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抢渡金沙江后，重要领导人中途“退出”长征，他为何这么做

有这么一个人，和红军一起过草地、走雪山，抢渡金沙江时他就在渡江司令部里紧张指挥，可就在大家以为他也要走完全程的时候，却突然人间蒸发。他是谁？就是陈云。为何在关键时刻“退出”长征，他到底奔哪儿去了？

其实早在上海，我们就该知道他不是普通人。1931年，白色恐怖袭来，上海地下党头绪一片乱：叛徒掌握核心机密，随时能把周恩来、瞿秋白等人的安全交代给国民党。中央发话，谁顶得住这事？陈云当即挑了头。

他连夜和李克农、陈赓等人在弄堂里开会，分三路销毁文件，护送领导撤退。他亲自准备照片，花四倍价钱连夜印刷，一百多张叛徒像送到各地。几天内，上海地下组织几乎重建；敌人来搜查，一条线都找不着。可好戏才开始：打入敌内的情报网被打乱，李克农、钱壮飞被迫转移，秘密工作一度停摆。6月上旬，周恩来召回政治局会议，决定重建中央特科，陈云一跃当上特科总负责人。

他先改掉旧有模式。过去同志们见面都大大咧咧，消息一传十、十传百，风险极大。他规定：单线联系，只接头人知道下家任务。要做掩护，非真身份不走；要搞补给，非做买卖不行。于是他拿出几千元，在上海开了十多家小铺子——木器店、布庄、药行……这些店既是仓库，又是接头处，铺子门口埋了暗号，一声“二十两货到”，就把机关文件搬进家具堆里；听到“清仓大甩卖”，就是要转移组织架构。他把地下工作细致到每条巷道，连铺子收银机背后都装了密室。

可谁也没想到，大革命失败后的上海：不仅有军警四处搜捕，还有无数国民党特务潜伏。他心里清楚，红军主力一旦南下，上海就更危险。1934年10月，红五军团要北上，陈云带着第13师过都河、抢渡金沙江。金沙江面宽水急，摆渡船还稀少，出了雨天更得停半天。部队到江边，脚下泥泞，吹过一阵冷风，战士们直打颤。

陈云负责组织渡河，他一声令下：“先不要上船，等号声响起，按照船只号码排队上，不得抢占，也不得多坐人。”船夫一天只能往返三四趟，人数不多。陈云招呼开了工资日结：吃六顿，荤菜不算钱。船夫聚得越来越多，从18个涨到27个，渡河效率陡升。马匹运输也有绝招：马鞍扔掉，拴上缰绳就跟在船尾游，岸上骑兵一声鞭令，马尾和船尾一前一后，完全不耽误安全。九天九夜，三万多人、一千多匹马，未伤一人一马，终在金沙江边扬起胜利的笑声。

不过，就在红军一边渡江，一边使用船只毁掉证据，把船夫慰劳一番，给每人三十元和一批烟草时，陈云心里的算盘却打得更精：长征继续往北走，上海地下组织更需要人。他想到湘江一役，电台坏了，与共产国际断了联系；上海白区党组织又遭受重创，必须有人马上回去重建联系。中央商量了半天，还是指名道姓：陈云！

于是，抢渡结束后，他没有和大家一起往贵州进发，也没在遵义会议列席，却在夜幕里脱下军装，换上平民装，背着热水瓶里藏的几万块巨额钞票，偷偷跟刘伯承交接两封亲笔信：“去上海恢复组织，别出差错。”

离开队伍那天，他扭头看了看战友们的营帐，心里拔凉拔凉。刘伯承拉住他手，低声嘱咐：“一定要平安。”陈云点头，没说再见。

第一关是出四川。敌军盘踞大半个四川，官兵特务密布。党组织派了四川省委的席懋昭当押送人。两人从荥经县的一条羊肠小路出发。走不到十里，忽听背后窸窸窣窣，二人一停脚，看见一位满身泥泞的“地主”大喘气跑来。席懋昭轻咳两声，让地主躲在身后，跟他假聊几句，又故意透露两人也是要去荥经县。地主一听，赶紧凑上来：“同路不如结伴。”陈云看眼色对了：是组织安排的活棋。就这样，三个人一路同行，地主帮忙探路，带路通行无阻。翌日到达荥经，陈云巧妙地与地主分手，继续换上江浙商人打扮，向成都进发。

到了成都，胡公著接应，见了信后脸色一阵激动：“成都风声紧，别留太久。”陈云留宿一晚，第二天又匆匆赶到重庆。重庆更危险，街头到处是盘查岗哨。为了保险，他跟席懋昭在旅店分开住，把亲笔信藏好，自己辗转几天，才见到刘伯承的弟弟。刘家母亲给他们煮了热汤，招待得热热闹闹，陈云黑眼圈深了，却能吃下一碗又一碗热面。

也就在重庆待了十多天，他收拾行囊，要直奔上海。席懋昭握着他的手说：“我留在这里给你牵后路吧，你上路注意安全，不见不散。”陈云感激地点头。轮船从重庆出发，要到武汉的时候，一位自称国民党高官的旅客一直缠着他吹牛，说要在武汉上岸一起游览。陈云暗自吃不消，买了瓶白酒，自酌自饮，一身酒气，故意表现得神志不清。高官见酒味刺鼻，一个人下船去了。陈云这才长舒一口气。

经过几天颠簸，他终于在1935年7月上旬抵达上海，化名“李介生”住进一家私营旅馆。上海已是白色恐怖大范围笼罩，国民党特务时刻盯人。他先去找章乃器，通过他联系章秋阳，两人当年一起干过地下工作，是为数不多幸存的同志。刚接头，立刻有党员认出他。形势危急，章秋阳转移他到暗门深巷。陈云在新住处带着组织会计细细盘点财产、联络网络，一边筹备赴苏报告的准备工作。

当时与共产国际失联，中央决定必须派代表亲赴莫斯科，向斯大林、莫洛托夫汇报红军战略大转移和遵义会议成果。这是谁来？陈云毫无悬念地被选中了。可从上海登船到苏联货轮，国民党特务明察秋毫，得靠宋庆龄出手。宋庆龄以外国护照为掩护，把陈云她安排上了一艘苏联货船。船靠吴淞口时，他在底舱里憋了整整一天，舱里霉味刺鼻又寸步难行，直到船过口时，才摸黑爬出来。

9月初，他在莫斯科里见到了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共产国际连续几天开会，他在《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上，字字珠玑，将红军从湘江血战到岷江渡柏，再到金沙江奇迹渡河的全过程，详细呈现。以他的第一人称视角写就的《随军西行见闻录》，把长征万里艰辛、战士坚定信念都写得像在眼前。巴黎的《全民月刊》在1936年3月发表了这份报告；同年7月，这本小册子在莫斯科出版，成了世界首次了解长征的硬通货。

回望这一路，陈云并没有走完二万五千里，可他完成了或许更重要的任务：恢复了和共产国际的联系，为中国共产党争取了苏联的大力支持，也让世界第一次听到红军的声音。

他中途“退出”长征，究竟是逃避，还是担当？答案显而易见：当部队最需要他的时刻，他选择了更艰巨的使命。保全了上海地下组织，又在国际舞台上发声，为长征胜利托起了雄厚的后盾。

有时候，离队并不是失踪，而是为了更重要的前行。陈云的那一条小路，看似绕远，实则直达胜利。

信息来源：中央党史研究室网站 ；参考资料：《随军西行见闻录》 ；参考资料：毛泽东选集·长征研究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