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体弱多病去东北，当师职后病休两年半，也有“战绩”：添俩儿子

抗战胜利后，上级调集各根据地部队、干部挺进东北，陕甘宁虽然没有调大批部队挺进东北，可延安调去不少干部去东北。

有些干部在七大结束后，被调去前线工作。很多前往山东工作的干部中途接到命令，转入东北工作。

杨永松被安排到山东干部第一队，全队男女100余人，有些带有妻儿前行。他带着怀孕的妻子和2岁的儿子，困难重重。从陕北到山东并不是直线行军，而是需要绕道根据地确保安全，这样路上花费时间就大大增加。

杨永松作为一家之主，身体并不好，出发前就得了胃肠炎，走路艰难，还要照顾妻儿。

说到他的身体，确实很差，耽误很多工作展开。

抗战时期，他跟随115师主力进入山东作战，担任师政治部秘书长，教导2旅5团政治处主任。1942年离开部队，到山东分局党校学习。1943年，被抽调到延安学习，临行前上级破格让其结婚。按照年龄和职务来说都不符合要求，正常情况下需要28岁，正团职，他才26岁，只是团政治部主任，考虑到延安学习不知道还会不会来，本着对女方负责的态度，组织上批准结婚。

去延安途中，要经过根据地，也要经过国统区，还有日占区，遇到的危险也是很多的，总的来说千里迢迢抵达陕北，留在绥德抗大总校担任秘书科科长，主要负责审查校部干部。在抗大期间参加劳动，因身体不好，无法劳动，负责照顾儿子，妻子纺纱。

对于第一个儿子到来，他们没有做父母的经验，但十分呵护，把每月配发的保健费还有妻子纺纱换的工钱给儿子日常生活花费。虽然生活艰难，但心情是愉快的。

1944年，他离开抗大去党校学习，1945年参加七大后，上级让从哪个根据地来的干部回哪去。山东的干部组成一个队伍出发。途中得知转入东北工作。他们行使途中，2岁的儿子患病，因为得不到及时治疗，在丰润县病亡。这对杨永松两口子是很大打击，第一个儿子就这样离开他们，但他们还有任务在身，不敢多耽误，就让人做棺材下葬后，继续北上。

一边忍受着病痛的折磨，一边是失去孩子的痛苦，在艰难的环境中，很难相信他们的意志力多么顽强。千里迢迢到东北后，路上遇到陈光后，被带去沈阳，让他找罗荣桓政委。

那时候东北人民自治军成立，不久后改为东北民主联军，让他担任政治部副秘书长。这个职务有多高呢？

那时候部队编制不统一，有些部队是旅，有些是师，但他们会想都是团。到1946年6月以后，部队统一改为师一级，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秘书长、副秘书长相当于正师、副师职务。1949年，增加兵团一级，四野政治部秘书长就相当于正军职，副秘书长相当于副军职。

当时的杨永松属于师职干部，在机关工作。政治部主要配合部队整军，一方面将出关的老部队编为合适野战纵队，一方面整顿、改造新收编部队，加强思想政治工作。

1946年4月后，谭政率领原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部机关人员进入东北，两个政治部合并后，原政治部主任陈正人调去前方担任省委书记兼东满军区政委，谭政从副主任改为主任。

杨永松被诊断肝病，加上患上痢疾没有痊愈，无法工作，被安排到大连养病，从此离开机关。

此后的东北部队在经历被动防御后，转为主动进攻，前线和后方得到提升，而他的重点就是看病。因为身体不好，没办法休息。不过，他也在后方有所收获，两个儿子先后出生，也算是弥补失子之痛。

他养病一直到1949年2月，平津战役都结束了，部队只差南下作战。他带着家人要求到四野工作，从沈阳入关找主力部队，被调去新成立的战车师政委。

4月以后，四野部队准备南下作战，考虑到特种兵纵队南下不利于作战，都是水网结构，因此没有让南下。也就是说，想着到前线发挥作用，因为情况变化无法实现。解放后，调任华北军区装甲兵政治部主任，后改为北京军区工程兵副政委、政委。1978年担任军区工程兵顾问，后以副兵团职离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