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取现不到5万被连问还报警，反诈称可尽调无固定门槛

律师取 1 万现金，遭遇 “审讯式” 盘问

“取 1 万元给朋友包婚礼红包，需要交代资金来源吗？” 山东东营律师周筱赟的质问，戳中了无数人对过度反诈的不满。11 月 3 日，他在建设银行办理取款业务时，柜员不仅反复追问用途，还刨根问底上月某笔转账的详情。

因拒绝配合 “无关盘问”，银行直接联系反诈中心报警，民警到场核实后才确认是误会。“我的钱成了‘可疑资金’，自己反倒像犯罪嫌疑人。” 周筱赟的遭遇经曝光后，# 反诈不能反正常生活 #话题迅速冲上热搜，有网友直言：“防骗的门槛，快比骗术本身还高了。”

一、乱象蔓延：那些越界的 “反诈操作”

这场冲突并非个例，多地已出现反诈监管层层加码的怪象，让正常交易变得举步维艰。

1. 金额 “缩水” 的核查标准

央行明确规定 “5 万元以上取现需说明用途”，但东营市自行将门槛降至 1 万元，部分银行甚至对 5000 元交易严防死守。河南平顶山王女士的经历更荒诞：为支取姐姐转来的 5000 元生活费，被要求出具 “亲属关系证明”，最终报警才得以解决。

“问得越细越安全” 成了部分基层执行的潜规则。有储户吐槽：“取 3000 元给孩子交学费，被问孩子学校地址、班主任姓名，这跟反诈有什么关系？”

2. 无孔不入的隐私追问

过度核查早已超越资金本身，延伸到生活细节。江西市民办理电话卡时，被要求提供社保证明、无犯罪记录证明等材料；广东商户支取货款时，需提交进货合同、物流单据，甚至被要求解释 “为何选择现金结算”。

更令人不适的是 “追溯式盘问”。周筱赟就被要求说明上月一笔转账的收款人身份、关系及用途，律师出身的他当场反驳：“这已经侵犯我的隐私权和客户信息保密权。”

3. 银行的 “两难困境” 与 “懒政思维”

“问少了怕担责，问多了遭投诉。” 某银行柜员私下透露，当地反诈中心会考核 “拦截率”，一旦出现涉案资金从本行流出，柜员可能被问责。这种压力下，“宁错杀勿放过” 成了自保选择。

湖南日报尖锐指出，这种做法本质是治理能力匮乏：不用精准的大数据监测，反而用 “人肉盘问” 这种原始方式反诈，让智能化成了笑话。

二、病根深挖：为何反诈会 “跑偏”？

1. “反诈至上” 的逻辑异化

部分地方将反诈成效等同于 “核查力度”，陷入 “越严越安全” 的误区。湖南日报评论称，这种 “某事至上” 的思维，实质是把单一目标凌驾于公民基本权利之上，暴露了法治意识的薄弱。

更隐蔽的是 “责任转移”：银行通过过度盘问，将 “识别风险” 的责任转嫁给储户，用 “储户自证清白” 替代 “银行主动核查”，违背了 “无罪推定” 原则。

2. 法律适用的模糊地带

当前《反电信网络诈骗法》与《民法典》《商业银行法》存在适用冲突。前者赋予金融机构核查权，后者明确 “取款自由”“为储户保密” 原则。法学专家指出，这种模糊性让基层执行失去尺度，最终损害的是民众对金融机构的信任。

3. 技术滞后与考核压力的双重挤压

精准反诈需要强大的数据建模能力，能区分 “正常交易” 与 “可疑行为”。但部分地方缺乏这种技术支撑，只能用 “金额划线”“全员盘问” 的笨办法。

加上 “拦截数”“核查率” 等考核指标的压力，基层只能用 “数量换质量”。郑州曾精准拦截 98 万诈骗取款，靠的是 “资金流向异常 + 受害人特征匹配” 的智能预警，这与无差别盘问形成鲜明对比。

三、破局之道：在安全与便利间找平衡

1. 储户要懂的 “权利边界”

面对过度核查，储户并非只能被动配合。根据《商业银行法》，可拒绝回答与反诈无关的隐私问题，明确告知：“我支取合法收入用于正常用途，有权拒绝超出必要范围的询问。”

维权时需保留证据：记录柜员工号、拍摄沟通视频，若遭拒绝办理业务，可拨打 12378 银保监热线投诉。周筱赟的案例已证明，司法机关通常不支持银行过度收集个人信息。

2. 监管要建的 “精准模型”

借鉴新加坡经验，建立交易风险分级预警机制：对老年人、高频转账等高危群体重点监测，对婚丧嫁娶、日常消费等合理场景简化流程。日本的 “延迟到账” 机制也值得参考，给反诈留出核查时间，又不影响正常交易。

关键是明确 “必要核查范围”：仅询问与当前交易相关的用途，不追溯历史无关资金，不索要与反诈无关的个人信息。

3. 银行要改的 “执行逻辑”

金融机构应承担起主体责任，用技术手段替代 “人工盘问”。比如通过分析用户消费习惯、资金流向，自动识别可疑交易，对确有风险的才进行针对性询问。

同时需优化考核机制，将 “精准拦截率” 替代 “核查数量”，避免基层因怕担责而层层加码。正如法学教授所言：“好的制度应该像精准的狙击枪，而非漫无目的的散弹。”

尾声：反诈的初心是保护而非添堵

郑州成功拦截 98 万诈骗款的案例证明，精准反诈完全可行。真正的反诈，应是给骗子设障碍，而非给民众添麻烦；是用技术堵漏洞，而非用盘问扰生活。

周筱赟事件带来的反思远未结束：当取 1 万元都要 “过关斩将”，当自己的钱需要 “自证清白”，反诈就偏离了保护民众的初心。毕竟，安全感从来不是靠牺牲便利和尊严换来的，而是源于精准治理与权利保障的平衡。

希望这场热议能推动制度完善，让反诈回归理性 —— 既守住防骗底线，也守住生活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