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初的莫斯科还被厚雪包裹,东方大学四层的小暗室里却挤满了年轻人,他们正在冲洗一张刚拍完不久的合影——画面中央的中国女学员神情自信,眉眼分明,这便是28岁的贺子珍。谁都没想到,这张看似普通的留影后来成了研究者探究她苏联岁月的重要物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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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镜头往前推几个月。1937年冬,西安办事处接到一个特别请求:一位身怀旧伤的女干部要去莫斯科接受手术。外事工作人员记录下她的坚持,“无论多远,去看看还能不能把弹片拿掉。”毛泽东随后打来的电报语气诚恳,但依旧劝她再缓一缓。她谢过好意,选择踏上北上的飞机。
抵达莫斯科后,医生用俄语向她解释,“弹片已与肌肉融合,动刀风险极大。”一旁的翻译补了一句,“手术意义不大。”贺子珍沉默良久,只说了两个字:“知道。”诊室外寒风呼啸,玻璃窗微颤,她却像是突然轻松了——至少答案已经明确。
身体问题未能解决,她把注意力转向课堂。东方大学每天的课程排得满满当当,国际法、世界革命史、俄语听说练习轮番上场。她带着新生不久的幼子柳瓦,在课间的石质长廊里来回穿梭。男同学感叹:“这个来自江西的姑娘,劲头比北方风还硬。”
遗憾的是,6个月大的柳瓦突发肺炎离世,消息如同冷枪,击穿她的意志。她抱着襁褓久久不肯撒手,护士劝道:“同志,孩子需要安息。”她却只是哑声重复,“再抱一会儿。”后来,毛泽东托人送来李敏,也正是女儿的到来让她慢慢走出阴影。
课余时间,贺子珍常带李敏去克里姆林宫外的红场。雪地上,孩子踩出大片脚印,她默默数着:一、二、三……偶尔也会把毛岸英、毛岸青一同带上。几个孩子自制小雪橇,她在一旁检查衣扣是否扣紧。和战火中孤身飘零的早年相比,此刻的她更像普通母亲。
1940年春,那张著名的合影诞生:背景是东方大学白色外墙,左侧站着瞿秋白夫人杨之华,右侧是一排苏联和蒙古学员,李敏被她轻轻揽在怀里。相片洗出后,同学们围在一起打趣,“你这一脸英气,根本看不出带过六个孩子。”贺子珍笑了笑,没有解释。
不过,新的冲击很快出现。一次晚间读报,她在列宁图书馆读到国内报纸上的一句话:“毛泽东与其夫人……”。那一刻纸张仿佛滚烫,她合上报纸,独自返回宿舍。有人听见宿舍门轻轻关上,之后的走廊久久无声。第二天,她照常出现在俄语课堂,像什么也没发生过。
1944年,她的旧伤突然加剧,被送进精神疗养院。一纸诊断书写着“战争外伤伴随的重度神经衰弱”。幸好,王稼祥夫妇一年后抵莫,一番周折把她转出,并安排疗养。临别时,王稼祥的妻子对她说:“回家的船票给你留着。”她点头,眼里闪过少见的亮光。
1946年夏天,回国手续办妥。临登车前,她把那张合影小心放进行李夹层,然后牵着李敏迈上列车。火车缓缓启动,车窗外的俄语呼喊渐渐远去,取而代之的是南去的铁轨节奏。一位同行学员问她还打算再求医吗?她摇头,“弹片留着吧,不妨碍。”话音不高,却格外坚定。那张雪中合影随她一起回到祖国,成为她峥嵘岁月最直观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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