关心，就跟这黄土地一样，不声不响，却厚重得让人心里踏实。

“大队长，我没事，不用……”

“拿着！”他的语气不容置疑，“叫叔，以后别叫大队长了，生分。”

我鼻子一酸，低低地叫了一声：“叔。”

他“嗯”了一声，脸上露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笑容。

春燕吃了药，又睡了一天，到晚上的时候，总算是彻底清醒了。

晚饭，依旧是在那张矮小的炕桌上。

春燕也能下地了，坐在我对面，头埋得比前一天更低，几乎要埋进碗里去。她的脸颊还带着病后的苍白，但两只耳朵却是红的，像熟透了的樱桃。

饭桌上的气氛有些微妙。

李满囤和张兰婶子不停地给我夹菜，今天桌上多了一盘炒鸡蛋，金灿灿的，几乎全进了我的碗里。

“陈瑾，吃，多吃点。”

“这鸡蛋是自家鸡下的，香。”

我被这突如其来的热情弄得有些不好意思，只能埋头吃饭。

吃到一半，李满囤清了清嗓子，开口了。

“春燕，”他看着自己的女儿，语气严肃，“你该跟陈瑾说点啥？”

春燕的身子猛地一颤，手里的筷子差点掉在桌上。

她抬起头，飞快地看了我一眼，嘴唇动了动，却没发出声音，脸已经红到了脖子根。

“爹让你说话呢！”李满囤的语气重了一些。

张兰婶子在桌子底下轻轻踢了丈夫一脚，嗔怪道：“你凶啥，娃刚病好。”

她转过头，用温和的语气对春燕说：“春燕，跟陈瑾道个谢，要不是他，你这病就拖大了。”

春燕低着头，声音细得像蚊子叫。

“陈瑾哥……谢谢你。”

说完这句，她再也抬不起头来。

那一声“陈瑾哥”，让我心里也泛起了一丝异样的感觉。

“没事，应该的。”我连忙说，想打破这尴尬的气氛。

李满囤看着女儿那副羞怯的样子，叹了口气，端起酒杯，对我说道：“陈瑾，她一个女娃家，脸皮薄。这杯酒，叔替她敬你。”

他说着，就把杯子里那浑浊的土烧酒一饮而尽。

我也赶紧端起碗，把碗里的玉米糊糊喝了。

这顿饭后，我在这个家里的地位，似乎发生了某种奇妙的变化。

我不再是一个需要被小心提防的“城里娃”，一个临时的借宿者。

他们开始真正地把我当成自家人来看待。

张兰婶子会把洗干净的衣服晾在我的窗前，她说那里的太阳最好。

李满囤会在晚饭后，点上旱烟，跟我聊队里的收成，聊国家的政策，甚至会问我城里的一些新鲜事。

而春燕，她虽然依旧话不多，但看我的眼神，却不再是躲闪和惊慌。

有时候我坐在院子里看书，她会悄悄地给我端来一碗水。

有时候我帮着劈柴，她会默默地把劈好的柴火抱走，码得整整齐齐。

我们之间没有太多言语，但一种默契，却在这些无声的细节中，悄然生长。

那碗滚烫的姜糖水，那句颤抖的“我身上冷”，像一条看不见的线，把我和这个朴实的家庭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我开始明白，人与人之间的情分，有时候并不需要多么轰轰烈烈。

它可能就是你病倒时的一碗热汤，是你无助时的一个援手，是你熬过漫漫长夜后，看到的第一缕晨光。

这些东西，比金钱更贵重，比言语更真切。

它们沉甸甸的，烙在心里，一辈子都忘不掉。

第三章 铁算盘与活字典

日子像黄河水，看似平静，却在不声不响中向前流淌。

春燕的病好了以后，队里的农活也进入了最紧张的阶段——秋收。

作为一名知青，我自然也要下地挣工分。

李满囤把我分到了最累的活儿——割谷子。

黄土坡的谷子，种在旱塬上，植株不高，但谷穗沉甸甸的。人要弯着腰，一把镰刀，一垄一垄地割过去。

第一天下来，我的腰就像折了一样，直不起来。手上磨出了四五个血泡，火辣辣地疼。

晚上回到家，我几乎是瘫倒在炕上，连饭都不想吃。

李满囤看了我一眼，没说什么，只是默默地从屋里拿出一个小瓷瓶，扔给我。

“活血的药油，自己揉揉。”

我忍着疼，把药油倒在手上，搓热了，在腰上和手上的血泡上使劲地揉。那股辛辣的味道，直冲脑门。

春燕端着饭碗，站在门口，欲言又止。

张兰婶子把饭菜端到我炕上，心疼地说：“这活儿，是苦。慢慢就习惯了。”

我咬着牙，没吭声。

我知道，这是必须过的一关。在这片土地上，你不能光靠嘴皮子，得靠力气，靠汗水，才能赢得真正的尊重。

第二天，我依旧跟着大伙儿下地。

腰还是疼，手上的泡破了，钻心地疼。但我一声没吭，咬着牙，跟着队里的老乡们一起干。

割谷子，捆谷子，运谷子。

汗水顺着我的额头流下来，流进眼睛里，又涩又疼。身上的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结出了一层白花花的盐霜。

李满囤在田埂上，背着手，像一尊铁塔，监督着大伙儿干活。他的目光偶尔会扫过我，平静无波，看不出什么情绪。

就这么硬扛了一个星期。

我的腰慢慢适应了，手上的血泡变成了厚厚的老茧。我割谷子的速度，也从一开始的倒数第一，慢慢地跟上了大部队。

队里的老乡们看我的眼神也变了。

一开始，他们觉得我就是个来“镀金”的城里少爷，吃不了苦。现在，他们会在休息的时候，主动递给我一杆旱烟，或者跟我开几句粗犷的玩笑。

“陈知青，行啊，有把子力气！”

“这腰杆子，硬了！”

我知道，我算是初步被他们接纳了。

秋收结束后，队里要核算工分，分配粮食。

这是队里一年到头最重要的大事，谁家能分多少粮食，直接关系到一家人未来一年的口粮。

记分员是村里的一个老会计，眼神不太好，算盘打得也慢。一堆人围着他，吵吵嚷嚷，账目乱成了一锅粥。

李满囤蹲在一旁，眉头拧成了疙瘩，一袋烟接一袋烟地抽。

他算账是把好手，队里人都叫他“铁算盘”，但队里几百口人，每家每户每天的工分都不一样，加减乘除，错综复杂，他一个人也忙不过来。

我看着那本被翻得卷了边的工分簿，上面的字迹潦草，数字也涂涂改改。

“叔，要不我来试试？”我忍不住开口。

李满囤抬起头，看了我一眼，有些怀疑。

“你行吗？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一分一厘都关系到社员的口粮。”

“我上学的时候，数学还行。”我说道。

他犹豫了一下，最后把工分簿和算盘递给了我。

“那你试试。”

我接过工分簿，没有用算盘。我找来几张大纸，先是把每家每户的名字都列出来，然后按照日期，把每个人的工分一笔一笔地誊抄下来，做成了一个清晰的表格。

我的字写得工整，比老会计的鸡爪子字好看多了。

然后，我开始计算。加法，乘法，心算和笔算结合。

一开始，大家还围着我，七嘴八舌地议论。

“这城里娃行不行啊？”

“不用算盘，能算对？”

但慢慢地，他们都安静了下来。

因为他们发现，我的速度，比老会计用算盘还快，而且条理清晰，一目了然。

两个小时后，我把所有人的总工分和应该分配的粮食数量，都清清楚楚地列在了纸上。

我把结果递给李满囤。

他拿着那张纸，又拿起算盘，把我算出来的最后几户人家的账，重新核对了一遍。

他打得很快，算盘珠子噼里啪啦响。

打完最后一笔，他抬起头，看着我，眼神里满是震惊。

“丝毫不差。”

院子里，瞬间爆发出了一阵惊叹声。

“神了！”

“这脑子，是咋长的？”

老会计也凑过来看，看着我那张清晰的表格，又看看自己那本乱糟糟的账本，羞愧地低下了头。

从那天起，我在黄土坡大队，多了一个外号——“活字典”。

大家不再仅仅把我当成一个能出力的知青，更把我当成了一个有文化的“能人”。

谁家要给城里的亲戚写封信，会提着几个鸡蛋来找我。

谁家孩子写作业遇到难题，也会领着孩子来问我。

甚至队里收到上级下发的文件，李满囤也会第一时间拿来给我，让我给他念念，讲讲里面的意思。

我的价值，不再仅仅体现在田间地头。

我用我的知识，为自己赢得了另一种尊重。

李满囤看我的眼神，也越来越不一样了。

晚饭后，他不再只跟我聊农活，开始跟我探讨一些队里的管理问题。

“陈瑾，你说，咱们队里这几块旱地，明年是继续种谷子，还是试试种点别的？”

“陈瑾，上面文件说要搞什么‘家庭联产承包’，这是个啥意思？”

我把我从报纸上看到的一些信息，结合自己的理解，讲给他听。

他听得很认真，时而点头，时而皱眉。

我们俩，一个“铁算盘”，一个“活字典”，一个代表着这片土地最传统的经验，一个带来了外面世界的新鲜知识。

在炕头昏黄的煤油灯下，我们之间的交流，常常持续到深夜。

我能感觉到，他不仅仅是在问我，更是在通过我，这扇小小的窗户，努力地去理解这个正在悄然发生变化的时代。

而我，也在与他的交流中，更深刻地理解了这片土地，和这片土地上的人们。

他们的坚韧，他们的智慧，他们对未来的渴望和迷茫。

这种感觉，很奇妙。

我不再觉得自己是个过客，我感觉自己的根，正一点一点地，扎进这片厚重的黄土里。

第四章 麦秸垛下的悄悄话

秋收冬藏，日子不紧不慢地过着。

黄土坡的冬天来得早，也格外的冷。北风像狼一样，在光秃秃的沟壑里打着旋，发出呜呜的怪叫。

大雪下了几场，把整个村子都埋在了白茫茫的一片里。

地里的活儿停了，社员们都窝在家里，俗称“猫冬”。

这也是村里年轻人最活跃的时候。白天，他们会聚在村头的麦秸垛旁，晒着暖洋洋的太阳，说笑打闹。

我因为“活字典”的名声，也成了他们中的一员。

他们喜欢听我讲城里的故事，讲高楼大厦，讲电灯电话，讲那些他们从未见过，只在想象中存在的世界。

每当这时，春燕总是会和几个女孩子一起，坐在不远处，假装在纳鞋底，或者做针线活，但那双明亮的眼睛，却总是不由自主地朝我这边瞟。

她的心思，像冬日阳光下的一汪清水，清澈见底。

村里的年轻人，心思都活络。他们看我和春燕的眼神，也渐渐带上了一丝暧昧的笑意。

“陈知青，我们大队长的闺女，可是我们这一带有名的俊姑娘哩！”

“是啊，人又能干，心又好，谁娶了谁有福气！”

他们半开玩笑，半是试探。

我只能尴尬地笑笑，不知道该如何回应。

我对春燕，是一种很复杂的情感。有感激，有怜惜，有兄长对妹妹般的疼爱，但要说是不是男女之情，我自己也说不清楚。

在这个封闭而传统的环境里，男女之间的事，是天大的事。我不敢有丝毫的轻举妄动。

一个下雪的午后，我帮李满囤家修葺被雪压塌了一角的牛棚。

活干到一半，春燕提着一个篮子，送来了午饭。是热腾腾的烤红薯和一碗小米粥。

“陈瑾哥，歇会儿，吃点东西吧。”

她把篮子放在牛棚门口的石墩上，自己却没有走，站在一边，看着我干活。

雪花落在她长长的睫毛上，又很快融化，像挂着晶莹的泪珠。

“你快吃吧，一会儿凉了。”她小声说。

我停下手里的活，走到石墩边坐下，拿起一个滚烫的红薯，掰开，香甜的气息扑面而来。

“你也吃。”我把一半递给她。

她摇摇头，说：“我吃过了。”

我们俩就这么沉默着。一个吃，一个看。

雪下得更大了，天地间一片寂静，只剩下雪花落在地上的沙沙声，和我咀嚼红薯的声音。

“陈瑾哥，”她突然开口，打破了沉默，“你……以后会回城里吗？”

她的声音很轻，像是怕惊动了这满天的雪花。

我拿着红薯的手，顿了一下。

这个问题，像一根针，轻轻地扎在了我的心上。

回城。

这是每一个知青心里，最深切的渴望，也是最不敢触碰的梦想。

我看着眼前这个穿着花棉袄，脸蛋被冻得通红的姑娘，看着她眼神里那份小心翼翼的期盼，我忽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如果我说“是”，会不会让她失望？

如果我说“不”，那是不是在欺骗她，也在欺骗我自己？

“现在政策还不清楚，谁也说不准。”我选择了一个模棱两可的答案。

她“哦”了一声，低下了头，长长的辫子垂在胸前，看不清她的表情。

气氛一下子变得有些沉重。

“其实……这里也挺好的。”我试图安慰她，也像是在说服自己，“空气好，人也朴实。”

她抬起头，看着我，那双清澈的眼睛里，像是蒙上了一层水雾。

“好？”她轻轻地反问，“每天从睁眼干到天黑，一年到头也吃不上几顿白面。生了病，只能硬扛着。这……也好吗？”

她的声音里，带着一丝我从未见过的哀怨和不甘。

我愣住了。

我一直以为，她们就像这片土地一样，默默地承受着一切，从不抱怨。

我从未想过，在她那看似平静的外表下，也隐藏着对外面世界的向往，对改变命运的渴望。

“陈瑾哥，”她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种孤注一掷的勇气，“你教我认字吧。我也想……我也想看看书，看看报纸，知道外面的事情。”

我看着她那双充满渴求的眼睛，心里受到了巨大的震动。

在这个“读书无用论”盛行的年代，在这个把劳动力看得比什么都重的村庄里，一个农村姑娘，竟然主动提出要学习文化。

这需要多大的勇气？

“好！”我几乎是脱口而出，“我教你！”

她的眼睛瞬间就亮了，像夜空中最亮的星星。

从那天起，我成了春燕的“老师”。

每天晚饭后，在李满囤家那盏昏暗的煤油灯下，我就着那张油腻的炕桌，教她写字，教她拼音。

她的手，因为常年干农活，布满了老茧，握笔的姿势很别扭。

但她学得极其认真。

我教她的每一个字，她都会在手心上，在桌子上，一遍一遍地比划，直到记牢为止。

李满囤和张兰婶子，对这件事，采取了一种默许的态度。

他们不鼓励，也不反对。

只是张兰婶子会把煤油灯的灯芯调得更亮一些，李满囤会在我教书的时候，坐在一旁，默默地抽烟，偶尔，当春燕念出一个他认识的字时，他会不易察觉地点点头。

我知道，在这两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人心里，也埋藏着一个朴素的愿望。

他们希望自己的女儿，能过上和他们不一样的生活。

那个冬天，就在这“吱吱呀呀”的教书声中，悄然过去。

春燕的进步很快，从一开始只会写自己的名字，到后来能磕磕巴巴地读完一小段报纸。

每当她认识一个新字，脸上露出的那种喜悦，比分到粮食还要开心。

而我，也在这个过程中，找到了除了劳动之外，另一种价值和快乐。

我不仅仅是在教她认字，我更像是在为她打开一扇窗。

窗外，是一个更广阔，更精彩的世界。

而我和她之间的关系，也在这日复一日的教学中，变得更加亲近和纯粹。

我们是师生，是朋友，是两颗在这片贫瘠土地上，相互取暖，渴望光明的灵魂。

第五章 录取通知书的风波

春去秋来，时光在指缝间悄然流逝。

转眼，就到了一九七八年的夏天。

这一年，一件足以改变无数人命运的大事发生了——恢复高考。

消息像一阵春风，吹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也吹进了黄土坡这个偏僻的小山村。

当我从大队的广播里听到这个消息时，我感觉自己的血，一下子就沸腾了。

回城，上大学！

这个曾经遥不可及的梦想，现在，就摆在了我的面前。

李满囤第一时间找到了我。

“陈瑾，广播里说的，是真的？”他的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的面色。

“是真的，叔！”我激动地说，“国家恢复高考了！”

他沉默了，蹲在院子里，一口接一口地抽着旱烟，烟雾把他的脸笼罩得模糊不清。

我知道他在想什么。

如果我考上大学，就意味着，我很快就要离开这里了。

这个消息，在李家，也引起了一场无声的风暴。

张兰婶子看我的眼神，变得格外复杂，有欣喜，有不舍，还有一丝我看不懂的担忧。

而春燕，她的话变得更少了。

好几次，我看到她一个人坐在院子的老槐树下发呆，手里拿着我教她认字时用的课本，却一页也没有翻动。

我心里明白，却不知道该如何开口。

我开始没日没夜地复习。

白天，我照常下地干活，挣工分。晚上，我就着那盏昏暗的煤油灯，把早已忘得差不多的高中课本，一遍一遍地看。

那段时间，我几乎是把自己逼到了极限。

李家的人，都默默地支持着我。

张兰婶子会把家里最好的口粮留给我，她说费脑子的人，要吃好点。

李满囤不再在晚上拉着我聊天，他会早早地赶我回屋看书，并且严禁家里任何人去打扰我。

春燕，则用她自己的方式，表达着她的关心。

她会把煤油灯擦得锃亮，把灯油添得满满的。

她会在我看书到深夜时，悄悄地给我端来一碗热腾腾的鸡蛋水。

她什么也不说，放下碗就走。

但我知道，那碗里，盛满了她不知道该如何表达的情意。

考试那天，是李满囤亲自用队里的拖拉机，把我送到几十里外的县城考点的。

临下车时，他从怀里掏出几个热乎乎的煮鸡蛋，塞到我手里。

“别紧张，好好考。考上了，是你的本事。考不上，黄土坡也饿不着你。”

我握着那几个还带着他体温的鸡蛋，眼眶一热，重重地点了点头。

等待放榜的日子，是漫长而煎熬的。

我每天都心神不宁，干活的时候也总是走神。

终于，在一个炎热的午后，邮递员骑着一辆二八大杠自行车，一路喊着我的名字，冲进了村子。

“陈瑾！陈瑾的信！”

那一刻，整个黄土坡都沸腾了。

所有人都从家里跑了出来，围着邮递员，也围着我。

我颤抖着手，从邮递员手里接过那个牛皮纸信封。

信封的一角，印着鲜红的“北京师范大学”的字样。

我考上了！

我真的考上了！

我拿着那封信，感觉自己像在做梦。周围的欢呼声，道贺声，都变得模糊不清。

我只记得，李满囤走过来，重重地拍了我的肩膀，咧开嘴，笑得比他自己儿子考上大学还开心。

“好小子！给咱们黄土坡长脸了！”

张兰婶子站在人群后面，偷偷地抹着眼泪，不知道是高兴，还是难过。

我下意识地在人群中寻找春燕的身影。

我看到她了。

她就站在那棵老槐树下，远远地看着我。

她的脸上，没有一丝笑容。

当我的目光和她的目光相遇时，她像是被烫到了一样，猛地转过身，跑回了屋里。

我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地揪了一下。

那天晚上，李满囤家破天荒地杀了家里唯一一只会下蛋的老母鸡，给我庆贺。

饭桌上，李满囤喝了很多酒，脸喝得通红。

他拉着我的手，一遍又一遍地说着：“陈瑾，好样的！到了北京，要好好学，将来当个大教授，别忘了我们黄土坡就行。”

我一边应着，一边用眼角的余光，偷偷地看春燕。

她低着头，一言不发，只是默默地往我碗里夹菜。

那顿饭，我吃得五味杂陈。

饭后，李满囤把我叫到了院子里。

晚风吹过，带着一丝凉意。

“陈瑾，”他递给我一根烟，“叔有几句话，想跟你说说。”

“叔，您说。”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烟，吐出的烟圈在月光下缓缓散开。

“你是个好娃子，有文化，心眼也好。我们一家子，都打心眼儿里喜欢你。”

他顿了顿，继续说：“春燕那丫头的心思，叔知道，你可能也知道。”

我的心，猛地提到了嗓子眼。

“但是，”他的话锋一转，语气变得无比严肃，“你们俩，不是一条路上的人。你是要飞出去的雄鹰，这黄土坡，留不住你。春燕呢，她就是这坡上的一棵谷子，她的根，在这儿。”

“我今天把话说明白了，不是不让你俩好，是不能让你俩好。你不能耽误了你的前程，也不能耽误了她。这对你们俩，都不公平。”

他的话，像一把锤子，重重地敲在我的心上。

虽然残酷，但我知道，他说的是事实。

我沉默了很久，才艰难地开口：“叔，我明白。我……我一直把春燕当妹妹看。”

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我的心，空落落的。

李满囤看着我，点了点头，眼神里有欣慰，也有一丝不易察觉的伤感。

“你明白就好。你是个明白人。”

他掐灭了烟头，转身回了屋。

我一个人在院子里站了很久很久，直到月上中天，身上落满了寒气。

我知道，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段旅程，即将结束。

而有些情感，注定只能被深埋在这片厚重的黄土之下，成为一段永不再提的过往。

第六章 临行密密缝

离别的日子，一天天近了。

空气中弥漫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离愁别绪。

张兰婶子开始忙着给我准备行装。

她把我那几件洗得发白的旧衣服，找出来，在煤油灯下，一针一线地缝补。灯光下，她花白的头发，显得格外刺眼。

“到了城里，可不比在咱这儿。衣服要穿得体面点，别让人家笑话。”她一边缝，一边絮絮叨叨。

“婶子，不用了，这些衣服都旧了。”

“旧是旧了点，但结实。你刚上学，花钱的地方多，能省就省点。”

她不仅给我补衣服，还给我做了一双新布鞋。鞋底是她用旧布一层一层纳出来的，厚实，紧密，一针一线都透着心意。

她还开始给我攒干粮。

炒面，烙饼，煮鸡蛋。她像一只忙碌的蚂蚁，每天都在为我的远行储备着“粮草”。

李满囤则动用他大队长的身份，到处托人，给我换了十几斤全国粮票。

“拿着，到哪儿都用得上。”他把一沓粮票塞给我，语气不容置疑。

我知道，这些粮票，在这个年代，比钱还金贵。他不知道求了多少人，欠了多少人情。

我推辞，他眼睛一瞪：“让你拿着就拿着！一个大男人，磨磨唧唧的！”

我只能收下，心里沉甸甸的，像是压了一块巨石。

而春燕，她变得比以前更加沉默。

她不再来找我问字，也不再给我端鸡蛋水。

我们俩，即使在同一个屋檐下，也像是隔了一层看不见的墙。偶尔目光相遇，她也会立刻躲开。

我知道，她在用这种方式，和我告别。

她越是这样，我心里就越是难受。

走的前一天晚上，张兰婶子给我收拾行李。一个破旧的帆布包，被她塞得满满当当。

我躺在炕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

门外，李满囤和张兰婶子的说话声，隐隐约约地传来。

“他这一走，这屋子，又该冷清了。”是张兰婶子的声音，带着叹息。

“有啥冷清的？娃有出息了，是好事！你个老婆子，头发长见识短。”是李满囤在嘴硬。

“我就是……舍不得。这孩子，实诚。”

“行了，睡吧。明天还要早起送他。”

之后，便是一片沉寂。

我把头埋在被子里，眼角有些湿润。

不知过了多久，我感觉房门又被轻轻地推开了。

我心里一动，没有出声。

一个熟悉的身影，在月光下，悄悄地走到了我的炕边。

是春燕。

她手里拿着一个东西，轻轻地放在了我的枕头边。然后，她就那么站着，静静地看着我，一动不动。

我能感觉到她的目光，像月光一样，清冷，却又温柔。

我闭着眼睛，假装睡着了，心却跳得厉害。

过了很久，她才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转身，像来时一样，悄无声息地离开了。

等她走后，我才睁开眼睛。

我摸索着拿起她放在枕边的东西。

是一双鞋垫。

用红线精心绣着，上面是“前程似锦”四个字。字绣得歪歪扭扭，但一针一线，都透着女儿家的细密心思。

我把那双鞋垫紧紧地攥在手里，那粗糙的布料，仿佛还带着她指尖的温度。

我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又酸又胀。

这个不善言辞的姑娘，她把所有想说的话，都绣进了这双鞋垫里。

第七章 远去的拖拉机

天还没亮，李家小院的灯就亮了。

张兰婶子在灶房里忙活着，给我做送行的饺子。在北方，这是最隆重的礼节。

“上车饺子下车面”，寓意着出门顺利，平平安安。

饭桌上，气氛有些沉闷。

谁也没有说话，只有吃饺子的声音。

李满囤给我倒了一碗酒，满满的一碗。

“陈瑾，喝了这碗酒。以后，就是大人了。到了外面，要照顾好自己。”

我端起碗，一饮而尽。辛辣的酒液，从喉咙一直烧到胃里。

吃完饭，李满囤要去开队里的拖拉机送我。

我背上那个沉甸甸的帆布包，站在院子里，和张兰婶子、春燕告别。

“婶子，我走了。您和叔，多保重身体。”我的声音有些哽咽。

张兰婶子拉着我的手，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好娃子，常……常来信。”

“嗯，我一定会的。”

我转过头，看向春燕。

她今天穿了一件崭新的红格子上衣，两条辫子也梳得格外整齐。她看着我，嘴唇动了动，最终还是什么也没说。

她只是朝我，深深地鞠了一躬。

我心里一颤，千言万语，都堵在了喉咙里。

我只能朝她，也深深地鞠了一躬。

我们之间，隔着三步的距离，却像是隔着千山万水。

拖拉机的“突突”声在村口响起。

李满囤在催我了。

我最后看了一眼这个我住了一年多的小院，看了一眼这棵老槐树，看了一眼这两个给了我家人般温暖的人。

我转过身，不敢再回头。

我怕我一回头，就再也迈不动离开的脚步。

村里很多人都来送我。

他们手里拿着鸡蛋、红薯，硬往我怀里塞。

“陈知青，一路顺风！”

“陈瑾，到了北京，别忘了我们黄土坡！”

我坐在拖拉机上，看着一张张淳朴的脸，眼泪再也忍不住，流了下来。

拖拉机开动了。

我回过头，向着送行的人群，用力地挥手。

我看到李满囤站在拖拉机旁，像一尊雕塑。

我看到张兰婶子，靠在村口的老榆树下，不停地用衣角擦着眼睛。

我还看到了春燕。

她追着拖拉机，跑了出来。

她一边跑，一边从兜里掏出什么东西，朝我用力地挥舞着。

那是一本书，是我留给她识字用的那本，已经翻得卷了边。

她没有哭，她在笑。

那笑容，在清晨的阳光下，像一朵盛开在黄土地上的山丹丹花，热烈而灿烂。

她在用这种方式告诉我，她会继续学下去，她不会放弃。

拖拉机越开越远，村庄，人群，都渐渐变成了一个个小小的黑点。

最后，连那抹鲜艳的红色，也消失在了黄土塬的尽头。

我坐在颠簸的拖拉机上，脸上，泪水和尘土混在一起。

我把手伸进怀里，紧紧地握着那双带着体温的鞋垫。

我知道，我带走的，不仅仅是一个行李包，不仅仅是十几斤粮票。

我带走的，是一段刻骨铭心的岁月，是一份比黄土还要厚重的情义。

我离开了黄土坡，但我的心里，永远都留下了这片土地的印记。

那个叫李春燕的姑娘，那个在深夜里对我说“我身上冷”的姑娘，她和她的家人，将永远住在我记忆的最深处。

他们教会了我什么是坚韧，什么是善良，什么是普通人身上最质朴，也最高贵的光芒。

远去的拖拉机，带走了我的青春，却也开启了我全新的人生。

而黄土坡，成了我生命里，一个永远也回不去的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