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杰特赦后与溥仪抱头痛哭，日本妻子回中国团聚，周总理设宴接待

1961年5月25日傍晚，广州东站的月台上人声嘈杂。列车缓缓停住，车门打开，一位身着深色和服的女子走下台阶，她叫嵯峨浩，身边是年幼却挺拔的二女儿爱新觉罗·嫮生。几秒钟后，站台另一端猛地响起低沉的喊声：“浩！”声音在铁轨间回荡，持杖快步而来的中年男子就是溥杰。异国分离十六年，夫妻终于相拥，泪水止不住地流。

火车汽笛再度响起时，廖承志递过一封介绍信，提醒溥杰：“周总理已在西花厅备好家宴，你们今晚就动身。”溥杰连说“记住了”，手却一直握着妻子的行李不肯松。两人对视一下，都笑了，笑得有些局促，但眼神里全是笃定。

要追溯到一年前。1960年11月29日上午，抚顺战犯管理所的铁门吱呀打开，第二批特赦名单宣读结束。轮到“爱新觉罗·溥杰”时，他明显吸了口气，面色却极平静。与他相处多年的看守回过神来才鼓掌，喊道：“回去吧，好好过新日子！”同批国民党将领嚷着互道珍重，溥杰只是拎起行李，目光笔直，似在寻找什么。

12月初，北京西直门外的一个普通小院里，溥仪端着酒壶站在门口。院门被推开，两兄弟愣了半秒，然后猛地相拥，肩膀抖得厉害。溥仪颤声喊“大弟”，溥杰回一句“大哥”，两人竟同时失声。三十多年皇室规矩瞬间崩塌，一地落叶被脚步踩得吱吱响，却没人注意。

此情此景与二十年前的紫禁城大不相同。1922年，年仅十四岁的溥杰奉命进——那年他才真正见到身着龙袍的兄长。兄弟间本该天真嬉闹，宫廷却只剩礼节、禁色、尊卑。七岁那场“袖里黄绸风波”彻底打碎童趣，也在溥杰心里埋下一颗复杂的种子：血缘与君臣，到底哪头更重？

时间快进到1945年8月。长春机场黑云压城，日本宪兵正催促溥仪登机。苏军伞兵压阵，场面混乱。溥杰回忆，那一刻溥仪对他低声一句：“别分开。”随即两人被押往赤塔，再转莫斯科。苏联羁押的五年，兄弟睡上下铺，同吃黑麦面包，身份终于平等。做操、学俄语、比谁削土豆更快——没人再称呼他们“陛下”和“御弟”，战俘里只剩“溥老大”“溥老二”的喊声。

1950年7月，兄弟被移交回国，列车驶入抚顺。改造生活枯燥却踏实：白天学习《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晚上开展批判发言。溥杰英文不错，被安排当“小翻译”，顺带照顾生活不能自理的溥仪。一次夜里停电，溥仪摸黑找不到水壶，急得敲床板。溥杰打着手电过去，低声取笑：“当皇帝时灯火通明，现在连开水都要求人，可得自己学。”两人相视嘿嘿笑，室友说那笑声像孩子。

抚顺最特殊的一堂课，其实是“家信教育”。1951年春，溥杰收到了苏联红十字会转来的明信片——寄信人正是嵯峨浩。她在信中问候：“是否安好？勿念我苦。”纸面上一排娟秀日文，落款却写中文“浩敬上”。能收到这张明信片要感谢周恩来，那封来自东京国家图书馆的求助信被他亲自批示处理，才打开通信通道。看守将信交给溥杰时说：“这是特批，珍惜。”

嵯峨浩其人，1937年与溥杰成婚，本是日本关东军政治联姻的安排。战争阴影散去后，感情反倒真挚。战后她在东京寺庙打短工，靠翻译旧书养两个女儿，日日盼信无果。女儿慧生读杂志见到周恩来照片，灵机一动写信求助。周总理批红字“准许通信”，一句批示跨越国界，改变了一个家庭的命运。这层细节，在当时极少人知。

特赦出所后，溥杰被安排到景山公园。初到扫地班，他把落叶聚成一堆却不知道用簸箕，干脆双手捧进背筐，样子笨拙得可爱。马文贵主任看见，憋笑半天才指导：“用这个撮。”日子紧巴巴，早餐萝卜粥常盛不完。溥杰面子薄，硬撑着喝完，后来才知道“饭量自由”这条不管身份。多年王府生活没教会他的，劳动岗位一天就教会。

1961年5月，嵯峨浩赴华终于成行。英国海外航空班机从东京起飞，经香港转深南线，抵穗。周总理电话交代：房子腾好，家宴备好，西餐厨师也安排好。北京护国寺街52号小院原属醇亲王旧产，被工厂占用多年。有关部门连夜搬迁，粉刷庭院，添置沙发、电话。有人感叹：“一位前皇弟，一位日本平民，待遇也太周到了吧。”可眼熟政策的人知道，这是国家对改造有成战犯的鼓励，也是对中日民间友好的示范。

几天后，西花厅灯火明亮。周总理端起酒杯，先敬嵯峨浩：“欢迎回家。”他轻描淡写一句，却压住满桌激动。席间没有豪言，只有淡淡家常，鱼香肉丝、烩虾仁，一道焖牛排专给新来的日本客人。溥杰记下总理每句话，回家后贴在书桌。嵯峨浩感慨：“这是第二次青春。”

团聚后的日子极简单。白天溥杰扫地、搬花，妻子在附近长椅上看书，偶尔抬头冲他摆手；午休时一块干咸菜小馒头，两人都吃得满足。1962年，溥杰调入政协文史资料室，整理满清旧档。有人打趣：“皇族后代替共和国整理皇家档案，挺妙。”他笑而不答，低头翻页，安安静静。

1967年10月17日凌晨，北京协和医院病房灯光惨白。溥杰赶到时，溥仪已气若游丝。护士让他贴耳过去，只听溥仪艰难吐字：“杰……二弟。”没有下文，脉搏倏然停。掐秒表的医生报时2点30分。兄长离去，溥杰转身靠墙，双肩微抖，没有嚎哭。

对哥哥的后事，周总理询问是否需要陵园。溥杰摇头：“骨灰入普通公墓。”理由简单——哥哥已是普通公民。1976年1月，人民大会堂下半旗，周总理逝世。当晚护国寺52号窗灯亮到拂晓，院中传出压抑的哭声。有人说，看见溥杰伏在书桌上，一遍遍抚摸那几页旧笔记。

自幼锦衣，到铁窗，再成公民，终获家庭温暖，溥杰的一生轨迹折射着国家命运的剧变。有意思的是，这段起伏没用一句豪言壮语去装饰，却让许多人重新理解“宽大政策”的含义：改造不是口号，是真正要把人送回正常生活，而后让历史自己静静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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