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
八块钱，在1988年的雪夜里，能把一个农村妇女逼到哭不出声。不是巨款，却等于姑姑灶台上小铁盒里全部的家当——那是她攒了半年、准备开春给柴房换瓦的“巨款”。瓦片一揭，雨就顺着墙缝灌，被子能拧出水，可侄子咳得肺都要翻出来，她只能把瓦片钱折成三包药，再把自己折进三十里雪路。
来回一脚深一脚浅，雪灌进解放鞋，化成冰碴子割脚踝。卫生所里灯泡昏黄，医生把药推出来，顺口说了句“八块”，像扔下一颗石头。姑姑没还价，从里三层外三层的布包里摸出皱巴巴的块票，手指蜷了半天才松开。那一刻，她脑子里闪过的不是漏雨的房顶，而是哥哥当年把唯一一条棉裤让给她、自己裹着麻袋片去上学的早晨——那条棉裤的补丁，和此刻药包上的麻纸一样，粗粝却挡寒。
药苦，孩子喝一口吐半口，她拿铁勺背刮碗底，硬是把药渍刮干净兑热水再灌。第二天鸡还没叫，她又把剩下的四块六塞进侄子棉絮夹层——学校要收学杂费，拖两天就罚站。自己儿子扒着门框馋鸡蛋，她狠下心敲一个，蛋白搅进侄子碗里，蛋黄捏碎拌红薯给亲儿，动作麻利得像做贼。不是不疼骨肉，是疼得多了，就得分出个轻重：哥哥把读书的机会让给她，她得把“出去”的机会让侄子，一代人还一代人的债，算盘珠崩了也得拨回去。
后来侄子真考走了，铅笔头磨得只剩两指长，她拿报纸裹了塞回他手心：“别丢，还能写半本作业。”一句话，把三十年的苦都押上了。那支铅笔像接力棒，把“活成人”的指令从1988年的雪夜传出去，一路传到大学图书馆的日光灯下——灯比卫生所的亮，可亮不过姑姑当年在雪地里深一脚浅一脚的背影。
漏雨的柴房早塌了，瓦片不知被谁捡去垒了猪圈。但村里老人还记得，那个冬天最厚的雪不是落在地上，是压在一个女人肩上：八块钱，三十里，半包药，一支铅笔，就把“家”字写得顶天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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