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退休后，老伴坚持AA制，他住院时要我照料，我：给钱也不伺候

当老陈躺在病床上，隔着一层白色的被单，用他那惯常不容置喙的语气让我去伺候时，我平静地看着他，一字一句地告诉他：“可以。按照市场上护工的标准，白天一百八，夜里加一百二，一天三百。另外，送饭的费用另算，买菜、做饭、加上我的辛苦费，一顿饭五十，一天三顿就是一百五。你先把一个月的钱，一万三千五，打到我卡上，我再开始干活。”

他那张因为生病而毫无血色的脸，瞬间涨成了猪肝色。

从我退休那天算起，这场名为“AA制”的婚姻实验，已经在我家推行了整整五年。一千八百多个日夜，每一笔水电燃气，每一袋米面粮油，都被他，我的丈夫陈建国，清清楚楚地记在那个牛皮纸封面的小本子上。那个本子，就像我们婚姻中间一道冰冷的墙，把四十多年的夫妻情分，隔绝得明明白白。

我忍了五年，也憋了五年。我以为这日子就会这么不咸不淡地过下去，直到我们俩都闭上眼。可谁能想到，这一切看似牢不可破的规则，会在医院这个最需要人情味的地方，被我亲手砸得粉碎。故事，还是要从五年前，我办完退休手续，满心欢喜回到家的那个下午说起。

第1章 一纸协议，两颗人心

五年前的那个初秋下午，阳光暖洋洋的，透过窗户洒在地板上，给屋里的一切都镀上了一层温柔的金边。我提着刚从单位领回来的退休纪念品，一个不怎么实用但沉甸甸的水晶摆件，哼着小曲儿回了家。

“老陈，我回来啦！正式退休，以后我可就是自由人啦！”我把东西往鞋柜上一放，心情好得像是要飞起来。

在厨房忙活的陈建国探出头，他戴着老花镜，手里还拿着一把青菜，脸上挂着一丝我当时没读懂的、郑重其事的微笑。“秀兰，回来了？辛苦了半辈子，总算歇下来了。快，坐下喝口水，我给你倒了温的。”

我心里一阵熨帖。陈建国这人，一辈子在机械厂做技术员，严谨、刻板，不解风情是出了名的。我们结婚四十年，他送我的礼物屈指可数，更别提什么浪漫的话。今天这番体贴，让我觉得退休生活开了个好头。

我端起水杯，美滋滋地喝了一口，开始畅想未来的日子：“老陈，我想好了，等过两天，咱们把家里收拾收拾，去云南玩一趟。年轻时就想去，一直没时间。现在好了，咱们有大把的时间。”

陈建国没接我这个话茬。他解下围裙，在我对面的沙发上坐下，从茶几下面摸出一沓A4纸，推到我面前。

“秀兰，你先看看这个。”

我心里“咯噔”一下，那股子轻松愉悦的劲儿瞬间散了一半。我太了解他了，每次他拿出这种严肃的架势，准没好事。

我拿起那几张纸，最上面一行黑体加粗的大字刺得我眼睛生疼——《陈建国与林秀兰家庭财务独立及共同支出分摊协议》。

协议？我和他，夫妻俩，需要什么协议？

我耐着性子往下看。协议里条款分明，逻辑清晰，不愧是他这个老技术员的手笔。大意是，我们俩现在都退休了，都有退休金，为了“避免日后因金钱产生不必要的矛盾”、“给儿子陈浩减轻负担”、“与国际先进家庭模式接轨”，他提议，从今天起，我们实行严格的AA制。

协议规定：

一、各自的退休金归各自所有，自由支配。

二、家庭固定资产（房子、车子）为共同财产，暂不分割。

三、日常生活开销，包括水电燃气、物业费、网络费、买菜钱、日用品等，每月月底结算，一人一半。为方便记账，由陈建国同志负责记录每一笔开销。

四、人情往来，各自亲戚的礼金由各自承担；共同朋友的，费用均摊。

五、医疗开销，各自的医药费由各自的医保和存款支付。

六、如有一方需要另一方提供超出“夫妻基本扶助义务”的额外照料，可参照市场价格进行有偿服务。

我一条一条地看下去，心一点一点地往下沉。看到最后一条时，我的手都开始发抖。什么叫“有偿服务”？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陈建国，你这是什么意思？”我的声音也跟着发起抖来，“我们是夫妻，不是合租的室友！过日子，哪能算得这么清？”

他推了推鼻梁上的老花镜，语气平静得像是在讨论一道数学题：“秀兰，你别激动，听我慢慢说。这不是算得清，这是叫‘明晰’。你看，我们厂里的老李，前阵子为了给他老娘看病，跟儿媳妇闹得多不愉快？还有隔壁的老王，他老婆偷偷拿钱补贴娘家侄子，现在俩人还在冷战。我们把钱分开，各管各的，不就没这些矛盾了吗？这对我们好，对儿子也好，将来我们俩谁先走了，账目也清楚，省得他为难。”

他的话听起来句句在理，可我听着，每个字都像一根冰冷的针，扎在我的心上。

“那你的意思，我给你做了四十年的饭，洗了四十年的衣服，这些都该跟你算钱是吗？”我气得口不择言。

“哎，你怎么能这么想？”他皱起了眉头，似乎对我的“不可理喻”感到失望，“以前是我赚钱养家，你操持家务，那是分工不同。现在我们都退休了，经济上平等了，生活方式当然也要与时俱进。你看电视里，国外的老夫老妻都是这样的，独立又互相尊重，多好。”

独立又互相尊重……我看着他那张认真的脸，突然觉得无比陌生。我们同床共枕四十年，养大了儿子，熬过了风风雨雨，到头来，在他眼里，我们的关系竟然可以用一纸协议来规范，可以用金钱来衡量。

那个下午，阳光依旧很好，可我却觉得浑身发冷。我们吵了，这是我们结婚以来吵得最凶的一次。我把那份协议撕得粉碎，扔在他脸上，骂他冷血，骂他自私。

他也不还嘴，就那么静静地看着我，等我发泄完了，他才慢悠悠地从抽屉里拿出另一份一模一样的协议，和一支笔。

“秀兰，我知道你一时接受不了。但这是对我们未来生活最好的安排。你今天不同意，明天我还会提。直到你同意为止。”他顿了顿，补上一句，“为了表示公平，从今天开始，家务我们也可以分摊，我负责买菜和拖地，你负责做饭和洗衣。”

我看着他那副油盐不进的样子，一股深深的无力感涌了上来。我知道，陈建国的脾气，一旦他认准了什么事，十头牛都拉不回来。

那天晚上，我们分房睡了。我在客房的床上，翻来覆去，一夜无眠。我想不通，真的想不通，日子怎么会过成这样。

第二天，餐桌上摆着他买回来的早点，豆浆油条。旁边，放着那份协议和他那个牛皮纸封面的小本子。他已经把早点的钱——八块钱，工工整整地记在了第一页，然后在我的名字下面，写上了“支出：4元”。

我的眼泪，在那一刻，悄无声息地掉了下来，滴进了豆浆碗里，又咸又涩。

最终，我还是妥协了。不是我认同他，而是我累了。我不想在退休的第一天，就把这个家闹得天翻地覆。我想，也许他只是一时糊涂，过阵子就好了。

我在那份协议上签了字，林秀兰。那三个字，我写得歪歪扭扭，像一个初学写字的孩子。

陈建国很满意。他小心翼翼地把协议收好，锁进了书房的抽屉里，仿佛那是什么珍贵的传家宝。

就这样，我们家，在一片祥和的表象下，开始了一场荒诞的“AA制”生活。而那个牛皮纸本子，成了我们之间唯一的、也是最冰冷的“信物”。

第2章 冰冷的账本，温热的饭菜

AA制的生活，像一台精密但没有温度的机器，开始在我们家运转起来。

每天清晨，陈建国会准时去楼下早市买菜。他买菜极有章法，小葱五毛，豆腐一块，猪肉十块二，他会把每一个摊主的报价都问清楚，然后选择性价比最高的。回来后，第一件事就是拿出他的宝贝账本，把今天的菜金一笔一笔记下，精确到角。

比如今天买了二十块钱的菜，他就会在账本上写：“11月5日，菜金20元，林秀兰应付10元。”然后把账本推到我面前，等我确认。

起初，我每次看到那个本子都气不打一处来，扭头不看。他就把本子放在那儿，也不催，等我做饭的时候，它在灶台边；等我吃饭的时候，它在餐桌角；等我看电视的时候，它在茶几上。像个沉默的讨债鬼，无声地提醒我，我们之间，账目分明。

后来，我麻木了。我拿出十块钱放在本子旁边，他便收起钱，在本子我名字的那一栏后面，打上一个红色的勾。那个勾，像一把小小的叉，叉掉了我们之间仅存的一点温情。

家务也如他所说，分得清清楚楚。他负责买菜、拖地、倒垃圾。我负责做饭、洗衣、收拾屋子。谁也不会多做一点，谁也不会少做一点。有一次，我晾衣服的时候，看到他换下来的袜子就在洗衣机旁边，顺手就想扔进去。可手伸到一半，又缩了回来。协议里没写，洗袜子算谁的。我突然觉得很可笑，也很可悲。

我们就像两个合租的舍友，严格遵守着合租协议。只是这对舍友，已经做了四十年的夫妻。

家里的气氛越来越沉闷。我们之间的话越来越少，除了“今天菜钱多少”、“该交水电费了”之外，几乎没有别的交流。他沉迷于他的账本和新闻，我则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了侍弄阳台的花草和看电视剧上。

电视剧里，那些夫妻吵吵闹闹，却透着一股子烟火气。而我们，连吵架的力气都没有了。因为所有的矛盾，似乎都可以用钱来解决。

有一次，家里的热水器坏了。我打电话叫了维修师傅，修好花了三百块。我先把钱垫付了。晚上，我把发票放在陈建国面前。

他扶了扶老花镜，仔细看了看发票，点点头，从钱包里掏出一百五十块钱递给我。

我没接，只是看着他：“陈建国，这热水器，我们用了十几年了。当年我们一起去商场挑的，你还记得吗？你说要买个好点的，这样冬天洗澡舒服。那时候，你一个月工资才多少钱？”

他愣了一下，眼神里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波动，但很快又恢复了平静。“记得。但那是以前。现在它坏了，修一下，一人一半，很公平。”

“公平？”我冷笑一声，“什么是公平？我每天在厨房里忙活两三个小时，给你做你爱吃的红烧肉，给你煲汤，这些时间，这些精力，你怎么不算进去？要不，以后你在外面吃，或者我给你做饭，你按小时给我开工资？”

这番话，是我积压已久的怨气。我以为他会生气，会跟我大吵一架。

没想到，他居然真的认真思考了一下，然后说：“你要是觉得不公平，可以。以后做饭的食材我们均摊，你的劳务费，我们可以商量一个价格。或者，我们轮流做饭，一人一天，这样最公平。”

我的心，在那一刻，彻底凉透了。

我突然明白，我根本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也无法温暖一颗已经用“公平”和“规则”包裹起来的、冰冷的心。在他构建的那个世界里，一切都可以量化，一切都可以计算，包括感情。

从那天起，我不再尝试与他沟通。我默默地收下了那一百五十块钱，也默默地收起了对这段婚姻最后的一点幻想。

饭，我照样做。但不再费心做什么红烧肉，煲什么汤。白菜豆腐，土豆青椒，怎么简单怎么来。反正，只是填饱肚子的东西，没必要投入感情。

我们的日子，就像那碗里的白开水，无色，无味。只有那个牛皮纸本子上的数字，在一天天增加，红色的小勾也越来越多，像一道道刻在我们婚姻墓碑上的划痕。

儿子陈浩偶尔会带儿媳方敏回来看我们。他们年轻人，心思敏锐，很快就察觉到了家里的不对劲。

有一次，陈浩趁他爸出去散步，悄悄问我：“妈，你跟我爸怎么了？感觉你们俩怪怪的，说话客客气气的，倒不像是夫妻，像是……同事。”

我还能说什么呢？难道告诉儿子，你爸现在跟我算账算到一毛一分？家丑不可外扬，我只能强笑着说：“没什么，人老了，话就少了。你爸那个人，你又不是不知道，闷葫芦一个。”

陈浩将信将疑，但也没再多问。

可那次，方敏无意中看到了茶几上的账本，她好奇地翻开看了看，脸色瞬间就变了。她把陈浩拉到一边，两个人嘀嘀咕咕了半天。

那天晚上，陈浩终于忍不住，找他爸谈话了。

第3章 儿子的电话，裂痕的预兆

父子俩的谈话是在书房进行的，门虚掩着。我假装在客厅看电视，耳朵却竖得老高。

“爸，你跟我妈这是在干嘛呢？我看了那个本子，水电费、买菜钱……你们怎么还记上账了？”陈浩的声音里带着困惑和一丝不易察觉的责备。

陈建国倒是理直气壮，声音不大，但很清晰：“这有什么问题吗？我跟现在都退休了，经济独立，AA制不是很正常吗？这是新时代的家庭观念，亲兄弟还明算账呢，何况我们这是为了避免以后产生矛盾。”

“什么新时代观念？爸，你这叫瞎胡闹！”陈浩的声调高了起来，“你们是夫妻，过日子是一起过，不是合伙开公司！你把账算得这么清楚，把妈的心都算凉了，你知不知道？”

“你懂什么？”陈建国也有些不悦，“我这是长远考虑。现在账目清晰，以后你们的负担也轻。再说了，也没反对，她签字同意了的。”

“她那是没办法！爸，你那脾气，决定的事谁能拉回来？妈那是让着你，不想跟你吵！你以为她心里舒坦？你看看她现在，话都少了很多，人也没以前精神了。你这是在折磨她！”

书房里沉默了片刻。我能想象到陈建国那张紧绷的、不以为然的脸。

过了一会儿，他才缓缓开口：“小浩，你不懂。过日子，说到底就是柴米油盐。把这些事理顺了，才能天下太平。感情不能当饭吃。我跟都这把年纪了，还谈什么情啊爱啊的，不实际。把钱管好，比什么都强。”

“爸！”陈浩的声音里充满了失望，“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钱是重要，但钱不是全部！妈为你操劳了一辈子，你现在退休了，不想着怎么对她好点，补偿她一下，反而跟她算计起一分一毫？你让她怎么想？”

“我怎么没对她好？家务我分担了，她的钱我一分没动，她想买什么就买什么，多自由。这难道不好吗？”陈建国振振有词。

这场谈话，最终不欢而散。陈浩气冲冲地从书房出来，看到我，欲言又止，最后只是重重地叹了口气，说：“妈，我爸他……你多担待点。不行的话，搬我那儿去住。”

我摇摇头，拍了拍他的手：“妈没事。你爸就是那个牛脾气，过阵天就好了。你们过好你们的日子就行，别操心我们。”

我不想让儿子为难。这是我和陈建国之间的事，终究要我们自己解决。

儿子儿媳走后，家里又恢复了死寂。陈建国大概是觉得在儿子面前丢了面子，一连好几天都没怎么跟我说话。账，还是照记。钱，还是照分。仿佛那场争吵从未发生过。

裂痕，却在无声中越扩越大。

转眼又过了两年。我的心，在日复一日的算计中，渐渐变得像一块被风干的石头，坚硬，且冰冷。我对陈建国，不再有任何期待。我们之间，只剩下那个账本维系的、脆弱的“公平”关系。

春天的时候，我报了个社区的老年大学，学国画。画画能让我的心静下来。在宣纸上，我画山，画水，画花鸟，就是不画人。我怕画出来的人，没有温度。

陈建国对此不置可否。学费是我自己的退休金付的，笔墨纸砚也是我自己买的，没有花他一分钱，他自然无话可说。

有时候，我画完一幅画，会挂在客厅的墙上。他走过路过，偶尔会停下来看一眼，然后淡淡地说一句：“这墨色，深了点。”或者“这竹子，画得还不如公园里的真竹子有劲。”

我知道，他是在用他那套技术员的逻辑来评判我的画。我不与他争辩。我只是默默地把画收起来。我的快乐，无需他懂。我的世界，也无需他参与。

我们就这样，在同一个屋檐下，过着两条平行线的生活。我以为，我们会一直这样平行下去，直到生命的尽头。

直到那天，他毫无预兆地倒下了。

那天是个周三，我刚从老年大学回来，手里还拿着一幅新画的兰花。一进门，就闻到一股浓烈的药油味。我心里一紧，快步走进客厅。

陈建国躺在沙发上，脸色苍白，额头上全是冷汗。他一只手紧紧地捂着胸口，呼吸急促。茶几上，倒着一瓶活络油。

“老陈！你怎么了？”我吓得魂飞魄散，手里的画“啪”地一声掉在地上。

他看到我，像是看到了救星，挣扎着说：“秀兰……我……我胸口疼得厉害……”

我来不及多想，立刻冲过去扶他，一边掏出手机，颤抖着手拨打了120。

在等待救护车的几分钟里，时间被拉得无比漫长。他靠在我身上，身体不住地发抖。那一刻，我忘记了什么AA制，忘记了那个冰冷的账本，忘记了五年来所有的委屈和怨恨。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他不能有事。

他毕竟是我的丈夫，是我儿子的父亲，是和我过了大半辈子的人。

救护车呼啸而来，又呼啸而去。在医院的急诊室外，我签了一堆字，垫付了所有的费用。医生说是突发性心梗，幸亏送来得及时，已经抢救过来了，但需要立刻住院，做进一步的观察和治疗。

我办好住院手续，把他安顿在病房里。看着他躺在病床上，戴着氧气面罩，身上连着各种仪器，我才后知后觉地感到一阵虚脱。

他缓缓睁开眼，看到守在床边的我，眼神复杂。他动了动嘴唇，似乎想说什么，但最终什么也没说。

那一夜，我在医院的陪护椅上守了他一夜。我看着他，这个曾经为我遮风挡雨，后来又亲手在我们之间砌起高墙的男人。我心里五味杂陈。

我不知道，这场突如其来的疾病，会把我们这段早已岌岌可危的婚姻，推向何方。但我隐隐有种预感，那个维持了五年的、荒诞的平衡，即将被打破了。

第4章 倒下的顶梁柱

陈建国在医院住了下来。

最初的两天，他很虚弱，话也说得少。我忙前忙后，给他擦身，喂水，跑上跑下地去缴费、拿药、取化验单。儿子陈浩和儿媳方敏也第一时间赶了回来，轮流在医院守着。

那两天，家里那套AA制的规则仿佛被按下了暂停键。没有人提，也没有人想起来。在生命和健康面前，那些鸡毛蒜皮的算计显得那么可笑和微不足道。

我以为，这场病，会让他有所反思，会让他明白，夫妻之间，最可贵的不是账本上的“公平”，而是危难之时的相互扶持。

然而，我很快就发现，我错了。

病情稳定下来后，陈建国的精神好了很多。他那套根深蒂固的观念，也随着身体的康复，迅速回到了他的脑子里。

他开始“指挥”我了。

“秀兰，家里的那个保温壶你给我拿来，医院这杯子水凉得快。”

“秀兰，明天记得把我那件蓝色的旧外套带来，病房里空调冷。”

“秀兰，我想吃你做的鱼汤了，医院的饭菜一点味儿都没有。”

他的语气，是那么地理所当然，仿佛我们之间从未有过什么协议，仿佛我依旧是那个召之即来挥之即去、无条件为他付出的妻子。

我默默地听着，一一照办。把保温壶拿来，把外套带来，回家炖了鱼汤，装在保温桶里给他送去。

我看着他一口一口地喝着我炖的汤，脸上露出满足的神情，我心里却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闷得发慌。

这五年来，他第一次对我“提要求”，而这些要求，全都关乎于我的付出和照料。他病倒了，那份协议里关于“家务分摊”的条款自动失效了，而他，似乎也心安理得地忘记了那最刺眼的一条——“如有一方需要另一方提供超出‘夫妻基本扶助义务’的额外照料，可参照市场价格进行有偿服务。”

他需要我的时候，我就必须是他的妻子。他不需要我的时候，我们就是“财务独立”的合伙人。天底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

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发生在他住院的第五天。

那天，陈浩公司有急事，必须赶回去。方敏也要上班，只能晚上过来。白天，就只有我一个人在医院照顾他。

上午，医生来查房，说陈建国恢复得不错，但还需要住院观察一周，并且叮嘱说，他这种情况，身边最好24小时不要离人。

医生走后，陈建国看着我，用一种不容商量的口吻说：“秀兰，你听到了吧？医生说不能离人。这样，你晚上也别回去了，就在这陪护床上睡。回家拿点换洗衣服就行了。”

我正在给他削苹果的手，停在了半空中。

我抬起头，看着他。他的眼神里没有一丝一毫的商量，只有命令和想当然。他觉得，我是他的妻子，照顾生病的他，是我的天职，是我的义务，是理所应当的。

五年了。

五年来，他用那个账本，一遍又一遍地向我强调我们的“独立”和“平等”。他让我明白，买一根葱都要平摊，用一度电都要计算。他亲手教会我，我们之间，是要算账的。

好啊，既然你要算，那我们就彻彻底底地算个明白。

我放下水果刀和苹果，擦了擦手，拉过一张椅子，在他病床前坐下。

我看着他的眼睛，用一种前所未有的平静语气，开口说道：“陈建国，照顾你可以。但是，我们得先把账算清楚。”

他愣住了，显然没明白我的意思。“算什么账？”

“算伺候你的账。”我一字一句，说得清清楚楚，“你忘了我们签的协议了？我给你念念，第六条：如有一方需要另一方提供超出‘夫妻基本扶助义务’的额外照料，可参照市场价格进行有偿服务。”

我看着他的脸，从错愕，到震惊，再到难以置信。

“你……你什么意思？”他的声音开始发颤。

“我的意思很简单。”我继续说，感觉自己冷静得可怕，“你现在需要我24小时全天候的照料，这已经远远超出了‘夫妻基本扶助义务’的范畴。按照协议，这是有偿服务。”

我顿了顿，给他时间消化，然后抛出了那个早已在我心中盘算好的价格。

“我打听过了，现在医院里一对一的护工，白天一百八，夜里加一百二，一天是三百块。另外，你还要吃我做的饭，送饭上门，这个服务也得算钱。买菜、做饭、加上我的辛苦费，一顿饭算你五十，不算贵吧？一天三顿，就是一百五。”

“所以，陈建国，你要我伺候你，一天总共是四百五十块。医生说你至少还要住一周，那就是七天。七天总共是三千一百五十块。为了方便，咱们可以按月结算。你先把一个月的钱，一万三千五，打到我卡上。钱到账，我立刻开始干活。端茶倒水，喂饭擦身，保证比外面的护工做得还好。”

“如果你觉得贵，也没关系。你可以自己请护工，或者让儿子给你请。我每天过来给你送个饭，这个钱，咱们可以到时候再算。”

我说完了。

病房里，死一般的寂静。

陈建国就那么直愣愣地看着我，嘴巴半张着，像是第一次认识我一样。他的胸口剧烈地起伏着，呼吸又开始变得急促起来。

那张因为生病而毫无血色的脸，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一点点涨红，最后变成了猪肝色。

“你……你……”他指着我，手指抖得像秋风中的落叶，“林秀兰，你……你疯了！我是你男人！”

“男人？”我轻轻地笑了，那笑声里，带着五年的冰霜和委屈，“陈建国，在你拿出那个账本，跟我算一毛钱菜金的时候，在你跟我说‘亲兄弟明算账’的时候，在你把我们的夫妻关系变成一纸协议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我是你老婆？”

“你跟我讲规则，讲公平，讲AA制，我都遵守了。现在，轮到你生病了，需要我了，你就想把规则扔到一边，开始讲情分了？”

“对不起，晚了。”

“是你亲手教会我，我们之间，凡事都要算清楚。”

“所以，现在，请你按照我们共同制定的规则来办事。给钱，我也不伺候了，你另请高明吧！” 我改了口，因为我突然意识到，我根本不是为了钱，我只是要一个公道，要一个说法。我不想再用我的付出去换取那冰冷的数字。

说完这番话，我感觉积压在心里五年的那口恶气，终于吐了出来。无比的畅快，也无比的悲凉。

我站起身，拿起我的包，不再看他一眼，转身走出了病房。

身后，传来了他气急败坏的咆哮声，以及监护仪器发出的、急促的警报声。

我知道，一场家庭风暴，即将来临。但我，已经不在乎了。

第5章 病床前的“审判”

我走出病房，并没有走远，只是在走廊尽头的窗边站着。风从窗户的缝隙里吹进来，有些凉，却让我混乱的头脑清醒了许多。

很快，护士闻声赶来，进了病房。紧接着，我听到了陈建国愤怒的吼声和护士轻声的安抚。我的心，像被一只手紧紧攥住，疼得厉害。但我知道，我不能回头。一旦回头，这五年的忍耐和今天的决绝，就都成了一个笑话。

没过多久，我的手机响了，是陈浩打来的。他的声音充满了焦虑和不解。

“妈！你怎么回事？我爸打电话给我，说你……说你要收钱才肯照顾他？还把他气得差点犯病！妈，这到底是真的假的？你怎么能这么做？”

儿子的质问，像一把锥子，刺在我的心上。我知道，在他看来，我的行为是多么的不可理喻，多么的冷酷无情。

我深吸一口气，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尽量平稳：“小浩，你先别急。你爸说的是事实，但不是全部的事实。你现在立刻到医院来，我当着你爸的面，把所有事情都跟你说清楚。”

挂了电话，我在走廊的长椅上坐下，静静地等待着我的“审判”。

一个小时后，陈浩风风火火地赶到了。他先是冲进病房看了看他爸，然后才黑着脸走到我面前。

“妈，我们进去说。”

我点点头，跟着他走回了那个让我窒息的病房。

陈建国已经平静了下来，只是脸色依旧难看。他靠在床头，看到我进来，重重地哼了一声，把头扭向一边。

陈浩搬了张椅子，坐在我们中间，俨然一副要开家庭法庭的架势。

“好了，爸，妈，你们俩都在。到底怎么回事，你们今天必须给我说清楚。”他看看他爸，又看看我，“妈，你先说。你为什么要这么做？钱就那么重要吗？他可是你丈夫，是我爸！”

我没有立刻回答他，而是从我的包里，拿出了一个东西，放在了床头柜上。

是那个牛皮纸封面的账本。

这五年来，陈建国记账，我也没闲着。他记的是支出，我用手机拍下了每一页的内容。来医院的时候，我特意把这个本子也带来了。我有一种预感，它会派上用场。

“小浩，你先看看这个。”

陈浩疑惑地拿起本子，翻开了第一页。

“2018年10月12日。早餐，油条豆浆，8元，林秀兰应付4元。午餐，买菜15.5元，林秀兰应付7.75元。晚餐……”

他一页一页地翻下去，脸色越来越凝重，翻页的速度也越来越慢。账本里，密密麻麻，记录了五年间我们共同生活的每一笔开销。从几千块的家电，到几毛钱的葱姜蒜，无一遗漏。每一笔后面，都有一个红色的勾，证明我已经付过钱了。

病房里静得可怕，只剩下纸张翻动的“沙沙”声。

陈建国看着那个账本，脸色由红转白，嘴唇翕动着，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终于，陈浩翻到了最后一页。他抬起头，眼神里充满了震惊和痛苦，他看着我，又看看他爸，声音沙哑地问：“这……这是真的？五年……整整五年，你们就是这么过来的？”

我点点头，眼泪终于忍不住掉了下来。这五年的委屈，在儿子看懂了的那个眼神里，瞬间决堤。

“是真的。”我哽咽着说，“从我退休那天起，你爸就拿着一份协议，告诉我，我们家要实行AA制。他说这是为了公平，为了不给你添麻烦。我不同意，他就天天逼我。最后，我签了字。”

“这五年来，我们家买一袋盐，他都要记账，然后让我付一半的钱。家里的水电费，物业费，全都是精准到分，一人一半。我们不像夫妻，小浩，我们就像两个最计较的合租室友。”

“我做的饭，他只付食材的钱，我的辛苦，我的时间，在他眼里一文不值。我给他洗了四十年的衣服，他觉得理所当然。我生病的时候，自己去医院，自己买药，因为协议里写着，医疗费用各自承担。”

“可是现在，他病了。他倒下了。他就觉得，我应该理所当然地、二十四小时地伺候他。他怎么就不想想，按照他的逻辑，我的付出，我的照料，难道就不是成本吗？就不该算钱吗？”

“他跟我讲了五年的道理和规则，好，今天我就跟他把这个道理讲到底！我不是为了那几百块钱，我就是要问问他，陈建国，你的心到底是不是石头做的？你把夫妻的情分，都算计到哪里去了？”

我一口气把所有的话都吼了出来，吼得撕心裂肺。

陈浩听完，沉默了。他低着头，肩膀微微颤抖。过了很久，他才抬起头，眼睛红红的，看着病床上的陈建国。

“爸，妈说的，都是真的吗？”

陈建国张了张嘴，脸色灰败，像是瞬间老了十岁。他避开儿子的目光，低下了头，算是默认了。

“爸……”陈浩的声音里充满了失望和痛心，“你怎么能……你怎么能这么对我妈？这就是你说的‘为了我好’？你把我们这个家，弄成什么样子了！”

他站起身，走到陈建国面前，拿起那个账本，一页一页地，慢慢地撕掉，然后狠狠地扔进了垃圾桶。

“这个破玩意儿，从今天起，不许再出现在我们家！”

陈建国看着那些碎片，浑身一震，像是被撕掉的是他自己的一部分。他抬起头，看着我，眼神里第一次出现了慌乱和……一丝悔意。

那一天，陈浩没有去上班。他给我爸请了一个护工，然后把我拉出了医院。

他带我到外面的一家餐厅，给我点了我爱吃的菜。

“妈，对不起。”他给我夹了一筷子菜，低声说，“这些年，是我疏忽了，我没能及时发现你们的问题。让你受委屈了。”

我摇摇头：“不怪你，这是我和你爸之间的问题。”

“妈，我支持你。”陈浩看着我，眼神坚定，“你做得对。爸这次是太过分了。是该让他好好反省反省了。这几天，你就别去医院了，好好在家休息，或者去老年大学上上课，散散心。爸那边，有我，有护工，你放心。”

儿子的理解和支持，像一股暖流，温暖了我冰封已久的心。我点了点头，眼泪又一次不争气地流了下来。但这一次，是温暖的泪。

第6章 一场家庭风暴

我真的听了儿子的话，一连三天没有去医院。

第一天，我心里七上八下的。一会儿担心陈建国病情会不会反复，一会儿又担心护工照顾得不周到。几十年的习惯，不是说改就能改的。我做了午饭，习惯性地盛了两碗，才想起他不在家。看着空荡荡的对座，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到了晚上，我还是忍不住给陈浩打了个电话，旁敲侧击地问了问他爸的情况。

“挺好的，妈，你放心。”陈浩在电话那头说，“护工是个经验丰富的阿姨，照顾得很细心。我爸今天还自己下床走了走。就是……不怎么说话，一直看着天花板发呆。”

挂了电话，我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但另一块石头又悬了起来。发呆？陈建国那样的人，脑子从不空着，他会想些什么呢？是在反省，还是在生我的气，盘算着怎么“报复”我？

第二天，我去了老年大学。同学们都说我气色不好，问我是不是家里出了什么事。我笑着搪塞过去，画画的时候却总是走神，一滴墨，洇湿了一整张宣纸，就像我此刻混乱的心情。

第三天，我把家里彻彻底底地打扫了一遍。把所有陈建国的东西都整理得井井有条。我发现，这个家里，处处都是他的痕迹，也是我们共同生活过的痕迹。那张我们一起挑的沙发，那个他亲手装的吊灯，阳台上那盆他总嫌弃却又天天浇水的君子兰……

没有他的日子，家里安静得可怕。这种安静，和我之前感受到的那种死寂又不同。以前是两个人在同一个空间里的疏离，而现在，是一个人的孤独。

我开始问自己，我真的想和他彻底分开吗？我想要的，到底是什么？

是报复的快感吗？好像有，但很短暂。是想让他尝尝被冷落的滋味吗？似乎也不是。

我想要的，不过是一句道歉，一个拥抱，一份发自内心的尊重和疼惜。我想要的，是那个会为我挡风遮雨的丈夫，而不是那个拿着账本跟我计较一分一毫的合伙人。

就在我胡思乱想的时候，门铃响了。

我打开门，是陈浩，他身后，站着面色憔悴的陈建国。

他出院了。

我愣在门口，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

还是陈浩打破了尴尬，他扶着他爸，笑着说：“妈，医生说爸恢复得很好，可以回家静养了。我给办了出院手续。”

陈建国穿着我给他送去的那件蓝色旧外套，手里拄着一根拐杖，那是陈浩新给他买的。他看着我，眼神躲闪，嘴唇动了动，似乎想说什么，却又咽了回去。

我默默地让开身子，让他们进来。

家里还保持着我刚打扫完的样子，窗明几净。陈建国环顾四周，目光最后落在了那面曾经挂着账本的墙上，现在那里空空如也。

陈浩把他扶到沙发上坐下，又给我使了个眼色，然后找了个借口：“哎呀，我公司还有个会，我得赶紧回去。爸，妈，你们俩好好聊聊。爸，你刚出院，别惹妈生气了啊！”

说完，他就溜之大吉，把这个烂摊子留给了我们两个。

门关上的那一刻，客厅里的空气仿佛都凝固了。

我给他倒了杯温水，放在他面前的茶几上，就像五年前，他给我倒水，然后拿出那份协议一样。真是风水轮流转。

“喝水吧。”我说。

他端起水杯，手有些抖，喝了一口，又放下。

我们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今天是不打算开口了。

“秀兰。”他终于说话了，声音沙哑，带着一丝疲惫，“对不起。”

我浑身一震，以为自己听错了。

我抬起头，看向他。他没有看我，而是低着头，看着自己的手。

“这些年……是我混蛋。”他继续说，“我以为我那套是对的，是为大家好。我把日子当成了算术题，以为只要数字对了，结果就一定对。我忘了，过日子，不是做题。”

“在医院那几天，我一个人躺在床上，想了很多。护工照顾得再好，那也是工作，到点就下班。小浩再孝顺，他也有自己的家，自己的事。夜里，我胸口闷，想喝口水，都得按铃等半天。那个时候，我才真正明白，什么叫孤单，什么叫害怕。”

“我想起了年轻的时候，你生小浩，难产，在医院里住了半个月。我那时候，也是这么衣不解带地守着你。那时候，我没觉得累，没觉得苦，就一个念头，只要你跟孩子好好的，我做什么都愿意。可我……我怎么就把那份心，给过没了呢？”

他的声音里，带着深深的懊悔。我听着听着，眼圈就红了。

他从口袋里，颤颤巍巍地摸出一个东西，放在茶几上，推到我面前。

是一张银行卡。

“这里面，是我全部的积蓄。密码是你的生日。”他说，“以前，是我对不起你。以后，这个家，你来当。钱，都归你管。我……我只求你，别不要我，别不理我。”

说到最后，这个一辈子要强、固执的男人，声音里竟然带上了一丝乞求的意味。

我的眼泪，再也控制不住，大颗大颗地掉了下来。

我等了五年的，不是这张卡，不是这些钱，而是他此刻的这番话，这份醒悟。

第7章 撕掉的账本，愈合的心

我没有去接那张银行卡。

眼泪模糊了我的视线，我看着眼前这个头发花白、身形佝偻的男人，他不再是我心中那个顽固不化、冷酷无情的“账房先生”，而是一个犯了错、知道悔改、并且害怕被抛弃的、我的丈夫。

我抽了张纸巾，擦了擦眼泪，也帮他擦了擦不知何时也湿了的眼角。

“卡，你自己收着。”我的声音还有些沙哑，但已经平静下来，“你的钱还是你的钱，我的钱还是我的钱。我们不需要谁来管谁，我们需要的是……像一家人一样过日子。”

陈建国抬起头，浑浊的眼睛里充满了不确定。“秀兰，你……你这是原谅我了？”

我摇了摇头，又点了点头。

“陈建国，原谅你，没那么容易。五年的隔阂，不是三言两语就能消除的。但是，不原谅你，我也过不去我自己心里那道坎。”我看着他的眼睛，认真地说，“我们可以……试一试。重新开始，试一试。”

“试一试，学着怎么好好做一对夫妻。不是合伙人，不是室友，是夫妻。”

他的眼睛里，瞬间迸发出了光彩，是那种久违的、充满希望的光。他用力地点着头，嘴里不停地说：“好，好，我们试试，我们重新开始。”

那场席卷我们家的风暴，就这样，在一个充满泪水和忏悔的下午，渐渐平息了。

日子，要重新过。但怎么过，是个需要慢慢摸索的问题。

陈建国出院后，身体还需要静养。我自然而然地承担起了照顾他的责任。我给他做他爱吃的、但又适合他病情的清淡饭菜，陪他去楼下花园散步，监督他按时吃药。

他变得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我做饭的时候，他会拄着拐杖，在厨房门口看着，陪我说话。虽然说的都是些“今天菜市场的西红柿新不新鲜”之类的废话，但厨房里不再只有我一个人和油烟机作伴。

我拖地的时候，他会赶紧说：“秀兰，你歇着，等我好了，这些活都我干。”

我给他端药送水，他会笨拙地说一句：“谢谢，辛苦你了。”

这些微小的变化，像春雨，无声地滋润着我早已干涸的心田。

那个被撕碎的账本，自然是消失了。家里的开销，又回到了从前的样子。我去买菜，用的是我们俩放在一起的“家庭基金”。他主动把他的退休金卡交给我，说以后家里的开销都从这里面出。

我没要。我只是提议，我们俩每个月各拿出一部分钱，放在一个公共账户里，用于家庭日常开销。剩下的，还是各管各的。

“这不又回到AA制了吗？”他有些紧张。

“不一样。”我笑着解释，“以前的AA，是算计，是分割，是把‘我们’拆成‘你’和‘我’。现在的这个公共账户，是规划，是承担，是为了‘我们’这个家。钱分开，但心要在一起。我们都有自己的兴趣爱好，有自己的社交圈子，留点私房钱，彼此都更自由，不是吗？”

他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但只要是我说的，他都无条件同意。

我明白，信任和亲密的重建，需要时间。我们都需要空间，也需要找到一种新的、健康的相处模式。既不是过去那种毫无边界的传统模式，也不是那五年极端冷漠的AA模式。

我们开始有了真正的交流。

晚上，我们不再是一个看电视，一个玩手机。我们会坐在一起，聊聊白天发生的事。我跟他说老年大学里同学的趣事，他跟我讲新闻里看到的国家大事。虽然有时候还是会因为观点不同而争论几句，但争论过后，不再是冷战，而是他会主动给我递个水果，说：“听你的，听你的，你说得都对。”

有一次，我们聊起了儿子陈浩。

“这次，多亏了小浩。”陈建国感慨道，“要不是他把我骂醒，我可能还钻在牛角尖里出不来。这孩子，长大了，比我懂事。”

“他也是心疼我们。”我说，“他夹在中间，最是为难。”

“是啊。”陈建国叹了口气，“秀兰，等我身体好利索了，我们把小浩和方敏叫回来，一家人，好好吃顿饭。我……我要当着他们的面，跟你道歉。”

我拍了拍他的手：“都过去了。只要以后好好过，比什么都强。”

那个下午，阳光很好。我们坐在阳台的藤椅上，看着那盆被他养得很好的君子兰，第一次觉得，退休后的生活，或许真的可以像当初想象的那样，安逸而温暖。

心里的那堵墙，虽然没有完全消失，但上面已经透进了光。

第8章 余生，我们好好过

时间是最好的疗伤药。

一转眼，半年过去了。陈建国的身体完全康复了，甚至比生病前还要精神一些。他戒了烟，听我的话，每天坚持锻炼，脸色红润了不少。

我们的家，也彻底变了样。

最大的变化，是烟火气又回来了。

陈建国爱上了研究菜谱。他会对着手机上的美食视频，像做科学实验一样，精确地称量每一克盐，每一毫升酱油，然后兴致勃勃地做出一道新菜，一脸期待地等我品尝。虽然味道时好时坏，但看着他那副认真的样子，再难吃的菜，我也能吃得津津有味。

家务活，他抢着干。他说，前半辈子我辛苦了，后半辈子该他伺候我了。我拗不过他，只好由着他去。看着他在厨房里忙碌的身影，我常常会想起多年前我们刚结婚时的样子，那时候，他也喜欢下厨，只是后来工作越来越忙，生活压力越来越大，我们都渐渐被磨去了最初的热情。

我们一起去了云南。

这是我念叨了半辈子的旅行，终于成行。我们没有跟团，而是选择了自由行。陈建国负责做攻略，订酒店，查路线，安排得井井有条。我们去了大理，看了苍山洱海；去了丽江，逛了古城；去了香格里拉，感受了雪山的壮丽。

旅途中，他像个年轻小伙子，帮我背包，给我拍照。他的拍照技术一如既往地糟糕，不是把我拍得模糊不清，就是背景里总有乱入的路人。我一边嫌弃他，一边把那些“废片”都小心地存好。

在洱海边，我们租了一辆双人自行车。我坐在后面，搂着他的腰，感受着风从耳边吹过。他卖力地蹬着车，气喘吁吁地问我：“秀兰，我蹬得还行吧？没给你丢人吧？”

我把脸贴在他的背上，笑着说：“还行，比年轻时候有劲儿。”

那个瞬间，我仿佛觉得，我们之间那五年的冰封岁月，都融化在了洱海温柔的风里。

回家后，陈建国做了一个决定。他把他书房里那个曾经用来放协议和账本的抽屉，清空了。然后，把我们去云南旅行的照片，洗了出来，做成了一本厚厚的相册，郑重地放了进去。

他说：“以后，这个抽屉，就专门放我们家开心的回忆。”

我看着他，笑着点头。

我重新开始画画。有一次，我画了一幅《雨后芭蕉》。陈建国站在旁边看了很久，然后说：“秀兰，这画……真好。看着心里特别安静。”

我知道，他不是在敷衍我。他是真的看懂了画里的那份宁静和生机。

我们的关系，在经历了那场几乎要颠覆一切的风暴后，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和谐与平衡。我们依然是独立的个体，有各自的爱好和空间，但我们的心，却前所未有地紧密。我们学会了尊重，学会了沟通，更重要的是，我们学会了如何去爱一个真实的、不完美的对方。

那场关于AA制的荒唐实验，像一场高烧，烧尽了我们婚姻里潜藏的脓疮，也让我们在痛苦和反思中，获得了新生。

我常常在想，如果陈建国没有生那场病，如果我没有在病床前说出那番决绝的话，我们的生活会是怎样？或许，我们就会在那种相敬如冰的客气中，耗尽余生。那样的人生，想起来，真是不寒而栗。

生活没有如果。我很庆幸，我们都在悬崖边上，拉了对方一把。

现在的我们，依然会为“晚饭吃什么”这样的小事争论，依然会因为看不同的电视频道而抢遥控器。但我们都知道，这些吵吵闹闹的烟火气，才是婚姻最真实、最温暖的底色。

至于钱，它依然重要，但我们都明白，它只是生活的工具，而不是衡量感情的标尺。真正无价的，是病床前那一杯温热的水，是回家时那一盏等待的灯，是风雨来临时，那个可以让你毫不犹豫依靠的肩膀。

余生还长，我们，要好好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