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块钱,在1988年的雪夜里,能把一个农村妇女逼到哭不出声。不是巨款,却等于姑姑灶台上小铁盒里全部的家当——那是她攒了半年、准备开春给柴房换瓦的“巨款”。瓦片一揭,雨就顺着墙缝灌,被子能拧出水,可侄子咳得肺都要翻出来,她只能把瓦片钱折成三包药,再把自己折进三十里雪路。
来回一脚深一脚浅,雪灌进解放鞋,化成冰碴子割脚踝。卫生所里灯泡昏黄,医生把药推出来,顺口说了句“八块”,像扔下一颗石头。姑姑没还价,从里三层外三层的布包里摸出皱巴巴的块票,手指蜷了半天才松开。那一刻,她脑子里闪过的不是漏雨的房顶,而是哥哥当年把唯一一条棉裤让给她、自己裹着麻袋片去上学的早晨——那条棉裤的补丁,和此刻药包上的麻纸一样,粗粝却挡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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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苦,孩子喝一口吐半口,她拿铁勺背刮碗底,硬是把药渍刮干净兑热水再灌。第二天鸡还没叫,她又把剩下的四块六塞进侄子棉絮夹层——学校要收学杂费,拖两天就罚站。自己儿子扒着门框馋鸡蛋,她狠下心敲一个,蛋白搅进侄子碗里,蛋黄捏碎拌红薯给亲儿,动作麻利得像做贼。不是不疼骨肉,是疼得多了,就得分出个轻重:哥哥把读书的机会让给她,她得把“出去”的机会让侄子,一代人还一代人的债,算盘珠崩了也得拨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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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侄子真考走了,铅笔头磨得只剩两指长,她拿报纸裹了塞回他手心:“别丢,还能写半本作业。”一句话,把三十年的苦都押上了。那支铅笔像接力棒,把“活成人”的指令从1988年的雪夜传出去,一路传到大学图书馆的日光灯下——灯比卫生所的亮,可亮不过姑姑当年在雪地里深一脚浅一脚的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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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雨的柴房早塌了,瓦片不知被谁捡去垒了猪圈。但村里老人还记得,那个冬天最厚的雪不是落在地上,是压在一个女人肩上:八块钱,三十里,半包药,一支铅笔,就把“家”字写得顶天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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