佘江涛丨政治视角下的苏东坡

他是世人皆知的大文豪，二十多岁名动京师，却仕途坎坷，屡遭贬谪。

虽然人生经历起起落落，但他却乐观豁达，在漫漫贬谪路上不断体察生命的意义，造福百姓，留下“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这样的诗句，在逆境中绽放出耀眼的光芒。

“古今不内耗第一人”“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吃饱” “东坡肉”“苏堤”“与张怀民承天寺夜游纪念日”“北宋顶流”……关于他的这些话题，网友们至今仍津津乐道，并从他身上吸取能量。

他就是北宋文坛领袖苏轼。

苏轼的MBTI是ENFP 还是 ENTP ？网络上众说纷纭

抛开诗词书画、美食旅游等副业不谈，苏东坡在北宋政坛上扮演着怎样的角色？他有着什么样的仕途理想？从政40年他又做出了哪些为民爱民惠民的功绩呢？

今天我们分享一篇由著名出版人佘江涛先生撰写的《千载浩然苏东坡》书评，一起来走近身为官员的苏轼为庙堂忧的浮沉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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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书的主观标准就是放不下，不断想读，

不断引发思考，不断想写点东西下来

由于主客观的诸多原因——时间和精力、专注力、动力的稀缺，我很少细读一本书，并且在书上涂涂改改，来回翻阅，把它读成像自己写的书；也很少为一本书去做大量的思考和笔记，一会书页上，一会便条上，一会手机上；更不用说长夜不能安眠，白天萦绕不去，引发了意识和潜意识的破裂和溢出，不写点结构化、甚至逻辑化的东西似乎就被压制得走不出来。这些情况一旦出现就会表明：这本书促发了我对“生存（人的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认知，它和在人性、制度的超长时段，生态、政治、文化的长时段，经济、技术、文明的中时段，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的短时段中的生存、经验、选择发生了较为紧密的关联。

徐兴无的《党锢败局》、赵益的《日落九世纪》《两宋党争》、夏维中的《崇祯的王朝》过去算是，汪维宏的《千载浩然苏东坡》近期算是。这五本书在文献的收集和分析、在叙事的历史和逻辑，在问题的挖掘和回答等关键部位，提供了太多的干货，在事实、真相、思想上都直奔主题，锋利、爽快，达到了“好快刀”的境界。这些书的“缺点”是：它们会促发反复的阅读和思考，每次都带出半明半暗的问题、半生半熟的答案。要提出比较清晰的问题，得到比较成熟的答案，需要投入极少数人才能具有的时间和精力、专注力、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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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政治视角的苏东坡

从文化（从人类的多种语言，以及它们系统的表达方法来理解的，侧重各种人文形态的文化）视角看待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有掌握文字语言的文人，这类知识分子的主流从事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文章写作；掌握图像语言，或动作语言，或声音语言的艺术家，绘画和书法是主流；掌握数学语言的科学家，不能和前两类相提并论；掌握了多种语言的文化人，精通多种语言的大学者，基本上就是贯通了文章、诗词、书法、绘画四者，苏轼是最杰出的代表。

书写古代知识分子一般不会从政治理念、方法、手段三者的视角入手，基本上是从文化的记录和评判入手。政治涉及到枯燥的理念和方法，尤其复杂琐碎的权威、权力、实力、利益的博弈，不如从生动的文化、艺术、文学，从超越博弈的精神世界入手。这也是中国历史上在文化、艺术、文学做出成就的人被不断放大的原因所在。精神方面的成就遮蔽了其他方面的缺陷和失败。精神造就的神话，渐渐地使后人对其余视而不见，甚至美化了对其余一切的叙述。

除了书写者一般对政治理念、方法、手段没有什么特别的兴趣之外，他们也缺乏真切的经验和实践、感觉和直觉、判断和思维，在书斋里感受、体会、理解先贤的精神世界远比他们的政务、要务、实务更能进入和谐、自然、自由和无我的境界。《千载浩然苏东坡》从政治角度记录苏东坡，推开了另一扇窗子，从中可以看见文化大贯通的苏东坡在政治舞台上上演的一幕幕人生悲剧，以及超越悲剧的风流潇洒，看见一位政治上的不断失败者如何走上自我不断解放的道路。

古代入仕出仕的知识分子都不可能生活在纯粹的知识、思想、文化当中，都不可避免地生存在人性、制度、政治之中。满脑子常常是超越自我和现实的高标理念、方法，和现实逻辑大相径庭。且业有专攻，写得太多太好的人，难免顾此失彼，很难两全其美。

作为宋朝最伟大的知识分子，以及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知识分子之一，苏东坡也是一个必然失败的、甚至一败涂地的从政者。在北宋王安石变法开启的、从未间断的、愈演愈烈的文人党争中，比苏东坡黄州、惠州、儋州之路凄惨的人也不在少数，新党、旧党概莫能外。只是苏东坡是大知识分子，他丰富、伟大的精神世界留存了下来，其余大部分人的荣辱成败都淹没在故纸堆里了，或者被后人随意再造、夸大和蹂躏。

在北宋纷繁复杂、经久不息的党争中，在机构和官位叠床架屋、冗官冗员云集、不杀一士散漫敷衍、新党旧党此起彼伏的宋代官场中，苏东坡内心恪守儒家政治哲学和理念——致君尧舜、为民请命，将政治科学和方法勤勉于地方工作以实现政治理想，但不熟谙朝廷政治的现实和运作，身处愈演愈烈的党争漩涡之中，难以全身。

他没有从神宗元丰年间的乌台诗案吸取深刻教训，虽经历了黄州的艰难困苦和精神洗礼，但本性依旧。他虽为旧党而不随，政治立场不坚定，神宗元丰倒数二年和王安石和好，哲宗元祐初期被旧党启用，竟然帮新政说话，公开以一分为二的态度对待新政，惹得旧党忿恨。同时个性张扬的毛病未改，得罪洛党，激发旧党内部纷争。

同时反新党“余孽”旗帜鲜明，快意恩仇，最终在哲宗绍圣年间新党复辟后被一贬再贬。

更有甚者，不屑随机应变、见风使舵、清浊同流，且恃才傲物、不拘小节、心直口快、喜好讥讽、独立不羁、斗争意志不强，这种个性易生是非，且容易被人拿捏。新旧两头不落好，成为彻彻底底的现实政治的失败者。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这是他本人对自己一生政治生命的真实写照，没有任何遮掩、突出和扭曲。

荒诞的是在哲宗元符终年，旧党出现了短暂的复辟，他又被从海南儋州召回重新起用，好在归途病故，否则又要被很快复辟的新党活活地再次侮辱。他死后不久遭到的彻底打压不证自明。

苏东坡出生于相对和煦富足的四川，从小能接受了各种思想流派的影响，成人后易于兼容并蓄，包容儒道佛三家三学之长，既有救世济民之抱负，也有清静无为、自然自由、无我禅定之精神境界，还不失纵横机辩之偏好。学养之深使他豁达爽朗，为后来的自我救赎打下了基础。

除此，他情感丰富、任性旷达，甚至狂傲不羁，不能忍事，是性情中人，人生跌宕起伏也未改少年本性。这一个性的优点是活得有滋有味，可以应对人生之无常；缺点是倾向多变、态度不定，且容易惹是生非，不能成为坚定的政治盟友。加上文化、艺术、文学才气极高，易于遭人嫉妒、惹人愤恨、授人以柄，甚至被设局构陷。自古风流且有才的人政治上很少有好的下场在他身上再次印证。

政治上的失败固然和政治理念、方法相关，但对于苏东坡而言，主要是因其个性和才华；失败后的自我解放是因为贯通多家众学，时时可以为自己找到精神的出路，后来为众多失败者找到了一条出路，成为了人生伴侣和知心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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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党争

政治理念、政治方法、政治手段构成了政治的三个层面。前两个层面和第三个层面经常处于矛盾之中，并且第三经常会彻底压倒前两者。宋朝党争的历史轨迹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理解苏东坡惨淡的人生命运不能离开这一轨迹。

神宗熙宁年间，官员们还坚守政治理念和方法，出自于两者的不同，自然发生文人本性喜好的互质和争执，但还保持着基本的君子风范和为人底线，没有被个人好恶、处世方式、意气，直至私利、你死我活所挟持。

神宗元丰年间开始，不再需要权威，只讲权力和实力，它们成了元规则、规则的规则，甚至连新党内部也争斗于萧墙，主帅王安石和主将吕惠卿发生争斗。到哲宗元祐年间，旧党内部也不能免俗，出现了洛党、蜀党、朔党的分流争斗，苏东坡也被卷入其中。

最后江河日下，堕落成徽宗时代只讲私人团伙利益、奢华享乐的亡国斗殴。恪守中和、中庸的大臣，如文彦博、吕公著、范纯仁、曾布，也最终在非黑即白的政治游戏中被淘汰出局。（北宋党争详见公号文章《两宋党争》）

起初关于政治理念和方法的争论，后来在人性和制度的扭曲下，渐渐演变成神宗元丰年间的新党对旧党的“诬陷迫害”，苏东坡成了文字狱的牺牲品；演变成哲宗元祐年间的旧党对新党的“快意恩仇”，政治成了决斗，苏东坡算是独立思考的人，同苏辙、吕公著、范纯仁一道被视作不识时务，两头不落好；演变成哲宗绍圣、元符年间新党对旧党、旧党对新党的“党同伐异”，苏东坡在元符末年（1100年）旧党对新党短暂七个月的反扑中再度北上，好在中途去世，否则等于去找死。1102年，旧党的至暗时刻到来，苏东坡1101年去世，没有自取其辱；演变成徽宗宗宁年间“元祐党籍碑”的“赶尽灭绝、政治独裁”。人与人之间的争执变成了党派泾渭之争，党派之争变成了世仇代恨，世仇代恨里大多是见不得的人的朋党利益、私人欲望，不再有任何公德公心。

大宋风流雅致、精美绝伦的文化外衣下包裹了太多的政治阴毒和知识分子的丑陋、恶毒。在这种政治现实中，政治理念和方法上的异见就必然会导致个人政治生涯上的彻底失败，加之其个性和才华又过于耀眼，简直就是雪上加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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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知识分子的入仕出仕

4.1入仕出仕是古代知识分子体制化的必经之路，无非是在政治哲学或理念、政治科学或方法、政治手段上形成一套以儒法为主体的治国理政的政治谱系，去应对本质上两千年来没有变化的政治体制。

两千年来，入仕出仕无非是在“尧舜知人安民之道”和“五霸富国强兵之术”的政治理念、方法的光谱两极，在实力、意志、利益、欲望的混杂中寻找立足点，形成不同的政治谱系。文景之治只是历史的短暂插曲和特例，以及政治系统方法中分支，并非系统方法本身。苏东坡在1071年熙宁四年给神宗皇帝的八千余言的奏疏中表达的是：国家社稷的存亡在于道德的深浅，不在于强弱；王道历数的长短在于风俗的厚薄，不在于贫富。这一观点也没有什么创新，只是宋朝立国的政治哲学或理念而已。说到底是要以对先王之政的恪守来内圣外王，而不是以对先王之政的变通来富国强兵。

其实王霸义利之辩、仁德刑名之争都是历史的陈词。旧党坚持以民为本，新党也想减轻民众的负担；旧党并不否认贫富差距的合理性，新党也对富人做出了让步。关键在于在实际政治上求得中庸无执贯通，相互谅解和中和。但神宗熙宁时期的新党和旧党的知识分子都是些书呆子，书生意气，面子第一，非要在政治哲学或理念上争个非此即彼、黑白分明，浪费了大量的吐沫和精气神，竟然开启了延绵不绝的文人（好舞文弄墨之人）之争。苏东坡黄州之后才悟道：大多纷争不过是“横看成岭侧成峰”。后来南宋的理学和心学、婺学之间的争论多少也是文人脾气的表现，其实贯通起来，根据情势选择不同的混合点，不各执己见，也不至于迂腐和玄虚、强直。

4.2入仕出仕无非是在人性、制度、政治、经济中找现实的出路，路走死了就在文学艺术宗教中找心灵的归宿，形成一套儒释道系统，去平衡内心世界，应对官场的阴晴圆缺。苏东坡的一生似乎是出路和归宿的完整诠释。政治失败后怎么办是苏东坡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真正价值所在。他在黄州之后形成的精神世界为一千多年来中国政治失败的知识分子开了一条内心解放之路。

现实和理想、真相和虚相是法家和儒家的现实政治一体两面、光谱两极的博弈，不同形式和状态的混合、两极之间不同的立足点是关键。老子的本相是圆融的混合和两极之间的平衡，是连接法之真相和儒之虚相的桥梁，也是通往本相之外的庄子自由的应然之相、佛的无相的道路。苏东坡没有老子圆滑高明，只是把道佛两家作为治疗儒家失败的镇痛剂、缓释胶囊，求得内心的平衡、自由和解放，而没有把老子之道作为政治过程中的手段。

法家、儒家成熟的政治家会根据综合实力、个人意志做出思维或直觉的权衡，做出妥协和挑战、现实和理想两极不同比例的选择。这一点上，无论新党的吕惠卿、章惇、曾布、蔡確、蔡卞，旧党的文彦博、吕公著、范存仁、苏辙，都远在苏东坡的水平之上。当然有人也会意志无比坚定地、宁可玉碎地选择理想和挑战，比如王安石、司马光，执着于没有他路的惟一道路。

成熟的政治家是把政治理念、政治方法、政治手段三者贯通的政治人。从政治视角下看，苏东坡算不上，司马光、欧阳修、范仲淹也算不上，王安石和他的新党几个干将可以算的上，只是都被后世主流的儒家政治理念、方法，被古代知识分子偏重的文化光彩，甚至被历朝历代求稳惧变的平庸作派淹没了。

政治在宋代是概率较大的失败行为，需要道家和佛家的思想去平衡。这一点伟大的苏东坡做得最好。他是政治一路的失败者，却是精神不断的成功者。儒释道的心力均衡，甚至后两者对前者化解，使苏东坡的精神成了之后生活困顿、政治失意、人生失败的知识分子拯救心灵的良药，没有此均衡和化解的良药，入世的人会很痛苦，深陷其中而不能自拔，会患上不同等级的心理疾病：情绪失控，人格分裂、精神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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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政治的理念恪守者、方法勤政者

苏东坡从小正统而刻苦的学习和家教，使他一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地信仰儒家的政治哲学，通俗地说是儒家的政治理念——济世安邦、致君尧舜、为民请命、履职尽职。他虽没有“洛学”那样拘泥传统，但最初也缺乏对先王之政的变通也是不争的事实。有一点必须强调，苏东坡对儒家政治理念的信仰是真信仰、坚定的信仰，这在其做地方官员勤政为民，在其重客观事实而轻党派立场，在其爱独立主见不随大流等方面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从小正统而刻苦的学习和家教，使他的政治科学，通俗地说是他的政治方法都是为儒家政治哲学和理念服务的，使他成为了勤政为民、注重实效、民众爱戴、造福一方的优秀地方官员。他有为实现政治理想做地方工作的经验和办法，但到朝廷政治层面，他和其他同样抱有真诚的儒家政治哲学和理念的官员——比如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一样，并不可能创新、改革出什么系统的政治方法。

这也是情理之中。首先，古代政治方法的核心不是实现儒家的政治理想，而是维护皇权和强大帝国的力量。古代中国是皇帝政治 ，国家和朝廷如何，皇帝是最重要的变量之一。宋朝的冗官弱兵、喜文厌武、好和避战也不外乎是维护皇权，外儒内法的政治制度的建构方法基本不会有太大的系统创新，不会超出先天下之忧、后天下之乐的范仲淹所条陈的十件事上。

其次，古代农业的经济体系不会带来经济持续跃升的增量，经济都是在丰年和灾年中起伏中缓进，任何大的政治系统的变革都可能导致入不敷出，与民争利，甚至民不聊生。

第三，腐败力量、集团利益强大，非儒家道德和官僚制度所能遏制。北宋御史台、谏院（最后变成了皇帝的马屁机构，谏台同体不分都针对官员，完全失去对皇权进谏纠错的功能）不能说对官员不凶悍，但敌不过最大的腐败：怕事不为、空谈误国、结党营私、互讦朋党、党争日蒸、机制沦陷、体制瘫痪。任何大的政治系统的变革都可能成为利益集团牟取私利的工具，播下龙种，收获跳蚤。

总之，在外儒内法、国不富强而民贫弱的政治、经济的总体框架中，儒家和法家的政治理念都不可能与时俱进地重构出什么系统方法，两千年来也只是在汉朝儒学的外衣上和秦制建构的框架中修修补补，东支西架，何况除神宗朝一直羸弱文雅的宋朝。德行之人理念甚好，但也难免方法空疏，老调重弹。

王安石的强国大变法可谓商鞅千余年之后的横空出世，后无来者，也必然失败。没有秦王的强权，神宗一直在新旧党之间搞平衡，无非以稳固皇权为前提；没有经济增量去持续支付大变法的成本；加上北宋官僚体制的腐败和腐朽，大部分官员都外好道德空议，内溺私利当头，最后发展到新党、旧党各谋其利、同室操戈。“神宗熙宁年间变法的龙种在社会各种利益纠缠中，逐次变成宋朝冗官弱兵体制下，神宗元丰年间文人党争的跳蚤、哲宗元祐—绍圣‌—元符‌年间党争的恶狗，最后成为徽宗崇宁年间党争的僵尸恶鬼。”

北宋之亡主要要由新党垃圾蔡京和徽宗负责，但最终却都要王安石和其新政背锅，这是高宗时代极度无所作为、怕事求安的荒唐表现。王安石之后、帝制推翻前，中国古代政治方法的变革再无惊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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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政治的失败者

在帝制的中国，政治的成功不是创新的理念和方法，而是带着正统的理念和方法往下走，把控现实政治的运作，深谙人性和制度的奥秘，配套政治的策略，最终拼的是政治底层的手段。把传统的政治理念、系统方法，尤其是切实的手段能够三位一体的文官是成功的文官。

我们对任何层次的知识分子都不能有过多的苛求和妄念。尤其政治手段实在比政治理念复杂，比系统方法精微，这些苏东坡年轻时不喜欢，只愿外派地方；后来懂了做不来，元祐年间虽然位高权重，但多次竭力请辞在朝廷为官。政治家如空有理念和方法而没有手段，便不能久在其位。

权威是有信仰、有方法的权力，权力是来自实力和法律的能力，实力是权威和权力的重要支撑，利益是权威、权力、实力各种形态的衍生。

权威、权力、实力、利益的获得—维护，分配—再分配，建构—解构—重构；现实和意志的评估，做出妥协和挑战、现实和理想的选择；甚至人性中本能和本性的消极、负面、向恶的搏杀，政治理想和相关政治方法的完全放弃和背弃，都是政治的底层。

政治的底层最硬的地方就是完全不畏真伪、对错、是非、正邪、功过，只畏强弱、贫富、利害、成败。北宋自神宗元丰年间开始这种政治生态慢慢成型。理想主义、品德高尚、风流倜傥、不拘小节的蜀人苏东坡自然无法在这种生态中存活的；而王安石的随从者——吕惠卿、章惇、蔡確、曾布，司马光的随从——刘挚、梁焘、王岩叟、刘安世——则显得能力强大，而那些毫无底线、被个人欲望左右的人更是如鱼得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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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党争和政治失败后的精神胜利

政治家治国理政的理念和方法、取舍和侧重都不尽相同，具体的水准也不一样，通过复杂的人性、现有的制度、变幻的现实去实施时也不尽如人意。加上期间混杂了党派的偏见、利益纠纷，很难求同存异，也很难做出一致而公允的评价。像苏东坡这样执着于儒家“致君尧舜、以民为本”政治理想、擅长地方治理、行为不算偏执、文学艺术才华横溢、随性随意的官员，在叠床架屋、党派纷争、变化无常、人心叵测的宋代官场难免失败。只是他的文学艺术才华把他的自我解放、精神胜利的精神光大于世，成为一代代人生各类现实失败者、尤其政治失败者的精神出路。

黄州之后他已深得儒释道三家三学之间的贯通，所以他并不十分珍惜元祐被重新启用。此时，他也知道朝廷政治的逻辑，知道自己的个性完全不适合朝廷党派纷争的政治环境。苏东坡反对尽除新法，得罪了司马光为首的旧党主干“朔党”；但并不反对清除一切变法人士，自然是伤人重拳，难免日后被新党的重拳所伤；同时，苏东坡他心高气傲地得罪了程颐为首的“洛党”，被扣上了自己都不清楚的“蜀党”首领的帽子。今人看苏东坡的文化辉煌，很难想象到他在元祐最初三年最辉煌的职场时期都做得里外不是人。

但他有超级的心理平衡能力。其实，对于大多数人，政治上的失败或者退却在所难免，即使是完胜者也要面对衰老和死亡大限的降临，需要在道家的本相世界之外的应然之相世界，以及佛家的无相世界中得到解脱。苏东坡做了一个最典型、透彻的案例。

总之，作为政治人，在第一个层面，他恪守儒家的政治哲学或理念，是一位执着于理想主义的儒家。

在第二个层面，他的政治科学与其政治哲学相一致，有着与治国理政理念相应的方法，并在地方行政中得到实施。

第三个层面，政治手段欠缺，不谙人性的幽暗，不适应制度上的盘根错节，加上其汪洋恣肆的才华和个性，加剧了政治行为的风险要素，雪上加霜在所难免。

政治与幽暗的人性紧密相关，与纸面上政治制度的实际运作紧密相关，与个人和集体的意志、实力紧密相关，需要将法家的现实主义和儒家的理想主义不断地进行调整，做出妥协和挑战、现实和理想之间的选择。但总会有人在原则问题、人性的幽暗、制度的缺陷、自己的个性等面前不顺应现实，并不做出妥协。道家思想对他们而言只是事后的解药，不是事前、事中有力的工具。

苏东坡的政治生涯也算是一个例外，他很少顺应现实，做出妥协，“长恨此生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但更例外的是他丰富伟大的精神世界，他顺应天地，和万物妥协，融为一体，“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苏东坡的政治坎坷在很大程度上反向成就了他的精神世界和日常生活，以及外化的文学、艺术，并不断凝聚和释放了他ENFP 的人格魅力。他的政治挫折和精神世界、生活风趣、文学艺术成就之间，他起伏不定的遭遇和人格之间存在着深度的互动关系。

苏东坡性格外向（Extraverted），喜欢与人交往，善于表达自己，在天地万物中汲取能量；直觉（Intuitive）带给他无限的文学和艺术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情感（Feeling）使他注重生活的价值而非功利；感知（Perceiving）使他能够追求自由，接纳变化。他的ENFP人格流溢出来的精神世界、生活方式、文学和艺术杰作使他成为芸芸众生的人生启发者和领路人，使他们生如蜉蝣却笑蝇营狗苟；但这种人格情绪化强，组织能力的欠缺，并不适合严厉冷峻的现实政治，尤其北宋的政治生态。

同时代的官僚并不喜欢现实的他，他做人太无顾忌，好讥讽，且才华压人，和他在一起并不开心、轻松。但后代的官僚又喜欢精神的他，因为他们最终都觉得自己以失败告终，需要“精神鸦片”的安慰和疏解。

政治并不能替代一切，精神力量同样能推动人的解放，以致历史的进步。苏东坡的个人遭遇沧桑且不幸，但他把自己的心灵升华到无尽的时空当中，辉映古今，送给我们一个可望也可及的至高境界。这就是《千载浩然苏东坡》一书给我们的记录和启示。

此文总算写完，忽闻“江上之清风”徐来，突见“山间之明月”当空。读者欲深入了解和理解政治视角下的苏东坡，建议细读汪维宏的《千载浩然苏东坡》、赵益的《两宋党争》，深度思考一下，在时间紧张、精力有限、无法专注、读思写动力不足的时代，逆反一下人的本能和本性，定有千年之悟，得千年之道，进入历史的长时段和中时段，不被短时段的风起云涌所迷惑。