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480年,释迦牟尼灭度后,弟子信众们按照当时的葬俗仪轨,将他火葬,火葬之后的遗骨就是佛骨舍利。在佛像没有产生之前,佛陀火化后的遗骨或安置佛身舍利的塔就成为信徒崇拜礼敬的对象,这就是“舍利崇拜”的来源。
舍利崇拜是偶像崇拜之前的一个重要阶段,佛陀偶像的出现处于佛教美术发展的最后一个序列位置,是在1—3世纪才出现的。在此之前的佛教美术作品中,要表现佛陀的地方,都用佛足印、法轮、菩提树、墓塔或空出来的宝座来象征。佛是不能被表现、描绘的,这是早期印度派佛教艺术家遵守的一个不可动摇的“创作金律”。因而,目前考古学和艺术史研究所公认的发展序列是,最早在公元1世纪的犍陀罗或秣菟罗才出现佛的造像。正是因为佛的不可表现,所以对佛骨舍利的塔供养,是早期佛教徒崇拜礼敬佛陀的最主要形式,印度山奇大塔就是这种塔供养的圣迹。在犍陀罗石刻佛教艺术品中,对佛骨舍利的塔供养表现得非常生动细致。绕塔礼拜佛陀成为一种风习,至今,在新疆和中原石窟寺中存在的那些具有中心柱的洞窟的形制,及藏传佛教的信徒绕塔转经和转山都可见到这种崇拜方式的影响。
一、传说中的“八王分舍利”
“舍利”一词来自梵文,原来是译作“舍利罗”,后来就简称为舍利,大概但凡火化后的遗骨都可以称作舍利。佛教徒对舍利的崇拜源于对释迦牟尼遗骨的崇拜,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佛教徒规模在无限扩大、佛教传播的地域也在扩张,不可能有那么多的佛骨舍利供信徒们供养,于是,可以供养的舍利的概念就渐渐扩大了。舍利可以分为佛骨舍利和法舍利两种,佛骨舍利当然主要指的是释迦牟尼的遗骨,但是也包括诸佛的舍利,包括佛顶骨、指骨、佛牙、指爪、头发;法舍利就是指佛经(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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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彩绘舍利盒,6—7世纪,库车苏巴什佛寺遗址出土
佛骨舍利的向外传播,最早的就是佛经中所说的“八王分舍利”。
按佛经的记载,释迦牟尼涅槃后,弟子们依据转轮圣王的葬礼,用金棺收敛释迦牟尼的圣体。据传,当时大迦叶远游在外,闻讯赶回,悲痛不已。这时佛陀从金棺中伸出足来,大迦叶顿然意会,以首顶礼佛足。誓愿担负弘扬圣教的大任,佛足随即收回金棺,并自引三昧真火荼毗(荼毗,意为焚烧、烧身)。这个细节在犍陀罗石刻佛传图中都有生动细致的表现。
佛陀当时灭度于拘尸那国,佛陀荼毗后留下的舍利,为拘尸那城的末罗族王所得,不愿分与其他国王。诸国的国王得知后,商议决定以兵力强行分取,战事一触即发。经过香姓婆罗门的调解,当时参与争夺的八国:摩揭陀的阿阇世王、毗舍离的离车族、迦毗罗卫的释迦族、遮罗颇的跋利族、罗摩伽的拘利族、毗留提的婆罗门众、波婆的末罗族与拘尸那城的城主都推举香姓婆罗门为代表,为大家分取舍利。香姓婆罗门用金杯量取,将舍利分为八件,八国各取一份,建塔供养。
据佛教文献记载,这八处建塔的地方分别是:迦毗罗卫城蓝毗尼(佛生处),摩揭陀国尼连禅河畔菩提树下(成道处),迦尸国波罗奈城鹿野苑(初转法轮处),舍卫城祇园精舍(现大神通处),桑迦尸国曲女城(从忉利天下降处),王舍城(化度分别声闻处),毗舍离城(思念寿量处),拘尸那城婆罗林双树间(入涅槃处)。
此后,还有阿育王造八万四千塔,遍分舍利的传说。当然这些都是传说,但是在佛教越过葱岭传播的岁月里,佛骨舍利也传到了西域甚至中原。
当然,中原地区有很多佛骨舍利都是代替品,有水晶的、珊瑚的,有的就是珍珠,但是在信徒们看来,即使是代替品,其庄严也是无与伦比的。各种舍利的来源,当然与天竺、西域僧人有着密切的关系,尤其是早期文献记载中的舍利,主要是胡族僧人奉请来的(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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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覆钵型舍利盒,犍陀罗,1世纪,石质舍利盒内,有大小4个金、银舍利容器,内装金、银、玛瑙、矿石做的供养物,还有一片展开的金箔,上刻佉卢文供养文
二、康僧会与“感应舍利”
虽然东汉熹平年间(172—178)南方地区就有了胡族僧人的造像,而汉晋之际在钱树上就有了形象非常逼真的佛像做装饰,但是佛舍利作为一种信仰实物的出现,却要晚得多。文献中最早的关于请佛舍利来崇拜的实例就是三国时期的康居僧人康僧会在建业请得“感应舍利”的记载。
康僧会祖籍康居,世居天竺,其父因商贾移居交趾。10余岁父母双亡,即出家。三国吴赤乌十年(247)至建业,在他来之前,吴地官民其实早就接触过佛教,当时来自大月氏的居士支谦在孙权的支持下于建业翻译佛经,很有社会影响力。但是当时的东吴之地,却从没见过来自异域的出家僧人,也没有专门用来崇拜佛像、诵经传道的寺庙,本土当然更不会有人出家做僧人了,所以康僧会这样一个出家僧人的到来,在当时的东吴引起了轰动(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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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康僧会下江南,中唐,莫高窟第323窟,北壁东
康僧会是职业的宗教人员、受戒的出家人,所以到建业的第一件事,就是修建了简陋的茅舍作为寺庙,布设佛像,传道授经。这种传教的阵势和康僧会的剃发易服的僧人形象,是吴地人非常诧异的,觉得康僧会可能是个异数、不太靠谱。地方官员奏闻吴主孙权:“有胡人入境,自称沙门,容服非恒,事应检察。”孙权猜度说:“昔汉明帝梦神号称为佛,彼之所事,岂非其遗风耶?”随后就召见了康僧会,诘问道:“有何灵验?”康僧会回答说可以请来佛骨舍利,在孙权看来,康僧会这就是在虚妄夸口,于是说:“若能得舍利,当为造塔。如其虚妄,国有常刑。”康僧会满口答应,以七日为期,于是洁斋静室,在几案上安置好准备接舍利的铜瓶,开始烧香礼请。结果七日之后,铜瓶内空空如也;于是又许下七日之限,期满之后,还是没请来舍利。孙权以为康僧会是在欺骗他,一怒之下要治他的罪。康僧会再三请求,孙权又答应再给他七天时间(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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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孙权观五色光芒舍利子,中唐,莫高窟第323窟,北壁东
在三七的最后一天,太阳落下之时,仍然一无所得,信徒弟子们当时已经心惊胆战,惹怒孙权那是要掉脑袋的。康僧会却一点也不灰心,继续诵经祈请,到当夜五更天,忽然听到铜瓶中叮当作响,康僧会自往视,果获舍利。第二天将祈请的舍利面呈孙权,举朝集观,见那颗舍利五色光炎照耀瓶上。孙权亲自手执铜瓶将这颗舍利倒入铜盘,结果舍利将铜盘冲碎。孙权这才异常震惊,起身连呼:“希有之瑞也。”这时候的康僧会又向孙权解释说:“舍利威神,岂直光相而已,乃劫烧之火不能焚,金刚之杵不能碎。”孙权命人试一下是不是这颗舍利有这么坚固神奇,于是乃置舍利于铁砧上,使力士者用锤打击,结果铁砧、铁锤都打出坑来,而舍利却毫发无损。孙权大为叹服,即兑现自己的诺言,为此舍利建供养塔,并为康僧会建立佛寺,因为这是东吴有佛寺的开始,所以就把这座寺庙起名为建初寺,建初寺所在的这个区域,命名为佛陀里。
自此之后,东吴佛法大兴。
这种用匪夷所思的神秘手段祈请舍利的举动,目的在于征服统治者和信众,至于这种“感应”而得的舍利到底来自何处,就不好断定了,可能是西域高僧从异域带来。不过像康僧会这样,用整整21天的时间作法事祈请舍利,还要等到五更天才请到,可能其间会有些幻术之类的手段。再说了,21天时间足以想出各种应付的办法来。
三、连眉禅师祈请舍利
用祈请感应的方式请来舍利的不止康僧会一人,可能在当时的传教条件下,这是一个最能赢得统治者和皈依者信任、叹服的方式之一。所以传教的西域僧人自然会有一套这方面的知识和经验来做成这种事情。
南北朝时期来到南朝宋都城建康的罽宾僧人昙摩密多也成功地祈请过舍利。昙摩密多曾历龟兹、敦煌等地。元嘉元年(424)经由蜀地、荆州到达京师,于元嘉十二年(435)营建了有名的定林上寺。自元嘉元年至元嘉十八年(424—441),译出《五门禅要用法》《观音贤菩萨行法经》《禅秘要经》等12部17卷。元嘉十九年(442)七月卒于定林上寺。
昙摩密多有很多神异的传说,据说他长得就有点异样,两道眉毛连在一起,所以又被称作“连眉禅师”。在龟兹的时候,龟兹王将之延请入王宫供养崇奉,但是喜好游方的他还是谢绝了龟兹王的挽留,渡流沙之地,来到敦煌,于闲旷之地建立精舍,植树千株,开园百亩,房阁池沼,极为严净。随后,他又到了凉州(今甘肃武威),兴建佛寺,传道授经。
他祈请舍利的事情发生在蜀地,南朝宋元嘉元年(424),他来到了荆州长沙寺,在这里主持修建了禅阁,并诚心祈请舍利,用了十多天时间作法祈请,终于请得舍利一枚,这枚舍利同康僧会在东吴建业请得的舍利一样,其突出特征就是“冲器出声,放光满室”,可见既坚硬又光明。这次祈请舍利的成功,自然使得传教授经的影响更为深厚广大,使“门徒道俗,莫不更增勇猛,人百其心”。
从康僧会和昙摩密多祈请舍利的实例可以看出,祈请舍利的举动至少最初是出于要解决一个传道难题,就是传道受到了阻碍或处于低迷状态,需要这样一个极度神奇的事情来作为转折点,冲破权势者的阻力,或鼓励皈依者的信念(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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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迦腻色迦青铜舍利盒,1世纪,白沙瓦博物馆藏
祈请感应舍利的举动,跟阿育王造八万四千塔、遍分舍利的传说有一定关系。八万四千塔,不是一个小数,所以虽然没有史实依据,佛教信众们仍然会认为在中原地区甚至更远的江南、岭南地区都曾经存在过阿育王塔,这就为感应舍利的出现打下了一个基础。
四、阿育王塔舍利与古铜像舍利
阿育王建立宝塔供养舍利的传说,大约4世纪以后就在中国很流行,尤其江南和山东地区,南朝刘宋的宗炳(375—443)写了《明佛论》这篇著名的文章,其中就提到了在山东临淄就有阿育王寺的遗址。唐代道宣编集的《广弘明集》则记载各地共有阿育王塔17处(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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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阿育王拜佛塔,中唐,莫高窟第323窟,北壁
僧史文献中记载有在江南发现阿育王塔的事情,见于《高僧传》卷13《竺(释)慧达传》。
释慧达是东晋僧人,本名叫刘萨河,并州(治所在今山西太原)西河离石人,年轻的时候喜好打猎,31岁的时候忽然莫名死去,死去一天之后又活了过来,据说见到了地狱的种种苦厄,于是跟随一高僧出家做沙门,法号慧达。
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慧达的老师让他到会稽(今浙江绍兴)吴郡去寻找阿育王塔和阿育王造像。
东晋宁康(373—375)中,慧达来到京师建康,住在长干寺。在此之前,晋简文帝在长干寺造了一座三层塔,塔成之后,每天晚上都会放光,颇具吉祥之相。而慧达则发现此塔刹最高处放出来的光色最为妙色吉祥,便去塔下诵经礼拜。入夜时分,当见到塔刹有瑞光发出时,就告诉寺僧,一起到塔下发掘,结果在入地一丈多的地方挖出了三块石碑。中间的那块石碑下放置着一个铁函,打开之后,铁函中又有银函,银函里放置金函,金函里有三颗舍利,还有一爪甲及一束头发,头发长数尺,卷则成螺,光色炫耀——这样的头发显然就是佛陀的螺发。高僧大德们一致认为,此处就是周敬王时期阿育王修造的八万四千塔中的一座。于是,在旧塔之西,又新造了一座塔安放佛舍利。到了晋太元十六年(391),孝武帝将这座安置舍利的塔加建为三层塔。
显然,僧史文献中关于在江南发现的阿育王塔舍利与阿育王造像,都与胡僧传道有密切联系。晋咸和(326—334)中,丹阳尹高悝在张侯桥浦里掘得一铜像,缺光趺,制作甚工,像前面有梵文“阿育王第四女所造”的题记,此像被放置在长干寺。不料多年以后,有个渔夫在近海海口发现了一个铜莲华光趺,正好可以安在长干寺这尊阿育王第四女所造铜像上。再后来,来了五个西域僧人,指认这尊像正是他们带到江南的阿育王造像(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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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阿育王石柱
更为有趣的是,由西域僧人带到中原来的金铜像,也是获得佛舍利的来源之一。据《高僧传》卷5《释道安》的记载,释道安传教中原地区的时候,前秦王苻坚派遣使者送来高七尺的西域金佛像,此外还有金坐佛像、结珠弥勒像、金缕绣像、织成像。每当讲经和聚会传道的时候,释道安都将这些佛像一一请出供养,并且布置幢幡,珠佩迭晖,香烟弥漫,使得道场异常庄严,僧俗弟子顿生敬心。然而,在所有的这些佛像中,有一尊西域铜像形制古异,僧俗弟子不太喜欢。释道安察觉到了弟子们的不敬之心,于是吩咐说:“像形相致佳,但髻形未称。”命令弟子修正一下这尊佛像的发髻部分,结果上冶炼炉一过火,佛像发髻顿时发出耀眼光芒,照得满堂焕彩,仔细一看,原来此尊铜像的佛发髻中安放着一颗舍利,这时候僧众们才明白道安的用意,顿时都惭愧无比。
本文摘自《胡僧东来:汉唐时期的佛经翻译家和传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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