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下旬一次专访中,他谈到国内政治和对外关系时的表情与语调有明显反差,谈及国内政敌时充满怨恨恐惧;说到中国则比较平静甚至带点尊重。还说自己很幸运能在这个时候与中国合作,“抄家”行动就像把钥匙打开后面更深一层的逻辑。了解那次所谓的“抄家”,有助于把这些串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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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搜查那天,近百名武装起来的联邦探员闯进他的居所。那情景许多人都说像一场军事行动,屋里屋外都给翻了个遍。卧室、衣柜还有衣服都是搜查范围,连庭院也没放过。那次搜查之后,他不止一次,在公合私底下说过自己有种很强烈的恐惧感,觉得对手的目的不只是要在政治上打败他,还要让他彻底消失掉,就像他自己亲身经历了一次生死考验一样,从那时起看世界的眼光就变了。
这不只是一个概念,而是具体化了,将政敌特别是党内政敌看作自己按照规矩做事的敌人。认为他们要搞暗算、栽赃陷害,还要动用司法和行政部门去铲除对方,对那些外部竞争者以及谈判代表,则有一套不同的评价标准。对于中俄这种对立面而言,在他眼里是可以按一定的规则打一架的那种“硬碰”的对手,按他自己说法就是可以预测、讲策略的人。将世界一分为二以后,他的重心也出现了移动,不再是意识形态或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利益放在首位考量问题的标准上,并且不是第一标准,而是一下子变成先问一句:人家是不是守规矩?会不会出乱子?能不能靠谱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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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他的角度看内部的对抗更像是要拼尽全力保住性命的战争,他需要一个稳定的可控制的外部环境来把精力放在与国内对手斗争上。这种需求使得外交政策被工具化了,任何对外的行为都是为了减轻国内压力、获得政治筹码或缓和内部局势的一种手段。民意调查也为其提供了土壤,据一项调查显示有大约72%的人觉得。
工具化的外交不是没有,最近在釜山举行的几轮谈判中,美方就向外界释放出了一些让步信号—取消了之前宣称的10%“芬太尼关税”,而作为交换条件之一就是中国同意购买大概2500万吨美国大豆。这种安排被一些人解读成是“止损”而非基于对某个国家的好感,其目的在于降低外部摩擦以避免经济与战略问题继续消耗他解决国内危机的能力,在国内支持者尤其是农民和制造业工人面前,“美国优先”的承诺不能说完全消失所以经贸科技领域还会保留些强硬口号及部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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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经营方式产生了明显的矛盾,他高声叫着关税强硬的态度,来安抚国内的支持者,在关键时刻又会选择让步以避免自残。对外强硬往往更多是对内观众的表演,对外的合作是为自己留下缓冲和后路,合作自然很脆弱,它更像是一个临时止血带而不是建立在长久信任基础上的朋友关系,只要他在国内面对更大的压力,之前做出的让步都有可能被收回。他已经多次表明如果情况有利会再次实施关税和其他强硬措施。
经济上的代价已显露出来,美国商务部的数据表明,相关举措给美国企业造成了接近300亿美元的成本负担,此类损失会经由企业和供应链向消费者传递,从而令经济的抗压能力变弱,而且把国家关系个人化也带来了更多不确定性,因为当政策随领导人情绪与生存需求而变化时,就很难制定出可持续发展的长期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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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深层的问题,不是一个人的决策偏差,这背后折射出制度层面的问题。两党争斗已经打破了之前“不肉体消灭、不以司法清算政治对手”的潜规则,政治从博弈变成战争的风险在增加,有研究者指出过:当政治精英不再遵循游戏的基本规则时,民主制度就会陷入更大的冲突当中去—这种报复性连锁反应的政治化趋势一旦某方选择用相同的手段回击,比如说针对希拉里或佩洛西实施类似的司法搜查行为之类的举动,那么接下来发生的事就很难预测了,很可能会引发更为广泛的民众动荡甚至政治危机。
国际上也有担忧浮现出来,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出警告:如果一个大国把内部斗争放在首位,全球供应链或许会被重新安排,国际合作项目也许会陷入僵局,气候议题及其他需长期合作解决的问题将会受到影响。相较于个别领导人言论的短期变化,某个国家“内斗化”对全局产生的影响更为长久且危险,这让观察者将目光从单一领袖性格转向整个政治体制运转是否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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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来说,这意味着中美关系会在不同层面同时出现竞争和合作。在经贸、科技等领域可能的竞争会更激烈一些,但总体上两国之间大概率是“斗而不破”。中国要做好准备,务实的办法是在核心利益问题上守住底线,在此基础上凭借自身实力和政策连续性去应对对方的个人生存逻辑、随时可能变局的操作。保持冷静,稳住经济政治基本盘,既可以减少短期震荡又能在长线博弈中争取主动。
对方对外所表现出来的“理智”并不一定出于对国际秩序的尊重,将外部可预测性当作消除内心恐惧的方法,这样的心理投射让对外合作带有明显个人色彩。当他的生存压力减小之后,之前的合作就会很快土崩瓦解。从这个角度看当前的合作只是功能性的、暂时的安排,并非基于长久信任基础上形成的伙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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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政治人物的生存焦虑大于国家理性,问题就不只是两国之间的话题选择,而是整个国际体系稳定性的挑战。世界怎样去应对这样一种被生存本能驱使的对手,是一个现实且严肃的问题。各国需要权衡风险、调整预案的同时保持规则和制度建设,并不把外交关系绑在个别领导人的个人处境上。对于普通人与政策制定者来说,清醒地认识这种风险并准备好面对不确定性远比追逐短期情绪表达更重要。面对由内部政治战争化带来的不稳定状况,国际社会和相关国家要有防范措施也要有修复手段才能把冲击降到最低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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