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饭店建到14层时，汪东兴惊出一身冷汗，立即上报：不能再建了

1973年4月8日凌晨四点，北京城还笼在薄雾里，汪东兴沿着中南海东墙做惯常巡查。街灯昏黄，他抬头看见王府井方向一排探照灯照在半截钢筋混凝土上，十四层高的框架像一柄利剑直指天空。那一刻，他心里猛地一紧——这柄“利剑”正对着领袖办公与休息区。

北京饭店本是老北京的地标。1900年初，它还是红砖平房；1917年的七层法式洋楼，一度被外国记者夸成“东方香榭丽舍”。1949年国宴在此举杯，新中国的外交从这里翻开第一页，几乎所有重量级外宾都要先在这里落脚。可到了七十年代初，客房已排不下愈来愈多的代表团。外交部、国家建委、北京市三方商量后，干脆给这座古老饭店装上一副“现代骨架”，方案是地下三层、地上二十层。

方案反复权衡，光图纸就换了九稿。建筑师设想在长安街与东单北大街交叉口竖起一座百米高的大体量建筑，外立面采用浅黄马赛克，配上竖向白色线条，既显气派又与老楼相呼应。施工启动后，七百多名工人两班倒，“三上一检”节奏紧凑，一个月爬升两层，很快攀到十四层。

汪东兴操持警卫工作已二十六年，习惯把“视距”当成生命线。他那天踩着海棠落花走到府墙根，一仰头就看见十四层施工平台上有人影晃动，钢丝吊篮吊着木模板来回摆动，灯光把工人的身形投到灰蒙天幕。视轴直直穿过树梢、屋脊、围墙，最后落在中南海紫光阁附近。一个念头闪过：那边能看到我，我这边自然也会暴露在对方视野里。

心里发凉，他当即赶去工地。电梯井尚未安装，汪东兴踩着施工楼梯一步步往上走。风从没有封闭的窗洞灌进来，卷着灰。新浇的混凝土湿漉漉地反光，他在十四层最东端停下，掏出望远镜往西看——中南海湖心岛、瀛台小桥、甚至西华门内的警卫亭都清清楚楚。若有人架起长焦镜头，毛主席夜读点灯的窗户一览无遗。汪东兴眉头扭成死结，几乎没做犹豫，直接回头对随行警卫低声吩咐：“马上联系总理办公室。”

电话接通后，他只说了一句：“对面楼层突破安全红线，必须停！”周恩来在另一端沉默了几秒，只回了两个字：“立刻。”短短的对话，日后成为不少警卫口中的惊险瞬间。

周恩来很快召集建委、北京市、驻军、设计院负责人到西花厅碰头。会议没开多久，争论声就冒出来。设计师说结构荷载、预制板都按二十层定好，哪能说停就停；市里担心成本白白打水漂；警卫局坚决主张封顶。气氛僵硬时，周恩来端起茶盏，缓声道：“工程是大事，安全也是大事，二者必须两全。”之后提出折中思路：十四层以上不对外运营，外窗改为实体墙，并由警卫部门监控关键楼层通道。现场人员面面相觑，又不好反驳。

可问题并未彻底消失。十四层总得留出逃生口、设备井，这些都是潜在“瞭望孔”。次日，清华设计院一位青年建筑师带来新想法：干脆在西华门外另起一座“屏风楼”，高度与北京饭店持平，位置卡在两点视线上，形成人工遮挡。此举既不拆墙，也不浪费投入，还能给北京城再添一栋实用建筑。周恩来连连点头，拍板执行。

“屏风楼”选址、地勘、奠基一路加速。为了让外宾看不出端倪，外立面造型与沿街建筑统一，没有半点“防护墙”意味。冬天打桩、深夜浇筑，施工单位自嘲这叫“戴着口罩唱歌”。1974年夏末，屏风楼拔地而起，与饭店主楼、老楼形成三角围合，远远望去像扇子一样半掩着中南海。

与此同时，北京饭店扩建也按原设计收尾。外墙贴砖、室内精装修、管线调试一项不落。一千间客房全部装上进口电话机，三个宴会大厅用法国水晶吊灯，中央空调机房落在地下二层，当时北京城不少大院还在用吊扇，这里已经能恒温恒湿。9月，北京饭店全面开业，消息传到国外，有媒体说“东方出现新酒店巨人”。

世人只看到光鲜外表，很少有人知道其中微妙的安全博弈。两年后，尼克松的特使基辛格再访中国，仍然住在这里。他随口问中方陪同：“听说你们这楼当初差点停建，为什么？”陪同笑而不答，只说一句：“北京的风水，讲究遮风挡煞。”

此事就此淡去，留下一座屏风楼默默守护着最核心的中枢区域。从此，站在北京饭店再也看不到中南海的半点影子；而在中南海的深夜灯光下，也无人窥视。建筑师满足了城市向上的渴望，警卫部门守住了国家安全底线，一项看似平常的工程，最终凝成了一次无声却关键的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