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分8.9、连续三个月霸榜，小寨女孩写出她的“解放日志”

“北京太快了。”

人走得快，说话快，连风都是快的。

2025年初秋的一个中午，我和扎十一惹坐在网约车后排，穿行在北京东三环的车流里。她闭着眼，手指按着后脑，轻轻旋转。刚来北京两天，她总觉得自己跟不上节奏。树梢上有鸟掠过，夜里蝉鸣随风响起，她的注意力就会被牵走。在城市里，这种“分心”显得不合时宜。

这种不适应的感受，她并不陌生。

扎十一惹，“花腰彝族”的女儿，出生在云南石屏县下一个不足200人的小寨。

穿着民族服装的扎十一惹

2005年，她15岁，带着100块钱，从云南的寨子出发，去省城闯荡。走路、搭面包车、换小客车、再乘大客车，4次辗转，9个小时，她第一次进入城市。眩晕、害怕，看着街上漂亮的女孩，她觉得自己“干瘪、灰暗，散发着泥巴味”，脚心止不住地出汗，甚至哭了出来。

后来，她做了记者，成为作家，写下作品《寻找金福真》《我是寨子里长大的女孩》，记录自己、阿妈以及沉默于乡野的声音。

如今的扎十一惹，一头齐肩的短发，穿着白背心，将针织衫随意地搭在肩头，皮肤黝黑，透着健康。她说话时，总是微微眯起眼，声音细软。在两个多小时的对话里，“生存”这个词从她口中跳出来19次，“生存策略”7次。

“毛茸茸的”，看着眼前的扎十一惹，我脑海中不住地闪过她名字里的“惹”——那是一种野草，顺坡生长，随风摇曳。

今年8月出版的《我是寨子里长大的女孩》

01

“今天能不能吃饱”

咀嚼，扎十一惹的头轻轻地上下活动，身体也不住地摇摆。

她吃饭很认真。桌上5个人，她的碗最先见了底，只剩几粒米。她最爱吃大米饭，“因为它能填饱肚子”。

饥饿，是扎十一惹童年最深刻的记忆。现在的她身形匀称，让人很难想象，23岁前，她都极为瘦削、皮包骨头。

那时家里的收成勉强够糊口，阿妈做饭常常糊弄——饭发酸了就拌腌菜吃；剩菜发霉了，铲掉霉菌再回锅；上山干活没吃完的饭，挂在树上，第二天继续吃。每次扎十一惹觉得不对劲，阿妈都会笃定地说：“真的可以吃。”

为了让女儿长身体，阿妈会把烤干的四脚蛇、脆蛇和晒干的山茶研磨成粉混在饭里。有一次，阿妈又弄来了不知是何物的新“补品”，扎十一惹吃下后吐了好几天，原本消瘦的身子更单薄了。

扎十一惹家的厨房

上高中后，扎十一惹住校，阿爸一学期给她一笔生活费。那笔钱要支撑她所有的开销，吃饭、打热水、买卫生用品和文具。为了省钱，她在食堂多是点素菜，常在宿舍泡五毛钱一包的“福满多”方便面，只有面饼，没有调料。

当同学们讨论游戏和八卦时，她满脑子都是“今天能不能吃饱，家里的债务要怎么还”。在饥饿中长大的孩子，没法分心想别的事。

汶川地震那年，她寄住在朋友麦子家。麦子的母亲看出她营养不良，变着法子给她补身体，炖猪心、熬补汤。营养突然跟上后，她的身体反而吃不消了，“我夜里骨头疼、膝盖疼，睡不着觉”。

但那学期，扎十一惹蹿高了5厘米左右，比原本和她一样高的麦子，还高出半个头。可生长又带来了新的窘迫，她的衣服短了一截。冬天到了，袖口露出一截手腕，冻得她只能缩着身子将衣服往下拉。

02

“土地是残忍的”

如今，闭上眼睛，扎十一惹还能感受到童年里那只狗的体温、马儿用嘴唇揉弄她脑袋的酸痒，和触摸大母鸡背上毛发的柔顺感。

她是自然的孩子，在田埂、山林里奔跑；在草垛上睡觉；委屈时伏在马背上一边诉说、一边哭泣；疯玩时从牛背上滑下，倒挂在牛脖子上。

被动物、植物爱着的小孩，起初以为世间规则无非是“砍一棵树，就要种一棵树”。直到有一天，她看见土地的另一面。

扎十一惹和阿爸一起种的树 （受访者供图）

那年，她随阿妈上山砍柴。阿妈失手，一柴刀砍到膝盖，骨头都露了出来，血流如注。阿妈没吭声，只割下一条藤蔓绑住伤口，靠在树边喘气。

“她当时就在想生存策略，怎么活下去。”扎十一惹后来回忆。伤口愈合后，阿妈的膝盖上留下一道长长的疤，像一张紧闭的嘴。阿妈并没有因此畏惧柴刀，依旧上山砍柴。扎十一惹忽然明白，寨子里的生命就是这样——伤痛来得突然，愈合得也平常。这里的生存策略就是，让身体在“蛮荒”中生长。

于是，她也开始学着像阿妈一样，用蜘蛛网止血，用青蒿搓绳包扎；春割草，秋收谷，冬天刚挖完萝卜，还没喘口气，年初二又去翻地；手指在干硬的土地里来回刨挖，时间久了，指腹长了老茧，指甲里也嵌满了洗不掉的泥……

田野对她而言，不再是游戏场地，而成了生计。

扎十一惹在栽白菜

一个雷雨后的傍晚，扎十一惹在河边采猪草，脚下一滑，背篓里的草落入急流。她趴在石头上痛哭，那点对未来的模糊期盼，似乎也随着猪草一同漂远了。

她觉得自己会像寨子里的每个人一样，像阿妈一样，像外婆一样，一直干到身体干枯、眼睛浑浊，直至死亡。“土地是残忍的。”她忍不住地想：“世界上有多少人像我一样，跟在父母后面一直干，没有停下来的时候？”

她隐隐觉得，不能被土地的残忍卷走，要走出去。

03

和别人一样，才安全

向外走并不容易。

试想一下，一株野草被移栽到花圃里，会发生什么？

首先是水土不服。野草要重新扎根，就要重新辨认土壤的气味和阳光的方向。

对扎十一惹而言，语言就是那片陌生的土壤。

6岁那年，她第一次走出寨子，走了两个多小时、十几公里的山路，去外面的小学读书。学校只有一间教室，3个年级的学生挤在一起，他们目标明确——学会汉语。

扎十一惹生活的小寨曾经（左图）与现在（右图）的样貌。

其次是被修剪。野草要学会适应规整的株距，忍受被修剪的形状。

初中那年，扎十一惹考上了镇里的中学。那里的学生穿干净的布鞋，头上别发卡，聊流行影视剧《还珠格格》《流星花园》，生日时互赠歌词本。

她总是沉默，说话磕巴，成绩也跟不上，找不到和同学的共同话题。

她忽然意识到，自己被抛进了一个孤立的世界——既不属于学校，也不属于寨子。

为了融入，进入县城的高中后，她开始模仿城里同学的口音和姿态。有一个同学喜欢穿连帽衫，把校服套在外面，她就模仿这个同学，周末去县城市场，花25块钱买了一件仿版连帽衫。

“穿上去当然不一样。”她说：“但我还是想试着一样。”那时，她的生存策略简单而残酷：“你得和别人一样，才安全。”

小学教室兼集体宿舍，上层读书下层睡觉（受访者供图）

最后是吮吸营养。野草要成长，就得拼尽一切去汲取土地的养分。

学校生活太痛苦，扎十一惹一度想去广东打工。那时，云南有包车可以送人直接进广东的工厂。她好几次打电话给阿爸，说不念了，可阿爸不同意，“他就哄着我读书，让我起码把高中读完”。

咬牙坚持下来，她考上了大专，辗转在不同的兼职工作中，做过家教、发过传单、当过迎宾。阴差阳错获得了去电视台见习的机会后，她又像鬣狗一样死死咬住它，白天跑腿、剪片子、听同期声……终于转正成功。

记者时期的扎十一惹

那时，她是电视台里少有的大专生。为了证明自己，她几乎不休息，8年时间，每年365天，每天24小时，她“百呼百应”，出现在每一个突发现场。贫穷、疾病、暴力、死亡……那些她心中无解的事，在她奔赴的每一个现场依旧复杂。但她开始觉得自己的工作非常重要，连带着觉得自己也很重要。

这株野草，似乎终于被成功“移栽”了。

04

饿了就吃饭，

害怕就哭泣

可是，当野草扎根花圃、向阳生长后，那些竭力往上冒出的不安与疲惫，并未消失。它们总在大风吹过时，卷土重来。

有段时间，扎十一惹反复做一个梦。

她坐在船上，小船漂在无边无际的海洋上，海水有时平静，有时狰狞，而她一直待在船上，任由自己毫无目的地漂浮。

扎十一惹和姐姐

2017年，在边境小城的夜店外，她与搭档找到一个七八岁的乞讨女孩，并顺藤摸瓜找到窝点，里面十几个孩子像雏鸟一样挤在一起，眼神惊恐又空洞。然而，最终的解决方案是给那个头目买一张车票，让他把孩子“带回去”。“要是他中途下车，继续乞讨呢？”她担忧，但没人能给出更好的办法。

原来，“一切都是徒劳，我什么也改变不了”，她想。辞职的念头冒了出来。那个在海上漂浮的梦再度浮现。后来，她又看到同事因“在工作中突发眼疾却仍坚持完成任务”而被表彰，脑门像被人弹了一下。

“新闻可以没有我，但如果我没有眼睛，那是万万不能的。”2019年，扎十一惹辞职了。

辞职后，她结婚，又在婚姻里迅速崩塌。焦虑症席卷而来。那份曾让野草得以生存的“警觉”，开始反噬。发病时，她的心率飙升到180次/分钟，身体抽搐，四肢僵直。她躺在床上，感到周围的空间在变形，屋子扭曲，墙面逼近，走在路上时，马路也仿佛旋转成过山车的轨道，脚下发飘。

与疾病共处的扎十一惹

某个凌晨，剧烈的身体症状又一次袭来，她在精疲力尽中猛然明白，婚姻、事业、人际关系、亲缘，一切让她不安的外在，其实源自内心的束缚。真正被禁锢着的，是她自己。

她决定解放自己，开始吃药、爬山、运动。身体好些后，她决定为婚姻负责——离婚，回到寨子。

每天，她带着狗出去走一走，走进森林里，或是看看书，看看鸟，再回家生火煮饭，累了就毫无负担地躺下，饿了就大口吃饭，害怕了就大声哭出来。

寨子很小，站在山边、屋旁喊，声音能随风飘到每个角落。

风一吹，炊烟升起。她知道，那片土地一直都在，阿爸阿妈一直都在，牛不会跑，太阳会按时落山，她会和牛一起回到家里，吃饭，然后进入梦乡。

狗狗送别扎十一惹离开村子

05

“大象有大象的路，

蚂蚁有蚂蚁的路”

读到这里，请不要觉得沉重，扎十一惹不喜欢悲惨的故事。

她更愿意说起上海书展那天，许多读者走过来，眼泪汪汪地拥抱她。“你在哭，我也在哭，大家一起哭，抱在一起哭，这种眼泪很珍贵。”那一刻，她觉得自己作为一个人被接纳了。“眼泪像是一份礼物，因为你要对你很信任的人，才能流下眼泪。”

她曾经觉得自己太普通、太平凡，像一个“漏洞”，“太小、太封闭、太狭隘”，总怀疑自己是否能承受住世界的宽广。

但慢慢地，她开始想象，如果自己留下的东西越来越多，让别人也看见，那么人和人之间的鸿沟，会不会在下一代、下下一代渐渐变窄呢？

她想起寨子里那个本可以继续读书却匆匆嫁人的春丽姐姐。“我自由恋爱，自由走四方，自由地写出我的所思所想，自由地穿衣吃饭，自由地大笑哭闹……但我不知道，还有多少人的哭声，仍被包裹在歌里。”她太清楚，每一次“自由的选择”，都意味着多少人无从选择，“每一步都可能‘卡住’无数人”。

所以她要继续写，也要继续讲述。

她想要在世界上留下更多她的声音，告诉每个人：“大象有大象的路，蚂蚁有蚂蚁的路。”

村子的弄潮儿们在90年代末在水井前留影

【作者手记】

见到扎十一惹前，我翻遍了她的采访，也听完她录的播客。人们总和她聊“出走与回归”、聊贫穷、聊山野。一个从小寨走出去的女孩，做过一份体面的工作，后来裸辞，成了一名作家。这听起来像一个再典型不过的“出走”故事——离开、抵达、再叙述。

我也有太多问题想问她，关于生存、身体、写作，也关于那种从土地里生出来、又能自由转身的力量。

但她的回答打破了一切人们固有的设定。

谈到出走，她说：“我没有把离开寨子当成出走，也没有把回到寨子当成回归。城市组成了我，寨子也组成了我，我没法在它们之间切割。”

谈到痛苦，她也很平静：“我从来没有把自己放在受害者的状态里，只是说我的生活是怎样的，我尽可能让自己舒服一点。”

在那些确切的回答里，我意识到，也许“出走”与“贫困”并不是扎十一惹故事的核心，它们只是她通往自我、通往“好好活着”的路。

分开时，我们拥抱了一下，她身上如野草般萎缩，又如野草般顽韧，仿佛在告诉我，“只要找到自己的‘生存策略’，就能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