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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说
国务院、教育部多次明确提出要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支持高校差异化发展,强调要破解高校趋同化难题。最新发布的《追踪学生成长:高校人才培养质量监测的探索与实践》一书,分析了国外高校和中国香港地区高校分类体系背后的逻辑、目的和实施情况。本文对相关内容进行了摘选。
关于高校分类的理论探讨,以及国内外高校分类的方法及其应用,国内很多学者已经作过翔实的介绍、研究与分析¹,在此不再赘述。纵观全世界的大学体制,无一例外地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分类。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很多国家和地区的大学系统都经历了一个高速发展的过程,不仅学生人数成倍增加,而且各种类型,特别是私立民办大学不断涌现。这种变化造成高校系统的异质性显著增强,亦催生了大学分类的需求。
从形成过程来看,有的分类是政府为方便管理而刻意打造的学术分类,有的分类是高校在其历史演进过程中自然形成的声誉等级,也有民间组织根据市场需求出台的各种分类或排名。从分类标准来看,高校的使命、授予学位的层次、入学的选择性、科研水准、服务对象、校园规模、学校声望、办学性质(公立或私立)等多种元素构成分类的基础。
我们先就国外高校分类的实施情况,选择美、英、德三个较具代表性的国家的高校分类进行解读和梳理,然后对中国香港高校的类型进行比较。
(一)国外高校的分类

1.美国
卡内基高校分类(Carnegie Classification of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²在诸多分类中出现较早,也最负盛名。这是美国卡内基高等教育委员会(Carnegie Commission on Higher Education)在20世纪70年代制定的一种学术分类标准,于1973年首次发布后,在1976年、1987年、1994年、2000年、2005年、2010年、2015年、2018年、2021年有数度修订,其中 2005 年的版本作了较大的修改。这个分类虽然出自一个民间组织,其诞生时本来不带任何官方性质,但由于它准确及时地描述了美国庞大的高等教育体系,成为高校管理的一个实用框架,因而被赋予一定的权威性。
卡内基分类最初在1973年发布的版本将高校分为五大类别,包括博士型大学、综合型大学与学院、文理学院、两年制学院以及职业学校和其他专门职业学院。每一大类中又根据学校的性质和规模细分小类。
在接下来的近半个世纪中,随着美国高等教育规模的急剧扩张,学生群体日渐多元,科研竞争加剧,教育经费紧缩,政府和社会对于高校的期待值也不断提高。卡内基高等教育委员会审时度势,每隔若干年就对其高校分类进行修订,旨在真实反映美国高校的现状,除了为社会提供高教发展的趋势以外,也为政府制定与高教相关的政策提供依据。
从分类结果看,高校类型在过去几十年中不断细化。最近2021年发布的分类包括了七个大类:博士型大学、硕士型学院与大学、学士型学院、学士/副学士型学院、副学士型学院、特定领域学院和部落学院。其中每一大类又根据科研与教学的具体情况细分为小类。如大类博士型大学又分为极强研究活动、强研究活动、专业型大学等三小类,大类硕士型学院与大学分为大规模、中等规模和小规模三小类,等等。
有研究者在介绍卡内基分类时对其产生的原因语焉不详,低估了它在美国高教发展史上的作用。卡内基分类是加州大学前总校校长克拉克·克尔(Clark Kerr)在20世纪70年代担任卡内基高等教育委员会主席时出台的,而克尔校长一生青史留名的杰作就是《加利福尼亚1960—1975年高等教育总体规划》(A Master Plan for Higher Education in California, 1960-1975,简称“总体规划”)。³将这两件事情放在一起,不难看出,卡内基分类其实是克尔校长离职后将“总体规划”加以总结,为美国高校的健康发展绘制的一份蓝图。⁴
克尔的“总体规划”将三个层次的高校管理框架(加州大学——研究型大学,加州州立大学——教学型大学,社区学院—专科学院)通过立法的形式固定下来,有效地避免了三类高校之间无休止的争斗。这个管理框架体现了三个层次高校之间的使命区分,而这种区分使得政府能以有限的资源满足多方需求,在“追求教研卓越(excellence)”和“拓展入学机会(access)”之间找到一个最佳的平衡点。换言之,追求教研卓越和拓展入学机会这两件事也许不可兼得,起码对于一所大学来说难以兼得,但加州高等教育作为一个系统却做到了兼得。
从这个角度看克尔的工作,卡内基分类的意义就显得非同凡响了。这个分类既不是学者案头的思辨,也不带有居高临下的傲慢,而是一个实践者面对高教发展难题给出的解决方案。
2. 英国
英国高校的分类也没有一个官方的版本。事实上,英国从来没有专门对高校进行分类,而是任高校在其历史发展进程中自然而然地形成类型集合:
● 古典大学(牛津大学与剑桥大学)
● 伦敦大学(帝国理工学院、伦敦大学学院、伦敦政经学院等)
● 红砖大学(伯明翰大学、曼彻斯特大学、利兹大学、布里斯托大学、谢菲尔德大学和利物浦大学)
● 平板玻璃大学(萨塞克斯大学、兰卡斯特大学、东英吉利大学等)
● 新大学(曼彻斯特都市大学、威斯敏斯特大学等)
● 现代大学(伯明翰城市大学、南威尔士大学等)
以上这个清单几乎就是英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简史纲要,代表着高校的历史、文化、声誉,也或多或少地反映了它们的学术水准和生源质量。与此同时,英国高校为了凸显其传统或地域优势,自发形成各种联盟,比如罗素大学集团⁵、古典苏格兰大学、威尔士大学联盟等。这些组织虽然具有某些分类的特征,但未形成统一的分类标准。随历史进程自然形成的分类作为英国高校声誉和地位的象征,近年来为高校推行国际化所用,成为国际招生宣传的有效工具。
3.德国
与英国大学相比,德国高校的分类有较多政府干预的痕迹。1810年威廉·冯·洪堡(Wilhelm van Humboldt)提出“教学与科研相统一”的办学主张,反对大学传授实用的专门知识,将追求真理、传授不含任何目的的“纯粹科学”作为大学的首要任务。在这一思想影响下,德国形成了两大类高校:学术型大学(wissenschaftliche Hochschulen)规模庞大,专业领域综合(但一般不含工程技术专业),包括传统型大学(Universitaten)、工科大学(technische Hochschulen)、综合制大学(Gesamthochschulen)等;而非学术型院校则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由各类商业、农业、职业和专业技术学校升格而成的高等专科学校(Fachhochschulen),注重培养实用型人才,为学生的职业实践做准备。⁶
德国高校的分类是德国人在解决追求科学真理与培养大国工匠这对看似不可调和的矛盾时所表现的智慧。让学术型与非学术型大学各司其职,让不同类型的人才各取所需,这样的体制设计为德国在“二战”后经济与社会的迅速复苏及其后的崛起提供了有效保障。德国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制造强国,他们的高等专科学校功不可没。
然而,随着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崛起,德国高等教育昔日霸主荣光不再。为了提升德国高校的国际竞争力,打造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德国政府在 2005 年推出“卓越计划”(Excellence Initiative)。⁷这个计划反映了德国政府对于在各类高校间平均用力的资助模式的不满,希望通过给顶尖研究型大学注入额外资金来推进大学间的分化,打造一小批常青藤式的大学。
(二)中国香港的大学分类
2004年1月中国香港“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University Grants Committee,简称教资会)发表了一份报告⁸,对由特区政府资助的八所公立大学提出“角色差异化”(role differentiation)的要求。报告对于如何实现这个要求语焉不详,但其中有一句话透露了政府想要对八所大学进行分类管理的初衷:“提供更多的公共资金给一些选定的学科和大学,使之能够在国际水平上绽放光芒。”
此后十多年,教资会在大学拨款、学额分配和研究经费等方面不遗余力地推行“角色差异化”的政策,即给每一所大学分配一个角色,然后要求大学完全按照政府的旨意去开展研究与教学工作。具体说来,教资会指定香港大学(简称港大)、香港中文大学(简称中大)和香港科技大学(简称科大)为“研究型大学”,香港理工大学(简称理大)和香港城市大学(简称城大)为“应用型大学”,香港浸会大学为“教学型大学”,岭南大学为“文理学院”,香港教育大学为“师范学院”。
从高校管理的角度来看,教资会的分类便于政府集中精力和资源办好三所世界一流大学,在分配研究经费、本科学额及博士学额等方面简化行政手续,提高管理效率。对于这样的安排,港大、中大和科大当然比较满意,但城大和理大,特别是城大则与教资会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角力。
由于历史原因,香港的大学国际化水准较高,学校领导在办学理念上也比较开放。他们秉承当代高等教育领域里自由竞争的理念,不相信政府行政主导式的角色分配,认为这种长官意志不符合大学发展的规律。事实上,城大通过大学内部的“差异化”发展,突出工学院的优势,不顾政府反对创办动物医学院,通过全球招聘形成某些领域的人才高地,并在国际招生质量和数量上直逼欧美名校。⁹理大也不甘示弱,与内地高校紧密合作,积极参与国家航天工程并取得辉煌成就,而且在某些应用学科达到世界领先的地位。
城大和理大所取得的这些成就,本来应当让政府和全体市民感到骄傲,结果却让教资会陷入极其尴尬的局面。他们一方面在教学资源的分配上继续向其指定的研究型大学倾斜,并一再敦促非研究型大学回到各自给定的角色,另一方面却不得不肯定非研究型大学争创一流的努力,并在某些方面给他们“松绑”。例证之一:在对城大创办动物医学院围追堵截整整十年后,政府最后还是极不情愿地承认了它的合法地位,2019 年特首亲自来到城大,宣布将动物医学院纳入政府资助的项目。
参考文献:
[1]陈锋正,苗彦恺,冯启高,等.高等教育普及化背景下的中外高校分类发展研究[J].山东高等教育,2022, 10(1): 11 — 17;曹赛先.高等学校分类的理论与实践 [D].华中科技大学,2004;王茹,高珊,吴迪.美国2015版卡内基高等教育机构分类介绍 [J].世界教育信息,2017, 30(9): 41 — 43.
[2]Carnegie Classifi cation of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2024-10-11].https://carnegieclassifi cations.acenet.edu/.
[3]California Stat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1960). A Master Plan for Higher Education in California, 1960-1975. Sacramento, CA: California Stat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4]McCormick, A. C. & Zhao, C. (2005). Rethinking and Reframing the Carnegie Classi-fi cation. Change, 37(5), 51-57.
[5]罗素集团成立于1994年,由英国一流的研究型大学组成,成立之初包含20所大学,之后扩充至24所。该联盟被称为英国的常青藤联盟,代表着英国最顶尖的大学。
[6] 曹赛先.高等学校分类的理论与实践 [D].华中科技大学,2004: 22.
[7]Matthews, D. German Universities’ Path to Excellence [EB/OL]. (2019-07-31) [2024-10-11].https://www.insidehighered.com/news/2019/08/01/germanys-path-excellence-higher-education.
[8]University Grants Committee. Hong Kong Higher Education: To Make a Diff erence,To Move With the Time [EB/OL]. (2004-01) [2024-10-11]. https://www.ugc.edu.hk/doc/eng/ugc/publication/report/policy_document_e.pdf.
[9]城大在QS排名中一直在全球前100名之内,在2020年THE泰晤士高等教育最国际化大学排名中名列世界第一。
麦可思研究院:专注于高等教育的研究机构。自成立以来连续17年撰写出版“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就业蓝皮书),自2023年开始发布年度“中国—世界高等教育趋势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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