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梦，走出大别山

我出生在豫南大别山区，是一个从来没进过高中、大学门，连初中都没毕业的农民，让我没有想到的是，80年代初，一篇发表在《中国青年报》上不足300字的小文章，把我从农村里解脱出来。从农民到当时公社邮电所一名整天身背大邮包走村穿乡的投递员、乡通讯组长；从打工者到国内某知名公司企划部长、市场部经理、大学招生办主任、校报编辑；到今天在全国各地报刊杂志发表作品近二千件，部分作品还获得了全国大奖的新闻记者。

1963年4月，我出生在豫南大别山区固始县一个偏僻山沟里的农村。我记事起，村里的男孩还是女孩10多岁了，几乎没有一个读书的，仍然穿着开裆裤满村跑。那里是一个人多田地少的地方，一年收的粮食，就是一天三顿喝稀饭也只够大半年吃，剩余的全靠上级，是一个吃粮靠上级、花钱靠救济的穷得不能再穷的地方了。只到六、七、八十年代，那里仍然是这样。

到了90年代初期，穷怕穷急了的农民为了给家庭增加经济来源，百分之八十五青年不得不纷纷走出家乡，天南海北到全国各地打工挣钱。不过，今天家乡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但吃粮有余，大部分农民告别了矛草棚，不但住上了宽敞明亮的小洋楼，还用上了大彩电、冰箱等现代化家用电器。这是后话。

真是屋漏偏遇连阴雨，父亲虽然在生产队、大队当了二十多年会计，是掌管财政的“财神爷”，家里除了三间遥遥欲坠破草房和那些缺胳膊掉腿的桌椅外，再也找不到一件像样值钱的家具了。因为我们家兄妹多，本来已经穷得不能再穷了的家庭，我16岁正在村里读初中二年级时的，1978年农历2月，原本硬棒棒的身体，才41岁年轻的父亲，因劳累过度一下病倒了。眼看着父亲的病情一天天恶化加重，除了在当时大队医疗室借钱拿点便宜药外，家里却拿不出钱把父亲送到乡卫生院和县城等大的一点医院治疗，眼睁睁地看着躺在家里病床上的父亲，整天整夜被病魔折磨的：“爹一声、妈一声”的哭叫。

78年春节，别人家都在忙着加年货，高高兴兴迎新年，而我们家呢？让我记得最清的是吃年夜饭，别人都在放鞭炮吃年夜饭，一边是父亲躺在病床上呻吟（这时，父亲已被病魔折磨的叫不声了），饭桌上，除了我带着三个年幼无知的弟弟和妹妹吃饭外，一边是母亲在父亲的病榻前以泪洗面。

过完春节的正月初三，父亲的病情突然加重起来，母亲一边借钱，一边找人把父亲抬进了乡卫生院。医生检查完父亲病情后，告诉母亲，父亲病已经到了最后晚期了，最多也只能活10天。可怜的父亲在正月十一日，抛下母亲和我及一个14岁的弟弟、一个11岁和8岁的两个妹妹，我们母子5人，离开了人世。

父亲去世后，作为家庭老大的我，摆在我面前的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放下书包，跟母亲一起参加生产队劳动，挣工分来养活三个弟妹。虽然学不能上了，但书不能不读，因为父亲在世时，常在我和弟弟面前说，他在三岁时，我的太爷、爷爷奶奶就相继去世了，他和姑姑是靠60多岁太奶奶养大的。并告诉我们，太奶奶为了让他读私塾，姑姑11岁就被太奶奶卖给地主家做了“童养媳”，只所以他才当上会计。尝到读书“甜”头的父亲，要我们好好读书，希望长大比他更强、更有出息。谁知父亲没把我们兄妹几个养大，他就去世了。

有了父亲的座右铭，我除了农闲利用上山砍柴担到街上卖掉，换钱买些书看外，那就是借，不管啥书有就看。后来为了读书不认识字的方便，还特意用卖柴的钱买了一本《新华字典》。我之所以有今天，那本跟随我20多年从没离开身边的《新华字典》功不可没，他是我自学路上的无声“老师”。

我之所以能有今天，除了这本《新华字典》外，还应该感谢我父亲去世后，当时的大队干部们，看在我父亲当了二十多年大队、生产队会计，在父亲去世后清理账目时，父亲却没贪污挪用集体一分钱面子上，安排我在生产队当了一名队干部—民兵排长。为我读书带来了很大方便。

80年代初期，县委和当时公社两级为了提倡农村青年学科技，要求每个大队必须办一个“青年民兵之家”阅览室。在那个年代，连肚皮都填不满，谁还去读什么书呀？阅览室里虽然订了二十多种报纸、杂志，完全是为了应付上级来检查时用的，听说上级来检查了，大队干部赶紧下去，把我们这民兵干部叫上去，在阅览室里装模作样在看书，检查人员前脚离开，后边门一锁，大家各走各的。

这个应付上级检查用的“青年民兵之家”阅览室，对我来说却派上了用场，每次呢，临走我都要借一大摞回去看。假如说没有当初为了应付上级检查，用今天的话说，那些“花架子工程”—青年民兵之家阅览室，假如阅览室里订的没有《中国青年报》，也许就没有今天的我。

让人纳闷奇怪的是，不管白天劳动有多累，晚上只要拿出报纸，往昏暗的煤油灯下一坐，劳累就跑得无影无踪，有时一读就是大半夜，甚至通宵。母亲为了心痛我看报纸浪费煤油，以第二天耽误生产队劳动，让我抓紧熄灯上床睡觉，有时连催数遍，都不愿上床睡。后来，怕母亲发现我不睡觉浪费煤油，我特意做了一只灯芯细得只有小“绿豆”大点的小煤油灯，让我心里最理解母亲的是，不是母亲不让我看书，母亲更不是心痛浪费煤油。

而是父亲去后，我们家生活更加雪上加霜，全家唯一的收入，除了靠家里那几只老母鸡下蛋换钱外，其它全无，这点收入除了买米、油、盐外，还要为我们兄妹几个买布添衣。我清楚地记得，父亲去世后5、6年里，母亲身上的衣服补丁摞补丁，可她从来没舍得添一件。因为，村里像我这样大的一、二十岁男孩都开始有媒婆上门说媳妇，而我们家里呢，连媒婆的影子都找不到。背地里甚至讥笑说，我们穷得连饭都吃不上，谁家女孩父母就是瞎子、聋哑也不会把女儿往“火坑”推，说我打一辈子光棍汉是，石板上钉钉，铁定了。所以，母亲总是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宁愿自己忍饥受饿，也让我们兄妹几个吃好、穿好点，尤其我这个老大，母亲最担心、害怕的是，因咱们家里穷我讨不上媳妇，打一辈光棍，让村里人笑话，那股拼命读书的劲更不是为了讨媳妇，更没有想到以后当记者。那股拼命读书究竟是为了啥？只到今天连我自己也是个谜？

一天天，随着书读的多了，心中有一种冲动，别人能在报纸上登文章，我为什么不能？82年夏天，一天晚饭后，在读《中国青年报》中，我发现有一篇介绍本县一农村青年高中毕业后，回村自办“乡村邮政代办所”，方便农村青年读书订报难的文章。读后，我连夜写了一篇题为：“希望多办乡村邮政代办所”，一篇不到300字的读后感。稿子写好后，为了把稿子尽快寄给报社，又不耽误第二天生产队劳动，连夜摸黑步行4、5公里山路赶到公社邮电所，把稿子寄走。

让我做梦也没想到的是，这年大约10月底，就在我把寄稿的事，早已抛到九宵云外忘掉时，一天，正在田间劳动时，大队干部给我送来了一只又窄又长的牛皮信封，拆开一看，里面装的是一份《中国青年报》，当我展开报纸，一篇小文章下面作者地址：河南省固始县武庙集乡迎水村“吴贤德”三个字时，整个人像喝了“迷魂汤”一样，晕了……好长、好长时间才反映过来，还不相信的把文章内容、地址、人名，看了一遍又一遍。那天晚上我彻底失眠了，折腾一宿没合眼。

当年，我不但光荣的参加了全县“三级”干部（县、乡、村）表彰会，还被县委宣传部评为全县“优秀通讯员”。从此，我便成了全公社有史以来，第一个在报纸发表文章的“名人”。

83年3月，为了尽快解决山区青年读书订报难，县邮电局决定，从农村中抽出一批农村青年，经县邮电局短期业务培训后，全部充实的山区乡镇邮电所担任投递员。从此，我便放下扁担、大锄、大锹成了当时人人羡慕的投递员。

到了邮电所后，我如鱼得水，一边拼命工作、一边拼命学习、一边拼命写作；随着稿件见报率一年年上升，和连年被上级新闻单位评为“优秀通讯员”，以及工作成绩突出，87年，从邮电所调到乡通讯组任组长。

92年，受打工潮影响，我在母亲和亲朋好友一片反对声中，怀揣在家乡工作时获得的一大堆各种“荣誉证书”背上装满行李的“蛇皮袋”（化肥袋），只身南下到苏州盛泽，加入了打工者队伍。

真是“在家千日好，出外一时难”。到了盛泽，一切都不像我在家时想的那样美好，半月下来，我几乎跑遍盛泽和浙江省嘉兴市王江径镇的大街小巷，也没找到适合我做的工作，因为，这两地都以盛产丝绸为主，招的都是织布女工和会修纺机的男机修工，像我这样要技术没技术的人，根本没人招。

正月二十五日，也是我到盛泽的第10天。这天，天突然下起了大雪，到盛泽时为了省钱，我没有找到房租便宜、适合一个人住的小房子，临时和其他三个老乡挤住在一起。吃过晚饭，正当我们脱衣睡觉时，房东突然敲门进来说，他听他在村里当村干部的姐夫说，今天夜里市公安局、镇公安分局的警察和全镇联防队员一起，对全镇进行大清查，对没办暂住证的外来人，查出来不但要把外来人抓到公安局罚300块钱，房东也要罚100块钱。

房东走后，三个老乡虽然没说啥，我心里清楚，四个人中就我一个人没有，因为他们在盛泽搞油漆工好几年了，他们都有暂住证。我赶忙穿上己脱下的衣服，告诉三个老乡，我到离盛泽镇7、8公里，乡下干建筑活的一个本家堂弟那里去暂住一夜。

当我踏着雪地步行到堂弟那里，我前脚刚踏进门，他的女房东就跟了进来，说：“今天夜里大查夜”。问我有没有暂住证，如果没有暂住证，抓紧离开，不然她就马上叫联防队的人来，因为她提前报警不会挨罚。说完便气呼呼地走了。

刹那间，我感到打工者是那样的可怜，把即将流出的眼泪，又强咽了下去，我这人轻而易举是不会在别人面前掉泪的。因我在家乡工作时，为堂弟办过不少帮忙事，堂弟本来有暂住证的，为了我躲避联防队查夜罚款，他卷起铺盖卷，我们两个像做贼一样，踏着雪夜偷偷摸摸跑到村子二公里外，一个湖边闲置的，臭气熏天鸭棚里睡了一夜。这一夜，我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想的最多的就是：我们这些外地打工者真可怜……就这样，一直熬到天亮。

我这人有个怪脾气，就是：好马不吃回头草，干什么事说干就干的人。一天，我在大街上转悠时，发现修自行车生意不错，利用在家乡邮电所工作时，学得的修自行车技术，立即骑上从老乡家借来的自行车，跑到离盛泽18公路以外的浙江省嘉兴市一家自行车配件批发店，买来修自行车全套工具，连夜用木板钉了一只工具箱和一张摆放修车工具的小方桌，第二天就开业了，从此，便在马路边当起了修自行车师傅。

三十六行，行行都有道，在马路边修自行车也分淡季和旺季，夏天，而且天气越热生意越好，春天，一天挣10块钱，夏天，是春天一天的好几倍。因为夏天天热车胎最容易暴。

7月份，为了扩大“生意”规模，我在修自行车的基础上，我又增添了卖甘蔗一份生意。一天下来，两项生意加起来，少则二十多元，多时能挣五、六十块钱。一个夏天暴晒下来，我都快变成“非洲人”了，好多老乡见了我都说：“放着在家里乡干部吃好、喝好的不干，跑到这里找苦吃。”甚至有人背后骂我活该，不会来事……不过，我从来没为自己选择打工后悔过，可以说直到今天。

倒霉的是，就在和另一位老乡商量，我们两人共同投资联合起来，买个那种用钢管和钢筋做的简易型帆布大棚，除了修自行车和卖甘蔗外，再卖台冰柜卖冰糕、绿豆汤、小菜、啤酒等，准备大干时，盛泽镇为了创建“全国卫生城市”，城管一天到晚开着微型客货两用车，在大街小巷里乱转，见在马路边摆摊的，不管三七二十一，上来就把你的东西往他们车上扔，当地人还可以在城管搬抢东西时，还可以抗争，我们这些外地人不说不敢抗争，连口都不能还，如果你还口，城管听出你是外地人，不但抢你的东西，你挨揍必定无疑。修车、卖甘蔗生意没法干了，不得不停业，另找工作。

由于父亲去世早，养成了我什么苦都能吃。在朋友介绍下，我跟当地一个专贴墙砖、地砖姓李的小老板当小工，不要看这家伙年青，但很会“用”人安排活，比如：我早上在他没到工地之前，需要比他提前一个小时先到工地，把磁砖浸泡、水泥沙浆等，一切都提前准备好，要不然他来后，一天都会给你脸色看。记得有一天，这小子本意耍我的，跟我打赌说：“老吴，这堆七十三块砖，不歇，一口气挑到6楼，我现掏50块钱给你。”（大约在75—85公斤左右）因为，我知道这家伙别的不说，一般说话算数的。

当他眼睁睁地看见我把七十三块一口气挑上6楼，乖乖地从衣袋里掏出50块钱。从此，他再也不跟我打赌了。

干过水泥活的人，都知道水泥渍手非常厉害，不到两个月，我的两只手全被水泥渍得裂出一道道血缝，一到晚上，把手伸进温水里浸泡时，就痛得钻心。

我心里虽然有一种“虎到平原受狱欺”的感觉，没办法，咱们中国有句古话，叫“人在屋檐下不能不低头”。不过让这小子没有想到的是，跟他干第一天时，我在给他的一个朋友搬家中，捡到了刚复刊的《吴江报》，我白天跟他干活，晚上给《吴江报》写写小杂文、小新闻故事，已有5、6篇被《吴江报》采用。

直到有一天，他闲来没事非要和我一块去每月30块钱，我租住老百姓闲置猪屋喝酒，发现床边放的《吴江报》寄来的样报“荣誉证书”，才知道原来我在家乡是干什么的。打这以后，他又重新找了个小工，把我介绍到他的一个朋友开的建材店，帮着划玻璃。要不然我怎么会获得有：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新民晚报》等，十一家单位举办的“全国第九届星火杯创造发明”大赛中，我设计的“玻璃切割机”获得优秀构思奖。后来，我划玻璃技术比店老板都高。

93年3月，在《吴江报》召开的优秀“特约通讯员”表彰会上，当时任吴江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兼《吴江报》社长吴延元同志，听了我的介绍，特别当他听说我是一个来自外地打工者后，当即对时任报社总编辑的王玮老师说，从明天起给吴贤德同志在报纸上免费刊登“求职启示”，直到他找到工作。每每想起这事，让我仍然很受感动。《吴江报》刊登第三天，我就被北京一家报社驻华东记者站聘用。这里，再次说声谢谢。这件事也让终生难忘。

98年，因家庭翻盖新房，我不得不离开江苏。99年，新房盖好后，在一位同乡介绍来到郑州，就任在一家培训中心和其所属一所民办高校任招生策划工作。2000年任商丘一家国营集团驻郑州市场部经理，2001年，由于该产品在郑州没有市场，再次失业。

人，首先第一个学会生存，在边生存中边找工作，人不能坐吃山空，尤其我们这些来自农村的打工者。我把打算到大街上卖报纸的想法，告诉妻子后，妻子开玩笑说，你这个大经理能放下这个架子吗？第二天，郑州街头电喇叭里传出：天天看报纸，能知天下事……后来，我还为此写了一篇“苦中也有乐”卖报随感稿件，刊登在当年的《大河报》上。如今郑州街头所有用电喇叭买报纸的，绝对是我徒弟，用电喇叭叫卖报纸，就是三年前我发明的。

一份耕耘，一切收获；我虽然是个连初中都没毕业的农民，但我拥有的是那一堆堆、一捆捆书籍；那厚厚我发表作品的剪贴本和获奖证书，足可证明我一个农民对文化知识的追求。让我值得欣慰地是，我有背后一个默默无言、给予我大力支持的好妻子，在妻子的支持下，我的事业如日中天。在大学生们都叹息工作难寻的今天，我呢？却有多家单位给丰厚的月薪邀请加盟或做他们顾问、兼职。

我不算一个成功者，但我会更加努力去拼搏、去奋斗。我相信，只要我一天都不放弃，沿着自己认准的走下去，成功一定属于我。因为，成功之门是永远向不畏艰难、长期坚持不懈拼搏的人敞开的。

吴贤德，河南固始县人，曾担任生产队民兵排长、山村邮递员。91年，离开家乡外出打工，当过建筑工地小工和街头修鞋匠等。凭着拼命好学，和在报刊发表文章进入新闻媒体。 2000年，从二手市场购买相机自学摄影，摄影作品先后刊登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光明日报、河南日报等。现为自由撰稿人、摄影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