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代皇帝溥仪是如何被逐出宫的

1924 年的中国，正处在新旧势力激烈碰撞的漩涡之中。此时距离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已过去 13 年，但按照 1912 年《清室优待条件》，末代皇帝溥仪仍居住在紫禁城后半部分（内廷），保留着 “皇帝” 尊号，享受着每年 400 万两白银的供养，过着看似与世隔绝却危机四伏的 “小朝廷” 生活。

彼时的溥仪刚满 18 岁，虽已退位多年，却仍在紫禁城内维持着帝制仪式：每日清晨，太监宫女会按旧制请安，王公大臣定期入宫朝见，甚至还在 1922 年举办了盛大的大婚典礼，迎娶婉容为皇后、文绣为淑妃。但这座封闭的皇宫，早已与外界的时代浪潮格格不入 —— 宫外，军阀混战不断，直系、奉系、皖系军阀你方唱罢我登场；思想界，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民主”“科学” 的口号深入人心，“废除帝制、实现共和” 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

《清室优待条件》的执行本就充满波折。民国政府因财政拮据，每年 400 万两的供养银从未足额支付，到 1924 年时，累计欠款已达数千万两，溥仪的 “小朝廷” 不得不靠变卖宫中文物维持开销，甚至出现太监监守自盗、倒卖国宝的现象。而溥仪本人，虽身处深宫，却也在接触外界新思想，他剪掉辫子、穿上西装，尝试学习英语，内心对 “恢复祖业” 仍抱有幻想，暗中与遗老遗少、甚至外国势力联络，这一切都为后来的逐宫事件埋下伏笔。

与此同时，北京的政局正发生剧烈动荡。1924 年 9 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直系军阀吴佩孚任命冯玉祥为 “讨逆军” 第三军总司令，驻守古北口。但冯玉祥早已对直系军阀的腐败统治不满，且同情革命，他暗中与奉系张作霖、直系内部的胡景翼等联络，计划发动政变。10 月 22 日夜，冯玉祥率部星夜回师北京，迅速控制了火车站、电报局、电话局等关键地点，囚禁了直系总统曹锟，史称 “北京政变”。这场政变，不仅改变了直奉战争的战局，更直接敲响了溥仪 “小朝廷” 的丧钟 —— 冯玉祥一贯主张彻底废除帝制，认为《清室优待条件》是 “共和之障碍，民国之赘疣”，必须予以废除。

一、48 小时的逐宫惊魂

1924 年 10 月 23 日，北京政变成功后，冯玉祥立即召开紧急会议，提出修改《清室优待条件》，将溥仪驱逐出宫。他在会议上明确表示：“清室久居宫禁，耗费民国经费，且暗中进行复辟活动，若不及时驱逐，必为后患。” 参会的临时内阁成员虽有顾虑，担心引发外交干涉和遗老不满，但在冯玉祥的坚持下，最终达成一致，决定由京畿警卫总司令鹿钟麟具体负责执行逐宫任务。

10 月 24 日，临时内阁正式通过《修正清室优待条件》，核心内容包括：一、废除溥仪 “皇帝” 尊号，降为平民；二、限溥仪及其眷属在 24 小时内搬出紫禁城；三、民国政府收回紫禁城全部宫殿，改为国立博物馆；四、取消每年 400 万两的供养银，代之以一次性补助 50 万元，用于溥仪及其眷属的安置。当天下午，鹿钟麟率部来到紫禁城神武门，与驻守宫门的清室卫兵交涉，要求其立即撤出，同时派人与宫内的溥仪代表 —— 内务府大臣绍英谈判。

此时的紫禁城内，早已乱作一团。当绍英将《修正清室优待条件》告知溥仪时，这位 18 岁的 “皇帝” 如遭雷击，他既震惊又愤怒，试图通过拖延时间寻找转机。溥仪首先想到的是联络外国公使，请求外交干涉 —— 早在民国初年，各国列强就对溥仪 “小朝廷” 保持着 “外交礼遇”，英国、日本等国公使曾多次入宫拜访，溥仪认为列强会出面保护他。但此时北京的外国公使团却态度暧昧，一方面担心干涉中国内政引发民众反对，另一方面也看清冯玉祥已控制北京局势，不愿为溥仪冒险，最终仅表示 “希望民国政府保证溥仪及其眷属的安全”，并未进行实质干预。

眼见外交求助无望，溥仪又试图与鹿钟麟谈判，请求延长搬出时间。鹿钟麟态度坚决，明确告知：“若 24 小时内不搬出，将采取强制措施。” 为了震慑溥仪，鹿钟麟还故意暗示随行的士兵：“如果再不配合，就请工兵营来，用大炮把紫禁城的城墙轰开！” 这句话虽有威慑成分，却让本就慌乱的溥仪更加恐惧。当晚，溥仪召集婉容、文绣及内务府大臣紧急商议，最终意识到抵抗无用，只能接受现实。

10 月 25 日清晨，溥仪开始安排搬离事宜。宫中的太监、宫女哭声一片，许多人跟随溥仪多年，如今面临失业与离散，情绪激动。溥仪在太监的搀扶下，最后一次登上紫禁城的角楼，回望这座居住了 18 年的皇宫，眼神中充满了迷茫与不甘。上午 9 时许，溥仪、婉容、文绣及少数亲信随从，乘坐民国政府提供的汽车，从神武门驶出，前往什刹海北岸的醇亲王府（溥仪生父载沣的府邸）。鹿钟麟亲自护送，在汽车驶出神武门时，他问溥仪：“今后你还打算做皇帝吗？” 溥仪连忙回答：“我已经是平民了，再也不做皇帝了。” 鹿钟麟又说：“既然是平民，就应该遵守民国法律，若再有复辟行为，必将依法惩处。” 溥仪连连点头，至此，统治中国 268 年的清朝皇室，正式退出了紫禁城的历史舞台。

逐宫过程中，还有一个细节值得关注：为防止宫中文物被隐匿或盗运，鹿钟麟专门安排了军警对出宫人员及行李进行检查，同时派文物专家进驻紫禁城，对宫内文物进行清点登记。此次检查虽发现少量被夹带的小件文物，但总体上保护了紫禁城国宝的安全，为后来故宫博物院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二、逐宫事件背后的舆论与政治博弈

溥仪被逐出宫的消息传出后，立即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强烈反响，不同政治势力、社会阶层及舆论媒体对此展开了激烈争论，形成了支持与反对两大阵营。

支持冯玉祥逐宫行动的声音占据了主流。以《京报》《晨报》为代表的进步媒体纷纷发表评论，称赞此举是 “彻底扫除帝制余孽、实现共和的壮举”。《京报》主编邵飘萍在文章中写道：“溥仪久居宫禁，实为共和之隐患，冯玉祥将军此举，符合国民公意，扫清了辛亥革命未竟之事业。” 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鲁迅也对此表示支持，他认为 “废除帝制、驱逐溥仪，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必要一步，打破了民众对‘皇帝’的迷信”。在民众层面，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的市民纷纷举行集会、游行，庆祝溥仪出宫，认为这是 “民主共和的胜利”。许多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更是欢欣鼓舞，他们在街头演讲，呼吁彻底清除封建残余，推动社会进步。

反对声音则主要来自清室遗老遗少、部分保守派军阀及外国势力。清室遗老们如康有为、罗振玉等，纷纷发表通电，谴责冯玉祥 “违背优待条件、欺辱皇室”，甚至呼吁 “各省遗老起兵讨伐”。康有为在通电中声称：“优待条件是民国与清室的契约，冯玉祥撕毁契约，是背信弃义之举，必将引发天下大乱。” 部分保守派军阀如张作霖，虽与冯玉祥合作发动北京政变，但对逐宫行动并不赞同，他担心此举会激化满汉矛盾，影响自己在东北的统治，因此对冯玉祥表示不满，双方的矛盾也由此埋下种子。外国势力方面，日本政府反应最为积极，他们一方面对溥仪表示 “同情”，暗中联络溥仪及其亲信，为其提供庇护；另一方面向民国政府施压，要求 “保证溥仪的安全与尊严”，实则是想将溥仪作为日后干预中国东北事务的棋子 —— 这也为后来溥仪投靠日本、建立伪满洲国埋下了隐患。

在政治层面，逐宫事件进一步加剧了军阀之间的矛盾。冯玉祥的行动遭到直系、奉系部分军阀的反对，张作霖随后率军进入北京，与冯玉祥共同控制北京政权，但双方因权力分配和政策分歧，矛盾日益尖锐。1925 年，冯玉祥被迫率部撤出北京，前往西北，北京政权落入张作霖手中。而溥仪在醇亲王府居住期间，也一直处于民国政府的监视之下，同时受到日本势力的拉拢。1925 年 2 月，在日本公使馆的帮助下，溥仪秘密离开北京，前往天津，居住在日租界的张园和静园，开始了长达 7 年的天津寓公生活，这一时期，他与日本军方的联系更加密切，逐渐走上了复辟与卖国的道路。

三、逐宫事件的深远影响

溥仪被逐出宫，看似是一场短暂的政治行动，却对中国近代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意义远超事件本身。

从文化遗产保护角度看，逐宫事件为故宫博物院的成立创造了前提。1925 年 10 月 10 日，在溥仪出宫一周年之际，故宫博物院正式成立，紫禁城从皇家禁地变为向公众开放的文化场所，宫内珍藏的百万件文物（包括书画、陶瓷、青铜器、玉器等）成为全民族的文化财富。故宫博物院的成立，不仅保护了中国古代文化遗产，更开创了中国现代博物馆事业的先河，让普通民众有机会接触和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具有重要的文化启蒙意义。如今，故宫博物院已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宫殿建筑群和文物宝库，每年吸引数千万游客前来参观，这一切都始于 1924 年的逐宫事件。

从政治层面看，逐宫事件彻底终结了帝制在中国的残余影响。辛亥革命虽推翻了清王朝，但溥仪仍保留 “皇帝” 尊号，居住在紫禁城，这让部分民众对 “帝制” 仍存有幻想，也为封建复辟势力提供了借口（如 1917 年张勋复辟）。冯玉祥驱逐溥仪出宫，废除 “皇帝” 尊号，彻底打破了 “帝制永存” 的神话，让 “民主共和” 的观念更加深入人心，此后，中国再也没有出现过真正意义上的帝制复辟运动，为中国政治现代化扫清了障碍。

从个人命运角度看，逐宫事件彻底改变了溥仪的人生轨迹。如果没有被驱逐出宫，溥仪可能仍在紫禁城内过着 “傀儡皇帝” 的生活，继续做着 “复辟” 的美梦。但逐宫事件让他从 “皇帝” 沦为平民，被迫走出皇宫，接触真实的社会。在天津期间，他虽仍试图复辟，但现实的打击让他逐渐认识到 “恢复清朝” 已无可能，最终在日本的拉拢下，走上了错误的道路，成为伪满洲国的傀儡皇帝，犯下了卖国罪行。新中国成立后，溥仪经过改造，成为一名普通公民，他在《我的前半生》中回忆逐宫事件时写道：“1924 年 10 月 25 日，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它让我告别了皇帝的身份，却也让我在后来的岁月里，经历了更多的苦难与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