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大公馆)
笔者之前已经写过两篇公务员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文章,今天再从社会角度谈体制内公务员规则的溢出和示范效应。
今年国考有一个重大变化,报名的年龄上限从35周岁上调到38周岁,应届硕士、博士报考年龄上限也从40周岁上调到43周岁。
之所以调整跟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有关。根据2025年1月1日起实施的《国务院关于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办法》,男、女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逐步延迟三年,改为63周岁和58周岁。因此顺势调整了国考报考的年龄上限。
政府在中国社会中的影响至关重要,可以说社会上很多规则制度,其源头往往就来自于政府。比如随着互联网等新兴行业崛起出现的“35岁危机”,就来自于国考35周岁的报考年龄上限。
而内卷、加班等等,很大程度也是来自于体制内尤其公务员的示范溢出效应。因为在国家运转中,政府居于核心位置,其运转的基本逻辑,自然而然会被全社会效仿。
比如与公职体系联系紧密的相关企业,作为乙方,工作时间和节奏自然要跟着甲方来。而随着体制内越来越卷,沿着科层体系一级级传递,每一级都需要增加大量的落实、填报、备检等等工作,那么与政府有关的企业单位,也需要跟着加班。
还有受到政府强监管的领域,政府单位习惯了工作留痕,那么被监管的企业同样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去完成相关工作的留痕,这些工作难免存在形式主义,但不做不行,关系到责任。
体制内加班强度是越来越高、越来越普遍,公职人员执行的是《公务员法》而非《劳动法》,对加班总体持鼓励态度;而且不加班也不行,由于工作日事务比较多,导致周末时间的利用率大增,领导加班,下属就得跟着,公务员加班,企业也免不了。当然,任何行业都存在忙闲不均,中国很大,所以有人觉得公务员很闲,有的觉得很忙,都对,只是说一个总体趋势。
这个道理不难懂。比如互联网公司,真的需要所谓“996”吗?除了特定岗位和特定时间段,大多数岗位根本不需要在公司呆这么久,但因为老板不走、总监就不走、员工也不能走,反正都要待着,那不如白天多混混日子,大家多开会,等到晚上吃完饭,再开始工作,还能混夜宵、加班费和免费交通。顺带一提,要说“文山会海”,互联网行业绝对排前列,亟需整顿。
当然很多人也觉得公务员加班理所当然,但问题在于,当承担社会治理和监督职责的公职人员习惯了加班,尤其各级主线干部常年高强度加班,又怎么可能发自内心认为加班是不对的?又如何去想办法解决加班、内卷问题?
于是就出现挺有意思的现象:凌晨加班写整治社会加班的工作方案。
道理很简单,但从何处破局呢?
体制内习惯了加班,外溢影响到全社会,而全社会习惯了加班、并对国家治理提出更高要求,又反过来强化对体制内加班的要求,于是体制内加班更频繁,又进一步外溢。
未来,体制内尤其公务员必然是越来越忙、加班越来越频繁,目前看不到降下来的迹象。
什么时候体制内尤其公务员也开始追求生活与工作的平衡,开始真正整顿无效、不必要的加班,体现在个人评优材料和宣传中,不再把“加班”理所当然的视为先进的基础要件之一,那么全社会的加班才会得到根本扭转。这次广西南宁堤坝抢险,就特别重视抢险的科学性,严格执行了轮换和休息制度,不再没苦硬吃,就是好现象。
但社会公众能够接受体制内先不“卷”、减少加班吗?
似乎也不现实。
换个角度,这也是整个国家仍处于快速上升期的体现,有大量机遇,才值得卷,真要卷没有收益,大家也就不卷了。
在人类历史上,“卷”都是稀缺品。
未来国家需要做的,就是给想“卷”的人提供机会,也给不想“卷”的人躺平的兜底。
来源:大树乡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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