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地分兵：毛主席自认的“至暗时刻”，徐向前为此曾痛哭一场

每个人都有人生最困惑、最无助的时刻，哪怕心理再强大的人也是如此，就连毛主席也有自己的“至暗时刻”。

1960年10月22日，那个写下了《红星照耀中国》的美国记者斯诺再次来到中国，对毛主席进行了一番采访。

作为很早就已相识的故人，两人的交流非常愉快，因气氛到位，斯诺就询问出内心深藏已久的问题：什么是你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

斯诺是专门研究过毛主席的，他本以为主席会回答在中央苏区受到排挤的那几年，或是抗战初期命令无法出延安，亦或是解放战争之初转战陕北日夜面临轰炸...

结果毛主席沉思半晌回答：那是在1935年的长征途中，左路军右路军时，内部出现了斗争。能让主席一直记住了几十年，当初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红四方面军会师于懋功，14日时两部携手举行了庆祝大会。

这本来是一件万分高兴的事，可惜当时两部实力有些不对等。红一方面军已转战大半年，经历了湘江血战、四渡赤水、金沙江、大渡河等等一系列战事，自身伤亡很大。

包括毛主席在内的万余指战员都风朴尘尘、一脸憔悴，一眼看上去情况就不乐观。

而红四方面军才从川陕根据地转出没多久，先前又拿下几个胜利，麾下的八万人员精神都较为饱满。两相一对比，就出现了“弱干强枝”的表象。

红四方面军张某见此情况，内心的欲望瞬间膨胀，他仗着兵强马壮不断向中央要权，迫使中央在很多方面妥协。

不过，在涉及到原则性问题时，毛主席还是坚定拒绝了。张某见一时难以得手，便假意赞同中央北上的决定，只是，他的内心还在另择时机。

中央军委随后做出决定，以红5军、红9军、红31军、红32军、红33军等部为左路军；以红1军、红3军、红4军、红30军等部为右路军，两路一同按照夏（河）洮（河）战役计划进发。

当时为达成统一，军团番号统一改为军，左路军的红5军、红32军（即红九兵团）、右路军的红1军、红3军都是原中央红军的部队，其余皆是原红四方面军。

领导班子方面也混合了，毛主席、周总理、徐向前、陈昌浩等在右路军，朱德和刘伯承等人则被安排到了左路军，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某也在左路军。

实质上就形成了左路军以红四为主、右路军以红一为主的情况。

1935年8月26日，右路军成功过草地到达班佑、巴西地区，由于红3军尚在途中、红1军减员过多，前敌指挥部总指挥徐向前建议由红4军、红30军执行攻取包座的任务。

一番激战过后，包座被顺利拿下。按照约定，右路军已经将前进的道路打通，左路军也可以赶来汇合了。可现实是，左路军迟迟未动，好不容易刚进入草地，张某又发电报反悔：

上游侦查70里，亦不能徒步和架桥，各部粮食能吃三天，二十五师只两天，电台已绝粮，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待自毙，无向导，结果痛苦如此，决于明晨分三天全部赶回大坝。

这些话，完全是借口，右路军已经帮忙将草地的情况摸清楚，左路军在此基础上情况会好很多。且包座已被攻占，左路军过草地不用担心敌情。

至于说涨水无法渡河，左路军中有一支规模不小的造船队，完全能应付。粮食方面他们出发的阿坝也远比右路军出发的毛尔盖更好筹集物资。

所以，并不是外在原因让左路军无法过草地，纯属张某自己有了其他想法。很快，他还将想法变成行动。9月8日，张某给詹才芳发了一封电报：

“才芳：

甲、91师两团，即经梭磨直到马尔康、卓克基待命，须经之桥则修复之。望梭磨、康猫寺路，飞令军委纵队政委蔡树藩所率 人马移到马尔康待命。如其（不）听则将其扣留，电复处置。

朱、张 8日”

落款的“朱”是朱德总司令，此时朱老总在左路军中备受排挤，没什么权力，电报仅仅挂个名，实际还是张某的意思。

内容里的蔡树藩一直是中央红军的干部，从这封密电可以看出，张已做好武力相向的准备，凡是不听他命令的人都可能会被扣留。

次日，右路军的叶剑英在开会时见到一封张某发给陈昌浩的电报，内容颇为严厉，当晚中央机关就率红1军、红3军单独北上了。

同在右路军的徐向前是次日起床才得知这一消息，他当时心情特别沉重，陈昌浩发电报来问怎么办，他回答：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警戒部队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

在回忆录中，徐帅也给老搭档证明了一点，陈昌浩也明确了不能打。当时陈是政委，拥有最后决定权，此事这个态度还是值得肯定的。功是功，过是过。

那天徐帅整个人都非常低落，到底该带红4军、红30军北上还是南下？考虑到陈是跟随张某的，自己一个人没办法带队走，最终他还是率部去跟红四方面军汇合了。

在《历史的回顾》里，徐帅记下了当天自己的想法和心态：

“那天早上，前敌指挥部开了锅，人来人往，乱哄哄的。“男儿有泪不轻弹”，然而那两天我想来想去，彻夜难眠，忍不住偷偷哭了一场。我内心很矛盾。走嘛，自己只能带上个警卫员，骑着马去追。

那时陈昌浩的威望不低于我，他能说会写，打仗勇敢，又是政治委员。我一个人是带不动队伍的，最多只能悄悄带走几个人。想来想去，还是决定和部队在一起，走着看吧！”

这个决定，对徐帅后来的影响很大，对当时的红4军、红30军影响也很大，他们去跟左路军会合时，调头又走了一次草地，增加了无谓的非战斗减员。

10月5日，两部汇合后，张某在卓木堡召开会议，会上争论得很激烈。

红军总司令朱德说：“大敌当前嘛！天下红军是一家。不论发生多大的事情，都是红军内部的问题，大家要冷静，要找出解决办法，可不能让敌人看我们的热闹。”

之后刘伯承也发表了看法，呼吁团结。奈何此时大权在张某手里，他们的话没起到作用。

张某说“打下成都吃大米”，但部队在百丈关遭遇了巨大损失，只好转而向西进驻甘孜。

后来，红二方面军赶到会师、张浩又带回了共产国际支持毛主席的指示，张某只好放弃错误想法，三大主力得以会师于陕北。

最后还是感慨一下，毛主席的眼光真是远超他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