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这个地,过去都是中国人才的制造工厂,但到了元以后,确实就不大行了。明清以来,顶流文人集中出在南方,尤其荟聚在江浙,河南籍越来越少。到了当代,中国文坛“一线作家”里头,似乎也就刘震云与阎连科两位,以至于连从开封走出来的著名教授赵园女士自己也先不免“妄自菲薄”起来,认为中原早沦为“历史舞台”配角。我觉得至少在“文豪”生产的数量与质量上,中原早不及南方,尤其是江浙地区,的确是很明显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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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复现”的唐宋河南
至于这里面的原因,当然并非“河南人”本身不行,而是河南这个地太多灾多难了,苦难太深重了。尤其是元明之交与明清之际,历劫兵燹,灾荒不断,破坏之严重,今人都不敢想。而文教事业是最需要持续性的,那样不断冲击,人文的衰败自然无可避免。这就是明清以来,河南人才不再盛产,至少远逊于南方的最根本原因,说起来都是斑斑血泪。倘非要说“河南人”本身资质不够啥的,实际上现今闽粵江浙人基本都是河南人移民过去的,先祖说来说去还都是河南人,何尝真逊色了?比如我本人虽说是广东人,但我老家方圆数百公里的人都认河南祖籍,就是元乱之后,迫于兵火,不得已背井离乡,最终流落到广东,在那“暂时”落脚的。在南方的绝大多数地区,人们的文化认同,就是中原,意即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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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宗族社会的中原文化认同
但按赵园女士的说法,河南到了元以后,人才就接续不大上了,突然一下子断层很厉害,大不如前。她说,《大清一统志》列出明代豫籍“名宦”,即官场上的河南知名人士,就已经不多了,高拱、王廷相、马文升这些人大抵算是声名最著的了;而在整个明代,豫籍真正有全国性影响力的“第一流”文人,大概也就侯方域、周亮工、宋荦、王铎这几位,堪与顾炎武黄宗羲们并称的大儒孙奇逢虽称“夏峰先生”,但他是河北人,是晚年避难在河南辉县夏峰的;而开封周亮工干脆不打认自己是河南人,自称“本豫章人”而“实生秣陵”,将文化认同放在了江南。明代文场有最著名的“前七子”与“后七子”,这14位文坛大佬中,河南籍只占了两位,山东3个,江浙4个,而且是越往后越少,已很能说明文运之升降转移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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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以来,江南逐渐取代了中原,成为新的“文化中心”
我很喜欢的明代大文人兼头号旅行家王士性,他是浙江临海人,是比徐霞客还古早的大玩家,他自然很懂玩,喜欢跑河南游山玩水。他当时就注意到了中州人文衰落问题,也认为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此地战事太频繁了,人们生存太艰难了,人文传统破坏得太严重了,所以本地人文不免颓落,早无唐宋时代的亮瞎眼。他的原话是,“宛洛淮汝睢陈汴卫,自古为戎马之场,胜国以来,杀戮殆尽,郡邑无二百年耆旧之家,除缙绅巨室外,民间俱不立祠堂,不置宗谱”(《广志绎》)。在这里,他补充了一个河南文教衰落的重要因素,就是此地由于战事频繁,且元以后杀伐太重,导致传统的宗法社会几乎全面瓦解,文教就很难再支棱起来了。这是很有见解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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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1942
因为在元以后,当中原地区的宗法格局差不多全盘倾覆的同时,南方其实是接续过了这个传统,在落脚点很细密地重建宗法社会的。宗法制这地方,固然有很多不好,五四以来的胡适鲁迅们都是一通批,但有一点它是有绝对优势的,那就是凝聚血缘意识,强化共同体观念,一代又一代地接棒,全力栽培和扶持自家子弟,从而让他们出人头地,甚至不惜一切代价。换句大白话就是,以整个宗族的力量托举有希望的本土人才,比起中州的日益分散各自为政,太不一样了。比如晚清与民国时代,浙江的李慈铭、鲁迅这些人,到京后生计没什么着落,但只因有“读书人”身份,可以在近找到老家的绍兴会馆,不用交房租随便住,一住都是十几二十年,由宗法社会支撑下的“江浙同乡会”毫无怨言也有这个资本扶持本地本乡士子,同时的河南诸会馆就至少没有这么方便;再比如敝乡贤饶宗颐,当年流落香江,也是一穷二白,实际是有赖那边的“潮汕商团”大力支持,他需要什么资料,再贵再难买也有潮州同乡免费提供,这才成就了他这个“学术泰斗”。一个地区的所谓“同乡会”,如果特别吃香,究其实质就是宗法制盛行的产物。这种社会结构尤其有助于文教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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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举个很现实的例子,我身边也有好些来自河南农村的朋友,一问当地情况,这个“庄”那个“岗”的,一个村几百号人居然可以有上百个姓,这在南方农村是很想象的。比如我广东老家,无论父系还是母系的客家或潮汕,那都是一个乡镇近万人同一个姓,共认一个祖先,几乎找不到一户“杂”姓,有哪户人家出个秀才举人或清北状元,所有人都脸上有关,以为是共同的荣耀,平日则不断相互扶助。这种宗法社会,要兴文教,集资办学之类,自然是更方便的。内藤湖南那个著名的“文化中心移动说”,认为宋以后的中国文化中心是不断南渐的,实际说的就是经济中心、传统结构乃至宗法社会的转移罢了。这也是我常说的,别以为南方很开放,至今文化上最保守的,恰是粤与闽,其次是江浙。
经济最前沿的广东,至今绝大多数地区,还完整保留着古音、旧俗、祠堂、族谱那一套,甚至还有名义上的“族长”时不时穿着古装出来主持公道,北方人乍见之下,只怕以为在演古装剧呢!我就认为,当代中国社会,要说文化上最保守的地方,就是我老家广东;而真要论及思想上最开放的,只怕那得数河南人。要容我说再句大实话,即便是当代的河南,要说优势就是没有了太多历史包袱,因为传统那些旧东西离散的很离散了,所以很容易创新,也所以才有人调侃河南大地整一个“赛博空间”;但要说问题,则也是在于历史包袱抛弃的过于严重了,对文化传统的继承反不如南方,这就显得有点失“根”。事皆有利有弊,这个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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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中原文教渐不如南方的表象下,潜藏着太多难以言述的血泪史。前段我翻刘勃那本《失败者的春秋》,看到他也说到,后人纵览中国历史,就会发现“河南是一个很不安全的地方”,“当取天下之日,河南有所必争”,都在拿河南做炮火战场;而豫地本身又没多大竞争力,“及天下既定,而守在河南,则岌岌焉有必亡之势矣”,如此反反复复拉扯。按刘勃的说,在经历了种种悲惨的命运后,河南的“光辉”是在持续下降的:春秋战国不如商周,“东汉国力不如西汉,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而有六镇之乱,北宋处境艰难……一直到近现代史上的一系列惨剧”,数不完的苦难。尽管晚近以来的河南人,论才智论拼搏,那个劲头甚至在多数省份之上的,怎奈现实与历史都注定,他们要付出的更多,得到的却要更不容易些。即便到了当下,河南学子在“现代科举”高考这个事上,表现之优秀,只怕也是所有省份中最突出的是,虽然说起来似乎人人心中都有一部“痛史”。我自己身边就有不少河南至交,我就很佩服他们。他们人格特质中特别集中且明显的聪明、正直与质朴,也是我很喜欢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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痖弦(1932—2024),生于河南南阳
任何地方人才的盛产,是要有社会安定、物质富足为前提的。元明清的河南如何能够呢?说句大实话,乱世频仍时代,能保命就是万事大吉了,谁还有心思会想着《论语》《昭明文选》哪句没背好?前段我翻看去年刚过世的著名诗人痖弦的自传,他是1932年生在南阳,直到1949才在命运拨弄之下流落他乡的。他笔下1940年代的河南,灾祸连年,兵匪横行,乱离沧桑,人事漂浮,似乎人人都没什么尊严与安全感可言,甚至大半夜出门都可能随时掉脑袋,那种时代急促沉重的呼吸,可谓压抑到极点了。他与我祖父是同一代人,但同时的广东乡下,再怎么艰难困苦,也断然不至于此的。
世乱时代,往往人不如犬,我看了都掉眼泪。若要问“明清以后的河南,为啥突然不盛产人才”了,其实但凡多翻一点中原地区的苦难史,就会晓得问连这样的问题,都是冒昧的。
2025.11.3,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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