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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很鸡汤的题目,却是我能找到的最准确的一句话。
昨晚和李井奎教授交流,谈起他用10年时间翻译11卷凯恩斯文集的经历,他讲了两个细节:
开始的时候,每天早上翻译半小时,1页。早上翻译,写到纸上,晚上录入电脑的时候再修改打磨一遍文字。
这相当于每天都和凯恩斯交谈,外界的事慢慢也就不在意了,他说,那是一天中最快乐的时光。
翻译“通论”的时候,把现有的好几个译本都拿来比较,每天发朋友圈,对包括自己在内的各个译本进行评比——这相当于和好几个译者一起,坐在凯恩斯面前开会。慢慢他淘汰了其中三个译本,只与剩下的一两个“较量”。
这种状态让人神往。
实际上,对他来说,那是一段低沉的岁月,生活中遇到诸多困扰。但是幸好他找到了这个“大事情”,“躲进了凯恩斯的世界”。
我们回忆起,他最初要翻译凯恩斯,还是他十几年前来成都玩的时候,我们一起乘坐公交车。在车上他第一次说起自己的宏伟计划。两年后我去杭州,在钱塘江边散步,他已经开始了这项了不起的工作。
翻译11卷凯恩斯文集,这是没有人愿意干的苦差事。没有经费,翻译出来出版也不太顺利,更谈不上“劳动收入”,开始的几卷在人大出版社,后来转移到复旦出版社,等全部出版,中信出版社推出了套装。
他花了10年时间完成这件工作,对一个学者来说,这是了不起的成绩——这不像是一个人能干的事,通常应该有一个“项目”,一个团队。但是他只有一个人。
做这件事,首先是自己喜欢,然后是某种使命感,“等死后能留下点什么”。
但是,在这之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作为一个“乡下孩子”的执拗。早年形成的观念,几乎伴随他整个求学和研究生涯:不从众,做独特的自己;认准一条道路,会坚持很多年。
在当下的时代。谁会以10年的时间,来计划自己的人生呢?我祝贺他完成了终身大事,他却说,这只是开始,等翻译完凯恩斯,读了那个时代相关的著作,自己也站在一个新的学术基础上了,接下来会有新的计划,“下一本书,花5年……”
不得不承认,尽管已经过去30年,他还是我高中时认识的那个同学。那时我们经常一起去书店,讨论问题,他总是神采飞扬,而我则是最佳听众。
我确信,我们那时找到了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我们生命的内核,就叫它“内在动力”也未尝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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