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春,东北局召开“高干会议”后,几位高级干部受到“高饶事件”影响而调离岗位。作为原东北局第二副书记的张秀山调去新成立的盘锦机械农场担任副场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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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职务来说,大军区主要干部改为农场副场长,相当于副处职务;行政级别从4级改为8级。
新中国成立后,地方和军队干部待遇经历供给制改为薪金制,是经历一个过程的。
1952年之前,干部级别没有评定,一切都是津贴制度,供给制度。自从评级后,干部的待遇改变了,但也不是薪金制,要比津贴多,比薪金制度少。
按照行政4级来说,如果放到1955年每月可以拿到四百多,但在1955年之前到1952年之间可以拿到200元。从数据来虽然有差距,但已经在向正规化过渡。
张秀山过去是行政4级,如果放到军队可是对应大将级别。他能被评为行政4级,或许因为在1952年之前被提拔为东北军区第二副书记,成为大区主要干部。像林枫东北局第一副书记,被评为行政3级,而东北局负责人兼任中央人民政府职务属于行政1级。
总的来说,东北局干部的行政级别高于其他五大局,像西南局第一副书记宋任穷,第二副书记张际春,第三副书记李井泉都是行政5级。
张秀山从大区到农场工作最直接的变化就是待遇,过去居住在沈阳,身边有秘书、警卫、司机等,生活上住着宽敞的房子,至少漫长的冬天暖气供应没问题。到农场后,待遇取消后,一切工作亲力亲为,居住的环境是两间平房,冬天取暖需要自己生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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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让他担心的是子女们,因为几个大的在沈阳读书,几个小的留在自己身边,而农场的教育以及农忙时无人看管孩子,很容易出现危险,一直在考虑是否调动工作。
那时候,中央派王震到农场视察,也来看看他所居住的环境如何,看到后不免有些感叹。房子不够住,都挤在一起睡。询问他们生活上有没有困难,张秀山妻子表示,他们夫妻俩在农场没有什么开销,生活上没有负担,总的来说还过得去。可王震回去后,把所见所闻汇报后,中组部每月给他额外补助120元。可从他侄儿那里得知,这钱就没有要,直接退回去了。
1959年,他被调动工作回沈阳,一家十几口人居住在一起,夫妻俩的工资加起来也就400元,看似不少,15口之家平均到每个人身上不算多。而且侄儿、侄媳妇因为学习工作也暂住在家里,还承担生活开销,因为侄儿暂时没有分配工作。
生活的压力很大,在待遇方面没有过多要求。因为自己已经提过一个要求从农场回城市工作。这是他唯一一次给上级提出要求,初衷也是考虑孩子教育、安全等方面。他的子女不少有8位。不同年龄,担心不在身边,几个大孩子出问题,工作起来怕几个小孩子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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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在农场,还是到沈阳农学院担任副院长,只是负责行政工作,不参与党委工作。直到1979年随着各方面形势的好转,他们过去所牵扯的问题被平反,重新安排工作,恢复了级别,而且还补发工资。
张秀山在特殊时期中断工作后,一次性拿到2万块钱,那可是70年代末。2万在当时是什么概念?普通工人工作一个月50元,高级工程师也不过百八十块,多少年才能赚到?而他把这笔钱全部上缴党费,认为是组织培养自己,应该把所得奉献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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