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大明五朝，当四十三年首辅

正统九年的深秋，落叶伴着微凉的雨到处飘散，这天历经大明五个朝代的元老杨士奇走完了他的一生。无论经历和履历他都是大明的传奇。

他的离世，对大明是一个巨大的损失。从建文帝、永乐、洪熙、宣德、正统五朝风雨，在内阁秉政四十三年，不仅创下大明王朝从政时间最长、影响力最大的内阁“非典型首辅”纪录，在文化上，更开创明代“台阁体”诗风，以一己之力影响着大明王朝历史的重大进程。

杨士奇

杨士奇的人生起点首先是贫穷。“家甚贫，亲执劳事”是他早年生活的真实写照。

年幼丧父后，他随母改嫁罗氏，寄人篱下的日子里，不仅要操持农活，还要忍受继父的冷落。为了糊口，他十一岁便辍学，在乡村私塾做帮工，每日扫地、抄书，换一口粗茶淡饭。

就是这样的贫困状况，杨士奇从来没有抱怨过环境，而是更加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他总偷偷捧着私塾先生的藏书苦读，油灯下常常读到深夜，经书史籍过目不忘，就连晦涩的《左传》《孟子》也能烂熟于心。一次，私塾先生抽查学生功课，恰好问到一段冷僻经文，众学子无一人能答，一旁扫地的杨士奇却脱口而出，还能旁征博引、阐释要义，先生大惊失色，当即收留他为弟子，免其学费教他读书。

凭借过人的才学，杨士奇的声名渐渐在乡邻间传开。江西郡守巡视时，听闻其才名，召他当面考核，命其以“江景”为题作诗，杨士奇挥笔而就，诗句清新自然、意境悠远，郡守看后赞不绝口，当即推荐他担任府学训导，这不仅让他得以糊口，为他逐步走向州郡提供了重要平台。任职期间，他潜心治学，修订教材、规范教学，府学文风为之一振，连邻府的学子都纷纷慕名而来。

建文帝继位不久，听闻杨士奇的才名，联名推荐他出任翰林教授，随后又擢升为翰林编纂，负责编修《太祖实录》。这份专注于文史整理的差事，不参与任何纷争，也让他在“靖难之役”的更迭中得以安然无恙。

朱棣夺位成功后，对前朝旧臣多有猜忌，却因杨士奇在修史中展现的严谨公允，拒绝为迎合朱棣而篡改太祖事迹深受赏识，不仅没有罢黜，反而留任其翰林编修之职，不久后更提拔为侍读，让他参与机要文书的草拟。因为专注文化领域，所有波及他都得以幸免，堪称“读书种子”。

正是这次特殊的历史编纂任务，让他从纯粹的文臣虚职，一跃进入内阁权力圈，正式开启了参与政务决策的生涯。朱棣对杨士奇的信任与日俱增，而且还将辅佐太子朱高炽的重任托付于他。作为太子老师，杨士奇不仅要教导朱高炽学识，更要辅佐他处理监国事务。每当朱棣北巡或出征蒙古，京城的军政大权便交由太子执掌，而杨士奇作为重要的辅臣，起影响可谓举足轻重。

朱高煦画像

然而此时的太子的位置并不稳固。次子朱高煦战功赫赫，在“靖难之役”中多次救下朱棣性命，朱棣曾拍着他的肩膀“许以事成立为太子”，这份口头承诺让朱高煦的夺嫡之心愈发炽烈。为了动摇太子之位，朱高煦与其党羽“合而间太子”，四处散布流言蜚语，一会儿诬陷太子“擅赦罪人，收买人心”，一会儿造谣“太子截留赋税，私藏府库”，甚至在朱棣北征归来时，暗中安排亲信在途中哭诉“太子监国期间为政严苛，民怨沸腾”，种种构陷让朱棣“颇心动”，一度有换储之意。

关键时刻，杨士奇成为太子的“护道者”。一次朱棣当面质问太子截留赋税之事，朱高炽一时语塞，杨士奇从容上前奏道：“太子监国期间，凡赋税收支皆有明细，臣可当庭呈上账目。且太子素以仁厚为本，截留部分赋税，实为赈济山东、河南受灾百姓，并非私藏。”随后呈上详细账目与赈灾文书，朱棣核对无误后，疑虑稍解。

但朱高煦并未罢休，又指使党羽弹劾太子“延误军机”——彼时朱棣命太子筹备北征粮草，因连日暴雨道路泥泞，粮草运输延误三日。杨士奇在朝堂上据理力争：“天时不可抗力，太子已昼夜督促，粮草虽晚三日，却无一短缺、无一霉变，足见其用心。若因此追责，恐寒天下忠臣之心。”他不仅强调太子的勤勉，更隐晦提及“太子有‘好皇孙’朱瞻基，此乃大明未来之福”，这几句话可能就改写了大明历史的走向。

有一次，朱高煦买通太子府的宦官，偷取太子的日常手稿，挑出其中几句感慨朝政的诗句，曲解为“怨怼君父”，献给朱棣。朱棣看后大怒，当即召杨士奇问罪。杨士奇从容答道：“太子天性仁孝，偶有感慨，实为忧国忧民。且诗句断章取义不足为凭，若陛下不信，可召太子府幕僚核对全诗，便知真相。”随后他又伏地叩首：“陛下若因此废太子，恐引发宗室内乱，危及社稷安稳，还望陛下三思。”朱棣沉吟良久，最终采纳了他的建议，查明是朱高煦的构陷，严厉地斥责了朱高煦。朱高炽继位后，对杨士奇与蹇义感激涕零：“朕监国二十年，左右造谣攻击，天天提心吊胆，若没有你们二人悉心保护，我恐怕早已万劫不复，更无今日帝位。”

洪熙元年，47 岁的朱高炽终于登基，是为明仁宗。

杨士奇水涨船高，被擢升为礼部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位居内阁首辅，真正成为百官之首。这位从底层走来的首辅，始终保持着务实通透的作风，积极推行仁政。当时，明朝经历多年战乱，百姓困苦，杨士奇首先向仁宗建议“减免赋税、与民休息”，他奏道：“自永乐以来，连年征战、大兴土木，百姓赋税繁重，流离失所者众。如今陛下登基，当以民为本，减免山东、山西、河南三省去年受灾地区的赋税，释放宫内多余宫女，停止不必要的采买，让百姓得以休养生息。”仁宗深以为然，当即准奏，百姓拍手称快。

君臣间的一次次对话，更尽显他对内阁作风的引领作用。

一次，明仁宗闲聊时说“北人学问，不逮南人”，杨士奇当即直言反驳：“长材大器多出于北方，岂但南人可用耶？前朝宋濂、刘基为南人，然徐达、常遇春为北人，皆为开国功臣。如今朝堂之上，北方大臣如蹇义、夏原吉，皆忠勤干练，陛下不可因地域而有所偏废。”他还建议仁宗“命吏部打破地域限制，唯才是举”，这番话成为明朝用人政策的重要举措。

明宣宗

可惜朱高炽在位不足一年便猝然离世，明宣宗朱瞻基继位，杨士奇继续以首辅之职辅佐新君，与杨荣、杨溥携手，开启了明朝最鼎盛的“仁宣之治”。

宣德三年六月，早朝散去后，明宣宗召杨士奇入宫，推心置腹地问道：“年来贪浊成风，何也？”杨士奇毫不避讳，直言贪腐之风并非一朝一夕：“永乐年间，成祖忙于征战，对吏治疏于整顿，一些官员趁机中饱私囊；如今太平日久，官员贪图安逸，贪腐之风愈发严重。”

宣宗追问“谁贪污最严重”，他当即点明都御史刘观，刘观身为监察百官的最高官员，却带头贪污受贿，收受地方官员的金银珠宝，甚至纵容下属敲诈勒索。宣宗又问“谁可代替刘观”，杨士奇推荐了刚正不阿的通政使顾佐：“顾佐为人清廉，执法严明，曾任应天府尹，整顿吏治成效显著，若命他接任都御史，必能肃清贪腐。”

宣宗采纳了他的建议，任命顾佐为都御史。顾佐到任后，在杨士奇的支持下，大力整顿吏治，查出贪官污吏数十人，或罢官、或流放，其中就包括刘观，刘观被查出贪污白银数万两，最终被流放辽东。经此一番整顿，明朝官场风气为之一清，“百官皆不敢贪墨，吏治清明前所未有”。

此外，在人才选拔上，他唯才是举，引荐了大批有识之士，如后来的名臣于谦，便是在杨士奇的推荐下进入朝堂，崭露头角；在文化建设上，他主持编修了《明实录》《历代名臣奏议》等典籍，还开创了“台阁体”诗风，这种诗风平和典雅、雍容醇厚，既符合宫廷礼仪，又能体现儒臣的学识修养，影响了明代文坛近百年。

杨士奇的廉洁，更是被后世传为佳话。即便身居首辅之位，他的生活依旧简朴，“衣不重锦，食不兼味”，家中仅有茅屋数间、薄田几亩。有一次，广东布政使徐奇回京述职，带了一批当地的特产沉香，分赠给朝中大臣，唯独没有给杨士奇。徐奇被人弹劾“行贿结党”，官府在查抄他的送礼名单时，发现果然没有杨士奇的名字。宣宗得知后，召见杨士奇问道：“徐奇送礼，百官皆有，为何独独没有你？”杨士奇答道：“臣与徐奇素不相识，他自然不会给臣送礼。且臣身为首辅，若接受地方官员的馈赠，恐开贪腐之风，故平日从不与人私交，也从不接受任何礼物。”宣宗听后大加赞赏，对左右大臣说：“士奇真乃廉臣楷模！”

还有一次，有位官员为了谋求升迁，深夜带着黄金百两来到杨士奇家中，希望他能在皇帝面前美言几句。杨士奇当即拒绝，正色道：“为官者当凭才干升迁，若靠贿赂上位，不仅败坏吏治，也会害了自己。我身为首辅，岂能因一己之私而废公？你速速将黄金带回，若再执意行贿，我必上奏朝廷治罪。”那官员羞愧难当，只好带着黄金离去。由于杨士奇始终清正自守，他的家境始终清贫，“家未尝有百缗之畜”，每年的俸禄仅够维持全家生计。他的妻子去世后，因没钱置办丧事，只好向同僚借贷，事后用了三年的俸禄才还清欠款。明仁宗得知后，多次欲赏赐他田产、金银，都被他婉言谢绝：“陛下已经给予臣足够的俸禄，臣若再接受赏赐，便是贪得无厌。身为大臣，当以身作则，为百官树立廉洁的榜样。”

可见能够历经大明五朝，当了四十三年首辅的人，其品质和能力确实非同一般人可比，在整个大明来说也是相当罕见的重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