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警告：此种“教唆”属操控，法律将严惩不贷！

在法律咨询中，我们常常遇到家长们忧心忡忡的提问：“我孩子才13岁，被别的孩子怂恿去偷东西，法律能追究那个教唆者的责任吗？”她的疑问，戳中了一个关键的法律盲区。近年来，教唆、利用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例正以令人心惊的速度增长。那些躲在阴影里的“大人”或“坏同伴”，抱着“孩子还小不懂事，就算犯了事也不用担责”这样的侥幸心理，一些不法分子将黑手伸向未成年人，试图利用他们的懵懂无知实施犯罪。然而，刑法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并非“一刀切”的免罪金牌，而是根据心智成熟程度，划定了精细无比的责任阶梯。了解这些阶梯，才能明白教唆者何时是“教唆犯”，何时会沦为“间接正犯”。

一、年龄与责任的法理划分

要区分教唆犯是否构成间接正犯，应当根据被教唆对象的年龄，以及其行为构成什么犯罪类型来看。我们将其分成三类：

1、完全无刑事责任年龄：不满12周岁

这时教唆者属于“间接正犯”。

从法理上来说，所谓间接正犯，是指行为人通过利用无刑事责任能力人、不知情的第三人等作为犯罪工具，间接主导犯罪的发起与实施，自身虽未直接动手，却需像亲手实施犯罪一样承担全部刑事责任的情形。

由于12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不具备辨认和控制自身行为的能力，他们在教唆犯罪的过程中更倾向于被利用的“无罪的工具”，而操纵这一“工具”、利用孩童天性实施犯罪的教唆者，则应当承担最直接的法律责任。

2、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12周岁至16周岁

这一年龄段分为两个层级，责任认定更为复杂：

（1）教唆12-14周岁未成年人实施“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死亡”：

2021年3月，《刑法修正案（十一）》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七条进行了修订，新增第三款明确规定：“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节恶劣，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应当负刑事责任。”既避免了对未成年人过度追责，也确保了对极少数恶性犯罪行为的依法规制。

也正因此，当该年龄段未成年人实施上述符合核准追诉条件的恶性犯罪时，其已具备了法律意义上的“部分刑事责任能力”，能够成为共同犯罪中的“犯罪主体”。此时，教唆者的行为便符合《刑法》第二十九条关于“教唆犯”的规定。也就是说，如果教唆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去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死亡，从法律上是可以认定教唆犯成立的。

反之，倘若教唆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实施“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死亡”之外的其他犯罪，教唆者将成立“间接正犯”。与前述第一类同理，12-14周岁的未成年人心智成熟度仍有限，对于盗窃、普通抢劫等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法律后果，仍缺乏足够的辨认与控制能力，因此教唆者也应以间接正犯身份，独自承担全部刑事责任。这里的“其他犯罪”，既包括盗窃、诈骗、抢夺等侵犯财产类犯罪，也涵盖抢劫（未致人重伤、死亡）、寻衅滋事等

14-16周岁：仅对“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这8类严重犯罪负刑事责任。教唆这8类犯罪的，构成教唆犯；教唆其他犯罪的，构成间接正犯。

3、完全负刑事责任年龄：已满16周岁

无论教唆的是侵犯人身权利的犯罪（如故意伤害）、侵犯财产权利的犯罪（如盗窃），还是危害社会管理秩序的犯罪（如聚众斗殴），只要被教唆者已满16周岁，教唆者的行为通常会被认定为教唆犯。

已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心智已接近成年人，能够全面理解各类犯罪的危害性，需对《刑法》规定的所有犯罪承担刑事责任。

此时，被教唆者不再是“无责任能力的工具”，而是法律意义上的“犯罪责任人”。他们能独立判断行为性质，也需为自己的选择承担后果。因此，教唆者的角色从“工具操纵者”回归为“犯罪意图的挑起者”，依法成立教唆犯，与被教唆者构成共同犯罪，并根据其在犯罪中是否起主要作用（如策划、指挥）或次要作用（如协助劝说），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二、案例拆解

我们通过一个案例来进一步了解一下。

2024年7月，被告人谢某（2003年生）怂恿小强和小伟（均为2009年生）偷自己家里的金银首饰，并承诺帮助变卖，所得变卖款可共同花销。次日，小伟在家中偷了其母亲的1条金项链和1对金耳环，小强在家中偷了其母亲的1条金项链和1枚金戒指，均交给了谢某。第三天，谢某将上述金银首饰以12915元的价格变卖，违法所得三人共同使用。2024年8月1日，谢某主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赔偿了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并取得谅解。

本案中，被告人谢某（犯案时21周岁，具备完全刑事责任能力）教唆小强、小伟（犯案时均为15周岁，属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实施盗窃行为。由于小强、小伟未达到盗窃罪的刑事责任年龄（盗窃罪追责年龄为 16 周岁），不具备刑事责任能力，因此，属于谢某操纵的 “工具”，无需对盗窃行为承担刑事责任。而谢某通过 “利益引诱（共同花销）”“明确指示（偷自家首饰）”“负责销赃” 等行为，实际支配了犯罪的发起、实施与赃物处理，是盗窃行为的真正推动者，应属于盗窃罪的 “间接正犯”最终，法院以盗窃罪判处被告人谢某有期徒刑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

三、如何保护孩子不被利用？

教唆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频发，既暴露了不法分子的嚣张，也反映出未成年人保护中的薄弱环节。家庭、学校、社会需形成合力，筑牢防护网。

1.家长：做好“第一责任人”

关注异常行为：

作为与孩子接触最密切的人，家长是抵御教唆犯罪的 “第一道屏障”，如果你的孩子突然出现持有不明来源的财物（如手机、首饰）、频繁与陌生成年人接触、夜不归宿等情况，需立即警惕，应先以关心而非指责的语气追问细节，及时沟通核实，避免孩子因害怕批评而隐瞒真相。

加强监护管理：

避免孩子长期脱离监护，更要建立信任沟通机制，强化法治意识，教会孩子谨慎对待陌生人提供的“高薪工作”“轻松赚钱”机会。

2.学校：强化法治教育

开展场景化普法：

学校作为孩子接受系统教育的场所，需将 “预防教唆犯罪” 融入日常教学与管理，通过精准的法治教育和完善的预警机制，帮学生建立 “法律防线”。通过模拟法庭、法律讲座等形式，还可邀请办理过此类案件的民警或律师进校园，用 “现场提问互动” 的方式解答学生疑问，让学生直观理解“教唆犯罪”的危害，学会识别不法分子的诱导手段。

关注重点群体：

在建立预警机制上，要重点关注 “易被教唆” 的重点群体，尤其是家庭监护缺失、沉迷网络、有不良交友倾向的学生，重点了解孩子的社交圈变化，比如是否认识校外人员、是否有 “放学后不回家去打工” 的想法，建立班主任与家长的常态化沟通机制，对发现的风险点及时通报社区和警方，及时干预异常情况，从源头减少教唆犯罪的发生。

3.社会：压实监管责任

教唆未成年人犯罪的滋生，与社会监管漏洞密切相关。要破解这一困境，应凝聚平台、机构、群众的合力，构建 “权责清晰、协同联动” 的治理体系：平台需承担 “源头管控责任”，通过技术升级实现诱骗信息的自动识别与下架；司法、社区等机构需履行 “矫治跟踪责任”，建立涉事未成年人动态管理档案；同时要畅通群众 “监督参与渠道”，简化举报流程并给予合理激励。唯有形成 “信息管控—矫治跟进—全民监督” 的全链条闭环，才能真正实现 “全方位共治”，从制度层面遏制教唆未成年人犯罪的发生。

畅 森 律 师 提 醒 您

法律的终极目的，从来不是惩罚，而是指引与保护。它用最严格的尺度，丈量着成人的罪恶与孩子的无知之间的距离。它提醒我们每一个人：守护孩子的纯净，不仅是法律的责任，更是我们所有成年人在每一天、每一件小事中，不容推卸的文明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