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染的军功章

来源：滚动播报

（来源：中国国防报）

每天早晨六点半到七点，离哨所不远的小镇村口，总有一个老人的身影出现。晴日里，他拄着枣木拐杖蹒跚晨练，杖头叩击路面的声响格外清亮；雨天，他静立楼下，目光越过江面，仿佛要穿透水雾望到对岸去。

战友告诉我，这位老人叫孟宪功，是一名抗美援朝老兵。我留意过，老人常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藏青色中山装，饱经风霜的脸上沟壑纵横。那双布满老茧的手，指节粗大，皮肤皲裂。唯有抚摸军功章时，他混浊的眼睛里会泛起少有的温柔。

“别看孟大爷面相凶，其实心肠软得很嘞。”社区主任笑着递来热茶，“就是这倔脾气，年轻时没少得罪人。”当年，得知招募志愿军战士的消息，孟宪功顾不上和妻子道别，就应征入伍跟着大部队走了。退役后，公社给功臣分粮，见孟宪功日子过得紧巴，便多给他称了5斤。他原封不动退了回去，还在大会上先批评工作人员，再检讨自己“没带好头儿”。这股较真儿的劲头一直没有变——前些年在小镇集市上，他发现屠户卖注水肉，便攥着屠夫的胳膊直奔派出所。

在孟老简朴的两居室里，老式五斗柜立于客厅东侧。五斗柜上方的墙上挂着相框，里面叠放着不同年代的照片。“我们星夜奔袭至阵地前沿时，黑压压的敌机群已俯冲扑来。”孟老的手指划过相框，1952年2月的战斗情景脱口而出。

那一夜，孟宪功所在连队刚做完补充就投入战斗。炸弹与凝固汽油弹如密集的黑色冰雹砸落，每一次爆炸都像大地在嘶吼，火光把夜空烧得通红。孟宪功在射击位间穿梭，机枪枪管烫得灼手。倒下一个战士，立刻有人顶上来，血与泥糊满脸庞。全排顶着弹雨死拼，5次打退敌人的冲锋，守住了阵地。

战斗胜利，孟宪功荣立三等功，但他没有因为立功而开心。好几个战友牺牲了，他至今记得战友弥留之际的眼神和期盼。

“这枚三等功奖章，沾有牺牲战友的血。”孟老从五斗柜里捧出一个木盒，里面是带着岁月痕迹的军功章。

1952年11月的一次战斗中，孟宪功和战友在零下20摄氏度的雪地里潜伏一天一夜。当敌军坦克群压过来时，孟宪功抄起爆破筒冲在最前方，左腿被弹片撕开一个大口子，后来昏死过去。醒来时，孟宪功发现一个战友趴在他身上。战友的鲜血浸透孟宪功的军衣内衬，凝在口袋里的这枚奖章上。

山高谷深，气温极低。部队昼伏夜行，常有战士走着走着就栽倒，再也起不来。大家饿了只能抓把雪抿进嘴，“雪化了才觉出，嘴里还卡着弹片。”孟老说，每次战斗结束，他们就摸黑分组，拼死也要把战友的遗体抢回来。

老人掀起衣襟，3个拇指粗的疙瘩褶皱凸起：“这是抢小王的遗体时留下的。”在1952年底的一个雪夜，他们在战场的积雪里来来回回挪了4个小时，背回7位战友的遗体。其间，他被敌人子弹、弹片“咬”了好几口，留在体内的弹片渐渐在肚子上形成3个拇指粗的疙瘩。

“每次战斗，都不知能不能活下来。”孟老的语速慢下来，“战士们都明白，横竖是死，要死得值当。”每次冲锋号吹响，子弹擦着耳边嗖嗖飞，炸弹在脚边炸起雪雾，他们毫不畏惧地扑向敌军。

一仗仗拼下来，孟宪功活着回了国。转业时，组织上安排孟宪功回河南老家工作，他却执拗地选了这个连地图上都找不到的村子留下来。

“我活着回来了，可好多战友都牺牲了。我要留在这儿，这里离战友们近一点。”孟老起身挪到窗前，静静地望着鸭绿江。孟老房前200米就是鸭绿江，当年他和战友们就是踩着冰面跨过去的。

儿子孟庆军记得，父亲从没过过生日，却年年清明让家里备桌酒菜，给自己煮碗鸡蛋面。他点上一炷香，然后就坐在一旁吃面，看着烟丝一缕缕往上飘，直到香燃尽了才起身。孟庆军告诉我：“爸说，这天是牺牲战友们的祭日，也是他的重生日。”

前些年，孟老爱给来串门的孩子们讲战斗故事。说到与敌人拼杀时，他会撩起衣襟，指着肚子上3个凸起的硬块笑道：“这3块弹片，比你们爷爷盘的核桃还硬！”孩子们正惊奇地睁大眼睛盯着，老人又转身指着墙上的一张照片给他们看——那是抗美援朝出国作战之前他与6位战友的合影，只有他一个人活着回了国。

“爸的军功章谁都不让碰。”孟庆军小心地掀开木盒，里面除了军功章，还有当年指导员留下的皮带扣和一小包黑褐色的土，“这是1953年回国时，爸从阵地上装的土。”如今，电视里播放抗美援朝题材的纪录片，老人会盯着屏幕发怔，手抖得厉害。

此刻，我手里正握着这枚浸染热血的军功章。孟老的曾孙踮起脚尖，也想摸一摸太爷爷的“宝贝”。孟老欣慰地告诉我，小曾孙已会背诵《谁是最可爱的人》中的段落。

（蒋德红）

（中国国防报 2025年11月6日第三版）

责任编辑：李媛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