渥巴锡的土尔扈特部，到底是悲壮东归，还是野心东征？

乾隆三十六年，渥巴锡率部踏上万里东归之路。这支从伏尔加河畔启程的队伍，最终抵达伊犁河流域，不仅决定了一个民族的命运转折，更在清朝民族关系史上书写了重要篇章。

然而，近年来出现了一种质疑声音，认为这并非“东归”，而是意图争夺西域的“东征”失败后的妥协。这一说法，是否能够颠覆传统的历史叙事？

图片

两种叙事之间的张力

在史书记载中，土尔扈特人的东迁被定格为“回归祖国”的壮举。乾隆帝特意在承德避暑山庄竖碑纪念，将这场迁徙盛赞为“盛世盛事”，着力强调其自愿归顺的性质。

这种叙事显然带有政治宣示的色彩——清廷试图以此彰显其作为多民族国家的向心力与治理正当性。

也有学者提出不同见解，认为土尔扈特部的东迁并非出于归顺的诚意，而是意图在清帝国西部拓展势力，甚至挑战清廷的统治权威。

质疑者认为，清廷对土尔扈特部的安置方式本身就透露出深意：若真是诚心归附，为何要将其拆分为多个盟旗，分散在新疆与科布多等地？这让人不禁怀疑，清廷是否真的相信他们的归顺诚意。

实际上，这种“分而治之”的策略恰恰反映了清廷的治理智慧。面对一个完整的游牧部族，即便他们打着归顺的旗号，朝廷也必然要采取防范措施。将土尔扈特部分散安置，既是对潜在风险的规避，也是维护边疆稳定的必要之举。

这种处置并非特例，而是清廷处理边疆事务的常规做法。各盟旗保持适当距离的安置模式，在防止势力集中的同时，也为各部保留了发展空间。

从实际效果看，这种安排既确保了清廷的管控，又让土尔扈特人得以延续游牧传统，可谓是一种平衡之举。

图片

清廷的安置政策：优待还是“处分”？

从土尔扈特部抵达后的实际待遇来看，清廷的政策确实值得玩味。原本统一的部落被拆分为新旧两部，新土尔扈特又分为四路，各设盟旗；旧土尔扈特单独设盟；随行的和硕特部也另设一盟。

清廷通过盟旗制度将土尔扈特各部分置异地，使其各自为政。渥巴锡的汗号虽得保留，实际统治权却被架空。同时，策伯克多尔济等首领亦受封王爵，得以与渥巴锡分庭抗礼。

这种安排，显然并非简单的“优待”，而是带有明显的政治控制意图。

清廷对蒙古各部始终保持着警惕，为此使出一招“分旗编盟”，目的很明确：打散部落贵族的权力，不让他们拧成一股绳。

即便是历经千辛万苦东归的土尔扈特部，也没能跳出这个套路。说到底，这就是清朝治理边疆的老办法——任你是谁，来了就得按我的规矩办。

如果土尔扈特真的是“入侵者”失败后才被迫归顺，那么清廷为何不直接采取镇压或流放手段，而是仍给予其首领爵位、牧场和一定自治权？

这反映出清廷在处理边疆事务时的复杂性：既要防范潜在威胁，也要维持“怀柔远人”的政治形象。

渥巴锡的动机：回归还是扩张？

要看清土尔扈特人为何东迁，就得追溯他们的足迹。这个部族原本游牧于天山北路，十七世纪为避准噶尔兵锋，西迁至伏尔加河下游。在沙俄统治下，他们不仅要承担层层加码的兵役、苛重的赋税，还面临着东正教的强制改宗，传统的游牧生活与信仰空间被不断挤压。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沙俄不断削弱渥巴锡的汗权，甚至试图以“直属机构”取代部落自治。在这一背景下，渥巴锡选择东迁，首要目标应是摆脱沙俄控制，寻求生存与政治自主。

那么，他们是否曾有意挑战清朝？

从当时土尔扈特的实力来看，这一假设难以成立。经历了长途迁徙与沙俄追剿，土尔扈特部人口损失惨重，抵达伊犁时已不足出发时的一半，战斗力与物资储备均十分有限。

以如此疲弱之师“东征”一个正处于鼎盛时期的清帝国，无异于以卵击石。更合理的解释是，渥巴锡希望借助清廷的力量，为部众争取一片安身立命之地。

清廷视角下“归顺”和“防范”

对清廷而言，土尔扈特部的归来具有双重属性：这既是一笔可观的政治资本，印证着"万邦来朝"的盛世景象；同时也意味着新的治理挑战：一个完整的蒙古部族若在西北扎根，很可能演变为新的边疆隐患。

因此，乾隆帝在热情接待渥巴锡的同时，也迅速采取了一系列分化措施。这些措施并非针对土尔扈特的“惩罚”，而是清廷一贯的边疆治理逻辑。

早在康熙时期，清廷就对归附的喀尔喀蒙古实行分旗制度；对青海蒙古、西藏等地也采取类似策略。其核心目的，是防止任何一个边疆势力坐大，威胁中央统治。

从这个角度看，清廷对土尔扈特的安置并非出于对“东征”的报复，而是基于帝国安全逻辑的常规操作。

甚至可以说，清廷在明知土尔扈特已无力构成威胁的情况下，仍采取预防性措施，反映出其对边疆控制的深层焦虑。

历史的多义性与话语的建构

土尔扈特东迁的性质，很难用单一的“回归”或“东征”来概括。从情感上说，这是一条“回乡之路”；就现实而言，则是一场与清廷的政治博弈。

清廷打造的“归顺”叙事，既包含着政治宣传的需要，也折射出部分历史实情。

后世对“东征说”的渲染，某种程度上是受到民族主义史观的影响，试图以“征服-失败”的二元框架重构历史。然而，历史事件的动机往往混杂着求生、利益、情感与偶然因素。

将土尔扈特东迁简单归结为“非归即征”，反而遮蔽了其背后的复杂性。

土尔扈特部的历史，是一部在强权夹缝中求生存的史诗。无论是沙俄的压迫，还是清廷的“怀柔+分治”，都反映出弱小民族在帝国秩序中的艰难处境。渥巴锡的抉择，既不是纯粹英雄主义的回归，也不是野心勃勃的东征，而是在绝境中为族群争取延续机会的现实主义行动。

而清廷的安置虽尽人意，却让土尔扈特人获得了休养生息的地方。此后两百余年间，他们逐渐融入当地社会，最终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这或许才是这段历史最重要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