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胡铁瓜
如果接触并了解过欧洲人,尤其是西欧那边的人就会知道,他们为什么会对俄罗斯的敌意那么大!因为这种敌意是深深根植在一种歧视之上的,当然现在这种歧视更多的是转变成了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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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的时候,西欧的日耳曼贵族和威尼斯商人,把战争中俘虏的斯拉夫人当成商品贩卖,从东欧草原卖到伊比利亚半岛,再到北非的穆斯林世界,当时的奴隶市场上,“斯拉夫人”几乎成了“奴隶”的代名词。久而久之,拉丁语里指代斯拉夫人的“Sclavus”,在英语里就慢慢变形为“slave”,硬生生把一个族群的名称和屈辱的身份划上了等号。更让人唏嘘的是,在阿拉伯语里,“斯拉夫人”(Saqaliba)甚至一度成了宦官的同义词,因为很多被贩卖的斯拉夫男性会被阉割,而捷克的布拉格,在当时竟然成了这种残忍交易的中心。
但对俄罗斯人来说,“斯拉夫”(俄语写作Славяне)从来就和“奴隶”没半毛钱关系。这个词在斯拉夫语族里的本源,最被广泛认可的说法是来自“слово”(词),意思是“能和我们说同一种语言的人”,也就是“同胞”“同类”的意思,后来又慢慢引申出“光荣”“正直”的褒义。还有一种说法是源于古代印欧语的“slauos”,本意就是“人民”。不管哪种解释,核心都围绕着“认同”与“尊严”,和“奴隶”这种带有歧视性的标签八竿子打不着。就像咱们中国人不会因为某个外语里的谐音就否定自己的族名,俄罗斯人也绝不会让外族的偏见,定义自己的身份根基。
更重要的是,“斯拉夫”这个名字早已不是一个单纯的族群符号,而是渗透在俄罗斯人生活方方面面的文化基因,这种渗透不是教科书里的生硬说教,而是藏在一个个鲜活的节日和日常里。每年5月24日,俄罗斯都会举国庆祝“斯拉夫文字和文化日”,这个节日既是法定节假日,又带着东正教的宗教属性,是俄罗斯唯一兼具这两种属性的节日。在莫斯科,这一天会举办300多项活动,红场上的开幕式音乐会会被国家电视台全程直播,总理和东正教大牧首会一起担任活动组委会主席,普京总统还特意强调,基里尔和梅福季兄弟创制的斯拉夫文字,是斯拉夫各民族和整个世界文明的无价之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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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个庄重的文化节日,夏天的伊万·库帕拉节更是把斯拉夫传统刻进了普通人的生活里。这个起源于异教的古老节日,如今依然热闹非凡,年轻人会编织花草花冠,点燃篝火后牵手跳过,相信跳得越高来年越顺利,少女们会把点着蜡烛的花冠放进河里,期盼能遇到意中人,还有人会清晨去河里沐浴,认为这天的水能净化灵魂、祛除疾病。对俄罗斯人来说,这些节日不是用来应付的形式,而是从小参与的成长记忆,是“斯拉夫”这个身份最生动的体现——它不是印在纸上的文字,而是篝火边的歌声,是河面上的烛光,是代代相传的生活仪式。
这种对身份的坚守,背后是俄罗斯人千百年的历史积淀,更是在对抗西方偏见中形成的文化自觉。早在19世纪,德国就有学者抛出“斯拉夫文献不应被阅读”(Slavica non leguntur)的谬论,这种歧视后来甚至成了希特勒“生存空间”政策的思想铺垫,纳粹德国在二战中对斯拉夫人的屠杀,本质上就是这种偏见的极端爆发。但恰恰是这种长期的偏见,让俄罗斯人更坚定地守护自己的身份。19世纪30年代兴起的斯拉夫派,面对西化派对俄国历史的贬低,挺身而出强调斯拉夫文明的独特性——东正教的信仰、村社的集体传统、与西欧日耳曼文明截然不同的发展路径,这些都让“斯拉夫”成为对抗西方中心主义的精神旗帜。
到了现代,这种坚守依然没有动摇。西方有论坛还在讨论“英语里的slave应该被废除,因为它冒犯了斯拉夫人”,但俄罗斯人并没有纠结于这种表面的文字争议,而是用实际行动彰显文化自信。他们会在红场上为斯拉夫文字庆祝,会在夏夜里围着篝火跳传统舞蹈,会让孩子从小学习用西里尔字母书写,这些行为都在传递一个信号,我们的身份由我们自己定义,外人的误解或歧视,根本无法撼动我们的文化根基。有时候我们不得不佩服老毛子这种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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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放眼世界,这种“一词两义、褒贬由人”的现象并不少见,在大多数德国人眼里,“普鲁士”是统一与荣耀的象征,二战后的东德甚至自豪地自称“红色普鲁士”,领导人昂纳克还特意整修了腓特烈大王的墓地。但在德国最南部的巴伐利亚,“普鲁士”却是货真价实的骂人话,当地流行的“Saupreiss”(普鲁士猪)一说,其实这是对俾斯麦“铁血政策”的深深不满——当年巴伐利亚本是独立王国,却在俾斯麦的强权压迫下被迫加入德意志联邦,对他们来说,普鲁士不是统一的功臣,而是剥夺家园主权的“侵略者”。也正因为如此,巴伐利亚人不崇拜被全德奉为英雄的俾斯麦,反而把始终坚守巴伐利亚主权的路德维希二世当成心中的骄傲。同一个词,在不同群体眼里为啥天差地别?核心就是历史记忆的不同——你眼里的光辉遗产,可能是别人不愿触碰的伤痛,你推崇的民族英雄,可能是别人心中的强权代表。
中国的“鞑靼”一词,更是上演了一场跨越民族的词义演变大戏。元明时期的蒙古人,为啥乐意自称鞑靼?因为这个词源于宋金时期漠北的强大部落,在蒙古语里是“强大有力”的意思,是草原帝国辉煌的见证。就连金帐汗国的后代,也有一部分沿用这个称呼,最终形成了俄罗斯境内的塔塔尔族。可这个词传到汉人这里,因为历史上游牧民族与中原王朝的冲突,慢慢变成了带有歧视的“鞑子”,暗含“粗鲁莽撞”的意思,明代文献《万历野获编》中已将“鞑靼”与“粗鲁”联系起来,后来还衍生出了“穷人”“平民”的含义。更有意思的是,这种解读最终影响到了东北的满蒙人,他们渐渐接受了“鞑子”的新意思,甚至把平民爱吃的平价烤羊腿叫做“鞑子烤羊腿”,原本象征“强大”的词汇,最后成了“平民美食”的代名词,不得不说这是语言演变里的一段趣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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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案例都指向一个简单的道理,一个族群的名称,从来不是一个孤立的词汇,而是承载着历史、文化、情感的“活化石”。它的真正含义,不在于外族怎么解读,而在于本民族怎么认同、怎么传承。俄罗斯人不换“斯拉夫”这个称号,不是“能接受侮辱”,而是根本不认可这种侮辱性的解读——在他们眼里,“斯拉夫”是基辅罗斯的千年传承,是西里尔字母的文化根基,是节日里的篝火与歌声,是对抗偏见时的坚定与自豪,这些厚重的内涵,怎么可能被一个外语里的词义关联所否定?
有人可能会问,既然容易引发误解,换个名字不是更省事吗?可是俄罗斯人的选择是——不予理会。从接受东正教开始,俄罗斯就发展出了一种独特的文化自信。988年,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选择接受东正教,这一决定不仅改变了俄罗斯的宗教版图,也塑造了其文化独立性。面对天主教西方和伊斯兰东方的双重压力,俄罗斯形成了自己的文化认同。
伊凡雷帝与库尔布斯基公爵的通信中鲜明体现了这种态度。面对公爵的批评,沙皇写道:“我们不需要西方的认可,我们的土地自有其神圣使命。”这种文化自信使俄罗斯人能够对外界的误解和贬低保持漠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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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卡捷琳娜二世时代,尽管宫廷中盛行法语,贵族们以模仿法国风尚为荣,但女皇本人却在信中写道:“我们可以欣赏欧洲,但我们永远是我们自己。”这种矛盾态度——既向往西方又坚持自我——贯穿了整个俄罗斯历史。
当然,撇开这些历史原因,也有纯是出于恨意和歧视而产生的侮辱性称号,比如说小日子用China的谐音支那称呼我们,这里面包含了浓浓的恶意,直到现在还被很多日本人使用,所以对待这种情况,我觉得我们就不需要用什么民族自信起感化它们了,最好的就是采取一种一劳永逸的方法彻底让它们闭嘴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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