趣聊两汉:古代统治者为什么要重农抑商

汉代统治者推行重农政策的第一道动因，是将粮食牢牢抓在手中。

在农耕文明时代，粮食不仅是果腹之物，更是维系统治的 “战略武器”。

秦末的教训刻骨铭心：陈胜、吴广揭竿而起的直接原因。

便是戍边途中 “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但深层根源在于连年战乱导致的粮食匮乏，百姓早已无以为生。

刘邦称帝后，儒生陆贾在《新语》中直言：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点醒了统治者：没有足够的粮食储备，再严苛的律法也无法遏制民变。

晁错在《论贵粟疏》中更精准地指出了粮食与统治的关系，他还警告汉文帝。

若不重视农业导致粮食短缺，“民贫则奸邪生，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

“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

这番话戳中了统治者的最大担忧：农民若因缺粮流离失所，便会从温顺的 “编户齐民” 变成难以管控的 “亡命之徒”。

而大规模流民正是王朝崩塌的前兆。

为了让农民安心种地、保证粮食生产，汉代统治者推出了一系列实打实的政策。

而这些政策的本质，都是通过保障农民的基本生存条件，将他们 “绑定” 在土地上，从而确保国家有稳定的粮食产出。

粮食不仅能稳定民心，更是国家财政的 “根本财源”，这是统治者重农的第二重考量。

汉代的税收体系以农业税为绝对核心，形成了 “田租 + 人头税” 的双重结构。

田租直接取自土地产出，虽然 “三十税一” 的税率看似不高，但基于全国数千万亩耕地的总量，仍是一笔庞大的收入。

人头税则包括 “算赋” 与 “口赋”，15 至 56 岁的成年人每年缴 120 钱，3 至 14 岁儿童每年缴 23 钱。

而这些税款的主要承担者，正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

相比之下，商人带来的税收不仅微薄，还极难征管。

商人 “日游都市”，流动性强，不像农民那样被土地固定，官府难以准确统计其财产与营业额。

更有甚者，商人常常通过 “匿财”“漏税” 等手段逃避赋税。

如《史记・平准书》记载，汉初商人 “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利在兼并也”。

他们一边赚取暴利，一边逃避国家税收，导致 “上则富国，下则富家” 的财富分配失衡。

这种 “农穷商富” 的局面，直接威胁到国家的财政基础：

若农民因贫困破产流亡，国家的税基就会崩塌，而商人却无法填补这个缺口。

汉武帝时期的 “算缗告缗” 政策，更暴露了统治者对商人 “避税” 的警惕。

所谓 “算缗”，就是对商人的现金与货物征税，“率缗钱二千而一算”，手工业者 “率缗钱四千而一算”。

而 “告缗” 则鼓励百姓举报隐匿财产的商人，查实后举报者可获没收财产的一半。

这一政策虽然严苛，却精准击中了商人的要害，短期内为朝廷充实了国库，支撑了对匈奴的战争。

军事防御的现实需求，让重农抑商成为汉代统治者的 “必选项”，这是第三重关键动因。

汉代自建立起，就长期面临北方匈奴的军事威胁，文帝、景帝时期匈奴多次南下劫掠，甚至逼近长安。

到汉武帝时期虽转向主动进攻，但对军粮、兵员的需求达到顶峰。

而农业，恰恰是支撑军事机器的两大支柱 —— 粮食与兵源的唯一来源。

《汉书・食货志》记载，五口之家的农夫 “其服役者不下二人”，正是这种 “兵农合一” 的模式，为汉代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兵源。

若农民放弃土地去经商，成为 “游食之民”，官府就无法通过户籍制度征调兵员，边防就会形同虚设。

更让统治者警惕的是，商人与地方势力结合可能形成的 “叛乱隐患”。

吴王刘濞的例子便是惨痛教训：他利用封国的铜矿资源 “铸钱煮盐”，垄断了当地的工商业，积累了巨额财富。

随后 “招天下亡命者”，组建起强大的军事力量，最终发动 “七国之乱”，差点推翻汉景帝的统治。

这件事让统治者深刻认识到，工商业特别是盐、铁等关键行业若被私人掌控，极易滋生割据势力，威胁中央集权。

因此，汉武帝时期推行 “盐铁官营”，将最赚钱的行业收归国有，表面是 “抑商”，实则是 “削藩” 的延续 。

通过控制经济命脉，防止地方势力东山再起。

维护社会稳定与等级秩序，是汉代统治者重农抑商的第四重深层逻辑。

在统治者眼中，理想的社会结构应是 “士农工商” 等级分明，农民安于种地，商人安分守己，而重农抑商政策，正是维系这种秩序的 “调节器”。

因此，汉代统治者通过法律贬低商人的社会地位，来维系等级秩序。

当然，重农抑商政策也存在局限性，如抑制了商业活力、阻碍了技术进步等。

但站在汉代统治者的立场上，这却无疑是当时 “成本最低、效果最稳” 的治国选择。

它精准地抓住了农耕文明时代国家治理的核心矛盾，用一套环环相扣的政策，将 “民” 与 “地”“粮” 绑定，构建起稳定的统治秩序。

从这个角度看，汉代的重农抑商，本质上就是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而采取的强制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