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他妥善处理一起突发事件，调中央工作，出任大军区级正职

“1967年2月3日清晨，司令员，两派都递交紧急报告，要咱们马上表态！”值班参谋的声音在西宁寒气中显得格外急促。电话那头沉默片刻，只听答复：“不急，先稳住他们，一小时后开会研究。”一句“先稳住”拉开了青海那场棘手风波的序幕。

彼时大运动进入深水区，青海省内群众组织裂变成两大派，口号此起彼伏，行政体系几近瘫痪。上级决定实行“三支两军”，军队不得不涉入地方。多年政治工作出身的刘贤权临危受命，他的第一任务并非“站队”，而是确保枪口始终指向天。

西宁街头气温零下十几度，两派却热得像沸水。八一八组织自认“最革命”，另一派则声称“更革命”。谁都想得到部队的撑腰。刘贤权采取的是“拖字诀”，让参谋一条条询问物资、生产、救护等刚性需求，借此把对方“请”到谈判桌，而不是放任对方在广场比嗓门。

拖延在外界看来像犹豫，实则给各级首长留出了决策时间。3月初，军区党委根据省内态势决定支持八一八。消息一出，另一派情绪爆裂，包围了省军区大门，凌晨时分甚至切断了电话线。面对几千人呼号，警卫主动请示是否可以鸣枪示警，刘贤权只说一句：“不开枪，谁开枪谁负责。”

局势并未就此平息。4月，两派冲突升级为流血事件，死伤数字跳动在电报纸面，中央派出工作组。令人意外的是，八一八反而将刘贤权扣作“人质”，理由是“支持得不够坚定”。副司令为另派站台，西宁成了火药桶。省军区指挥失去中心，铁路、公路相继中断。

北京再次发出加急电报，要求省军区主要负责人到京述职。会场气氛凝重，却没有批评，毛主席的一句话成为转折：“青海矛盾要青海同志去解。”明面上的指令是“回去工作”，潜台词是：谁点燃的，谁负责灭火。

回到西宁后，他先做的不是开大会，而是绕开喧嚣的广场，直奔青海化工厂。因为冲突而停工的生产线意味着几千名工人失业，也意味着群众组织失去生活来源。恢复生产，比哪派“更左”更能降温。随后，他让两派分别派出五名代表进驻工厂保卫科，约法三章：不带武器，不干预技术流程，不得冲击仓库。

有意思的是，双方代表在车间第一次“并肩”站班，半天后就因为同一道焊缝质量问题吵起来，话题却离开了政治。吵归吵，却没人再提动手。事实证明，把矛盾从“路线”拉回吃饭穿衣，有时比政治口号更有效。此后类似办法被复制到牧草站、盐湖工地、民航机场，青海的武斗曲线肉眼可见地下降。

到1968年春，工农业总产值回升到1966年八成以上。军委内对青海“先稳再进”的做法给予肯定。同年9月，中央召开部分“三支两军”骨干会议。散会前，林副主席突然点名：“刘贤权同志暂留北京，有工作安排。”一句话，把这位西北老司令推到更高的平台。

他被编入军委办事组政工小组，职位与李德生等人并列。办事组取代总政、总参的一部分职能，军内外目光都聚向这里。遗憾的是，杨成武问题引发的组织调整让政工小组成了“短命机构”。短短几个月，成员名单几度易位。没有明确岗位的刘贤权主动提出：若无任务，愿回青海。

上面并未同意，只是递给他一份命令：铁道兵需要政委兼司令员。铁道兵建制早已晋升大军区级，技术骨干多、工程任务重，能把一位西北司令调到这支“特殊工兵”，足见中央的信任。

上任后首件大事便是北京地铁一期抢工。为了赶在国庆前贯通，他报请军委从野战部队调四个营进京。文件盖章齐全，但施工属绝密，部队番号、调动路线都未公开。正因为“只做不说”，几年后这四个营成了“四人帮”攻击他的口实——“私调兵力，另有所图”。

审查持续半年，真相最终靠档案袋里那份审批表说话。对他本人来说，风波不算太大，却让铁道兵上下见识到文斗转实斗的厉害。还是那句话：纸条上的红印章，有时比几十页检讨书更管用。

1973年春，他获准前往济南军区任副司令员，离开了伴随八年的铁道兵。胶东、鲁中部队训练任务繁重，他又把精力投向野战炮兵协同和海防建设。两年后，大病初愈的他提出休养，被安排为军区顾问，至此告别第一线。

细算这位老兵的履历，从东北野战军到青海，再到北京、铁道兵、济南军区，跨度横贯大半个中国。外界议论他“政工出身却管作战”“铁道司令却懂财会”，实际上，一切出发点都只为一句“把事办好”，而关键节点恰是1967年那次“先稳住”的电话。

40多年过去，青海省档案馆仍保存着当年两派代表与省军区签署的《联合维护工厂生产协议书》原件。文件上八个签名歪歪斜斜，却成为当地停止武斗的标志物。读到这里，不得不说，妥善处理一场突发事件，改变的可能不只是个人命运，更关乎一方局势的沉与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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