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农民看望大官儿子，返回时却连路费都出不起，苦笑：穷光蛋一个

一九三八年初春的陕北依旧透着寒意，延河水面却早早解冻，岸边哨兵一遍遍高喊口令。就在这样一个清晨，一位身材瘦削的老人踏进宝塔山下的窑洞群，他叫滕国权，湖南麻阳人，地道的佃农。老人来这儿，只为见一面离家十五年的独生子——时任八路军前方总部副参谋长的滕代远。

老人并不清楚，自己此行已被警卫排反复确认身份。那年头，敌特四处钻缝，一张写着“麻阳滕国权”字样的路条才让他顺利通过枣园岗哨。滕代远闻讯赶来时，父子二人一摸一拥，谁也说不出话。沉默半晌，老人搓着手低声嘟囔：“娃，爹怕你不在人世了。”这十个字，让旁边的年轻战士全都红了眼圈。

滕国权刚到延安的第一件事，并不是先吃饭，而是被儿子拉去窑洞里“补登记”。每位探亲人员都要留下指纹和去向，连部长家属也不例外。登记完，老人才被安置在卫生所旁的一孔空窑。那窑洞空荡得很，只有一床旧棉絮和半截煤油灯，这与老人想象中的“高官家底”明显不符。

第二天午饭，父子拎着搪瓷缸排队。队伍很长，粗玉米面馍掺着野菜汤，按人头发。老人偷偷把自己的馍掰下一半塞给儿子，滕代远赶忙推开：“爸，规定一个人就这一份，谁都不能多吃。”一句话，让老人心里咯噔一下，才发现这儿的规矩比家乡祠堂还严。

待在延安的二十多天里，最让老人新奇的不是窑洞，也不是开会，而是夜里听干部们讨论铁路计划。滕代远举着油灯，在地图上圈圈点点，“将来打通北平到张家口，再往南连汉口”。屋里七八个人围坐，袍子破了就用麻线缝，没人觉得寒酸。老人心想：这群后生要真把铁路修成，老百姓拉柴卖薯肯定省劲多了。

说来也巧，老人计划返乡的前夜下了一场小雪。窑洞外白茫茫一片，他却犯难了——卖田卖牛凑的盘缠早花光，回去的路费分文不剩。滕代远摸遍军装口袋，只摸出两元纸币，加上一串布袋缝的铜纽扣，再无其他。父子对视片刻，谁都没说话，空气冷得像刚出炉的石灰。

第二天清早，毛泽东得知此事，吩咐机要秘书送来十块大洋和一件旧狐皮袄。老人握着银元直摆手：“可使不得，可使不得。”秘书笑着说：“主席的话，您老就收下。”一句轻描淡写，却让老人把那件补丁皮袄看得比家中牛犁还珍贵。

离开延安时，战士陪他走到东门坡。老人一步三回头，终于忍不住嘟囔一句：“穷光蛋一个，还大官咧。”战士没听懂湖南腔，只是挠头笑，不知这话里其实满是心疼。

回到麻阳，乡亲们凑到他门口，七嘴八舌：“延安好耍不？儿子给了多少大洋？”老人将狐皮袄摊在矮桌上，叹了口气：“大洋？就这破袄子。照样吃糠咽菜，比咱还紧巴。”围观的人面面相觑，有人不信，有人低声议论，可老人说得笃定：“真要发财，他早寄东西回来了。”

从此，滕国权逢人便提，共产党不是嘴上说穷，是真的和战士一块吃苦。有人问他凭什么敢这样讲，他笑笑：“我亲眼瞧见的。”这份“眼见为实”，比任何宣传都来得直白。

时间来到一九五〇年深秋。新中国的大钟敲响一年多，北平街头依旧可见弹孔。滕久翔带着乡土口音，推开爸爸寓所的门。父子分离二十七载，客套寒暄少不了，可真正敲在心口的，是屋外那排即将维修的破房。滕代远领着儿子转胡同，指着墙体摇摇欲坠的民宅：“北京也穷，国家没多余的钱，你家房子先扛着。”这话不重，却像钉子扎进土里，让滕久翔明白什么叫“先全国，后小家”。

一九六〇年冬，母亲谭桃秀积劳成疾。电报送到北京，滕代远抬头望着阴沉的天空，最终给家乡回信：“厚葬不如薄养，丧事从简，莫惊动公社。”那年国民经济最艰难，南下再北上，食宿接待都会给基层增负。他咬牙留下，整整一周几乎不说话，头发白了半寸。

退休后，别人劝他吃精米，他仍揭开高粱面蒸笼，捏几粒尝尝火候。晚辈担心他营养跟不上，他摆摆手：“粗粮里有味儿。”其实谁都清楚，这不是口味问题，是习惯，更是立场。

滕代远去世前，家里翻不出像样的存折，倒是一本磨旧的铁路规划手稿被他压在枕头下。手稿第一页，还夹着那件狐皮袄的破袖口，缝线发黑，汗斑犹在。对外不值钱，对他却是半生记忆——远方的父亲，十块大洋，一声“穷光蛋”，连在一起，拼成了他选择的路。

现在再提起那趟探亲，麻阳老辈人只摇头感慨，当年滕国权是来“沾光”的，结果见识了什么叫真正的家国担当。老人早已作古，狐皮袄或许也化作尘土，可那句话仍在乡村小路上飘荡：“穷光蛋一个。”只不过，此“穷”非彼穷，穷的是家底，富的是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