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3月的一个午后,刘竹溪对前来看望的战友说:‘我这身子,怕是再跟不上部队的节奏了。’”一句轻描淡写,却把多年积攒的旧伤赤裸裸摊在了阳光底下。那一年,军衔制即将取消,许多人都在琢磨最后一次晋升的机会,他却拿起病历本,递交了离休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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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时针拨回1920年,山东肥城一个贫寒农家,刘竹溪呱呱坠地。家里穷得叮当响,母亲靠给人缝补旧衣换来零碎粮食。乱世童年里,饥荒与逃难是常态,眼前的一幕幕让这个孩子很早就明白:日子能不能翻身,得靠自己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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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爆发时,他成了“铁路段学徒”。白天抡锤扳道岔,夜里听日本汽笛轰鸣。一次募捐,他把母亲给的五块银元全塞进木匣,引来同事一句调侃:“小刘,你这是吃错药了?”年轻人只是笑:“钱在兜里没用,散出去能救命。”几个月后,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丢掉学徒工牌,换上一身灰色粗布军装。
1940年初冬,小清河北岸杀声震天。作为指导员,他率一个排在魏家堡伏击日军辎重。敌人刚在公路旁架起机枪,数颗手榴弹已呼啸而至。爆炸过后,刘竹溪的左臂被子弹撕开,血顺着棉衣直流。他只用绑带一勒,继续招呼弟兄:“抓紧压火力点!”战斗结束,我军俘敌百余,缴获重武器一批,小清河北的抗日形势随之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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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只是序曲。解放战争中,他从连指导员一路做到了副团长、师参谋长。苏北、鲁中、淮海……大大小小一百六十多次战斗,他几乎场场到前沿。一次炮击碎了七颗牙,军医从嘴里拔出带血残根,他却在笔记本上写下作战要点,递给团长:火力可借敌左翼高地。医护气得直瞪眼,他只摆摆手。
烈度高、负荷大,伤痕也一层压一层。统计时,身体里留存二十八块弹片,深入肌理,稍一劳累便像蚂蚁啃骨。1955年授衔,他被评为上校。有干部替他抱不平:“论战功,你完全够大校。”他摇头:“头顶的星再多,也挡不住伤口往外渗血。”那时,他已清楚自己和冲锋号渐行渐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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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岁离休,外人难免惊讶。可医生的诊断单摆在那儿:心肺功能递减,弹片移位风险高。组织批准,他搬进了济南干休所的小院。没人喊冲锋号,反倒是闹钟按时响。他按医嘱吃药、练太极,逢雨天疼得厉害就干脆坐在廊下看书。他常说,“命是战友们拼来的,现在得替他们多活几年。”
离休不等于脱离。上世纪七十年代,他主动整理战时日记,写成《前线断想》五十多万字。许多年轻干部第一次读到“用剩下的弹夹做火药包”这种细节,才真正理解当年的艰苦。座谈会请他讲课,他总把残损的军帽放在桌上:“别当摆设看,这是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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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他晚年对技术兵器尤其上心。听说部队在试验新型雷达,他托人要来图片,端详半天才松口气:“如果当年有这玩意,兄弟们能少流多少血。”情感真挚,却绝不煽情。对话间,他经常一句“数据精确吗?”把年轻军工逼得满头大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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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一个深秋夜,老人在济南病故,享年九十。28块弹片陪他走到了终点,火化时还能听见金属敲击声。战友说:“竹溪这一辈子,没让枪口背过身。”话不多,却比长篇颂词分量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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